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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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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如何打掉十七種大老虎？

作者：雲起時於 2016-9-15 20:5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生活如海|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地主階級, 三國時期, 積極性, 民生

內容摘要：三國時期名動四方的國士——何夔，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與不肖，居然別矣！」其間詳細論述了完善以賞、罰二柄為手段，以審核形名為核心，以堅守虛靜為形式的「主道」的重要性，亦即宣示統治階級惟有完善法治，才能對百姓為國建功、恪守德行提供環境保障。話是不錯，但何夔本人作為一個地主階級的「士」，說這話的目的很是可疑，怕不是為了爭取什麼民主，而是想方設法調動百姓的積極性，以便更好的為上位者服務，也讓自己的「老闆」坐江山坐得更穩。因此可以說，何夔這一句話，包含廣袤。其中既有注重法治、再造乾坤之意，也有為民請命、保障民生之慮，更不乏勞役眾生的帝王之術。

事實上，法治、民生與權謀（亦即帝王之術）三項課題，其上下急緩之別關乎國脈氣運，興衰榮辱，早已成為歷朝歷代統治階級趨避不開，必須直面的一個難題。

關鍵詞：帝王之術禍國害本法治精英校長代表大會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先聖韓非，就曾有言，只有『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方能使『智者盡其慮，而賢者敕其才』。這話的意思很明顯，作為一名合格的為政者，先要把「完善法治」這一課題放在重中之重，這樣才能為經濟發展與科技騰飛奠定良好的政策環境，從而為保障民生打下堅實基礎。百姓一旦安居樂業，政權自然穩固。上位者則更是功在千秋，其生前的榮華富貴與死後的功名大業，如沉松臨風，均無可撼動。因此，古來英明果決的為政之人，無不把功夫下在吏治、反貪、發展經濟、鼓勵創新這一系列有利於完善法治的舉措上，而很少用在愚民傷政的小聰明、小動作（亦即帝王之術）上。『倒行逆施畏日晚』的紂王，並沒有被他「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的小動作、小聰明所救，終不免鹿台自焚，灰飛煙滅。李世民的貞觀盛世與朱元璋的洪武大治，多半生於二人「以法治國」的決心，而與二人的帝王之術無關。

帝王之術作為統治階級奴役民眾、統御下屬的一門領導藝術，在亂世之中，的確有鼓舞士氣、排斥異己、迷惑敵人的作用，因此可以作為「治戎」與「理民」之外的一劑「麻沸散」。譬如樹木，欲使之發榮滋長、欣欣向榮，就要想盡辦法讓它開枝散葉，甚至是旁枝斜出也在所不惜。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樹根必須是正的。樹根不正，則無法屹立根植於大地之上。帝王之術作為旁逸斜出的樹枝是可以的，有利於百官敬畏主上，恪守臣節，也可以在民間延伸帝王將相們的意志觸角，使四方宵小不敢妄動。可是如果統治階級把它作為樹根，那可真就如南雷先生所言，是地地道道的「戮民之賊」了！想要不被「親戚之所畔」，真是難於上青天。

的確，統治階級一味執著於加強集權、鞏固統治、奢靡享樂，而對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視若無物，社會哪有進步可言？百姓又哪有民權可講？社會發展進入停滯，統治階級一家獨大，就很有可能如後唐時期康澄所言，出現六個「深可畏」：

①賢人藏匿（賢能之人躲到深山老林之中，不願入仕，跳樑小丑四方雲起）

② 四民遷業（士、農、工、商擅離職守，改變行業，紛紛追逐蝸角虛名，蠅頭小利，而不務實際）

③ 上下相徇（領導與下屬、百姓之間互相猜忌、互相觀望、互相算計，各自奉行厚黑寶典）

④ 廉恥道消（以恥為榮，以榮為恥。御用文人或為人師表者在行政教材上對英雄人物歌功頌德，私下裡卻教育親近之人不可效仿，並再三囑咐）

⑤ 毀譽亂真（真說成假，假說成真。有功不賞，無罪受罰）

⑥ 直言蔑聞（表面鼓勵百姓說真話，表實情，然而百姓一旦開誠布公，想要推心置腹，居上位者常常又堵上耳朵，或者乾脆不屑一聽）歷代政權之敗亡，皆源於此。

洪武大帝不愧是一代梟雄聖主，首先革除弊端，廢置千古以來帝王家玩弄不休的帝王之術。更深深操控賞罰二柄，法目如炬，整飭朝局，其「申誡公侯榜」把君王與大臣之間的陰私說的明明白白，毫無忌諱，並提出了雙方共同遵守的法則，堪稱千古絕唱。筆者遙追《呂覽》、《史記》，近觀《明史》、《智囊》，以為古今官吏，可分一十七類。（酌定級別為優秀、稱職、平庸、不稱職。借古觀今，理應將優秀者升賞，稱職者留任，平庸者辭退，不稱職者重罰）對於這17類官員，賞罰不當則會引起政局不穩，民心思變。惟是，這17類人千變萬化，均有各自賴以生存的「神兵利器」。君王出招不當，還可能為其所傷。追溯兩漢煙雲與洪武雄風，或許會讓我們從這位與眾不同的「朱皇帝」身上有所啟迪。

第一類：堅守操履，不露鋒芒。譬如荀彧、楊秉就屬於這類。荀彧世稱『王佐之才』，屢次為曹操提供奇謀佳略，使其略定中國，可謂才高於世。但為人很低調，辦事也謙遜，很少得罪曹操這個老闆，也因此備受曹操的推崇，一度被推倒「吾之子房也」這個高度。楊秉也素以樸實勤謹著稱，待人寬和，性格平易，清白寡慾。平生自詡三不惑：酒、色、財。可二人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小節上可以含糊，大節卻看得重若生命。二人都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擦則無徒」，也都信奉「大禮不辭小讓，大行不顧細謹」，因此沒有道德潔癖，也不要求自己的主子或其他人在小事上也循規蹈矩。但一旦別人的行為破壞了國之大計或他們的人生理想，他們就不惜以身犯險，以死諍諫！哪怕對方是皇帝，或者是有著皇帝之實的丞相。

在曹操僭位稱王的事件中荀彧的態度，與及在黨錮之亂中楊秉對侯參的態度，便是明證！可悲可嘆的是，這種在小節上不錙銖必較，而在大節上絕不含糊的人，在隨後的歷史煙波中越來越少。儘管後人對荀彧、楊秉的做法褒貶不一，但人各有志，智商可以分高低，志向是不分愚智的。二人一生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兢兢業業，無愧職守，堪當「稱職」二字。洪武大帝對二人的事迹參合考察，驗於本朝，拔擢了直言不避權貴的陶垕仲。

第二類：忠恕待人，養德遠害。這類人常以忠恕濟世救人，也常以忠恕自保。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類人堅信人與人之間，不獨口之於味有同嗜，目之於色有同美，即心之於理義，亦有所同然。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人倫相處，只要反身而誠，能近取譬，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便可「雖蠻貊之邦行矣」。資治通鑒中的龔遂便是這樣一個人。對於斬木為器的「暴徒」，居然並不急於給予「反賊」的帽子，反而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鋤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

是的，中國民眾對上位者實行暴政的逆來順受的能力，冠為世界之最，沒到殺身毀家、迫不得已的地步，是不會造反的。面對漢宣帝這類無所作為的昏君庸主，百姓有權揭竿而起。然而古來的文化與政治系統，總是不問情由的提倡「餓死不為盜，窮死不為娼」。龔遂再次以行動和事實告訴了我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幻想百姓們無償勞作，自己竭澤而漁，而不予「賞譽」，一旦稍有異端，便蔑為「反賊」。這種想法只能是統治者自得其樂、自欺欺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在體恤民情、求真務實這一點上，龔遂絕對稱職！器量深沉宏大的李文忠，頗與遂同，被擢為上將。

第三類：胸懷大義，勇於直言。時至近代，這八個字已漸漸被作為「冥頑不靈，迂腐不堪」的代名詞。但古時風化，畢竟不同現在。東漢末年的「懸魚太守」羊續，便是這樣一個人。羊續為人稱頌，主要是他不沾不貪，清正廉潔。他做南陽太守時，南陽的權豪世家多尚奢麗，這樣勢必增加百姓的負擔，羊續對此非常厭惡。他「敝衣薄食，車馬贏政」，決心以自身的行為來糾正這種不良習俗。有一次，府丞獻給羊續一條活魚，讓羊續改善伙食，羊續「受而懸於庭」。後來府丞又一次進獻，「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這便是為世人廣為傳頌的「羊續懸魚」的佳話。

此外，他直言披露宣帝賣官鬻爵的話語，也非常烈直。靈帝想任命羊續為太尉，位列三公。當時凡拜三公者，都要拿出禮錢千萬送給「東園」，由宮中派出使者督繳，這種使者叫「左騶」。「左騶」是代表皇帝去的，一般新授官的人都恭敬地迎接招待，並厚加饋贈。羊續卻讓使者坐在草席之上，舉著自己的破袍子對他說：「臣之所資惟斯而已。」精於世故的人看到這裡，不免要覺得羊續可笑，居然為官多年，還是不諳世道。但相比之下，更可笑的豈非是漢宣帝本人？官者，國家之公器也。何況是部長級幹部！居然用來賣。為圖眼前小利，居然連千秋的霸業也都忘卻，如此劣行，何異於殺雞取卵？實在是連當自私自利的君主也不夠格。在洪武年間，對於同羊續一樣的「快口御史」韓宜可，亦曾大觸皇帝的霉頭，竟然「會賜諸司沒官男女，獨不受」，而且更進諫說：「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逾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辦案漂亮不說，還公開拒絕皇帝的賞賜，更在大庭廣眾之下提出「連坐」的不合理，真是「放肆」到了家！

然而，農民出身的朱元璋並未動怒，反而對其大加讚賞。如果這還不足以證明這位傳奇皇帝的與眾不同，那麼他對皇侄朱桓、女婿歐陽綸的判決，足以明見他是亘古少見的聖君。對於舉報揭發而又直言犯上的鄭士元等人，不惟不斬，竟而加官進爵，更是令人嘖嘖稱奇。韓宜可、鄭士元在懲貪中的表現可謂鋒芒畢露，絲毫沒有顧忌什麼潛規則。洪武大帝為了誅戮奸豪，居然並不計較。可吏治肅貪、誅殺權貴並不能證明朱元璋是以民為本，如果說能，也僅僅是以民為資本而已。貪官除盡，暴吏殆絕，對他朱家江山永固最為有利！

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無私即大私。

信然！

而後世的統治者，別說以民為本了，卻連這最大的自私也往往做不到。遂使我華夏百姓的苦難，一日深似一日。

第四類：弘思遠益，應權通變。這話最早是諸葛亮先生說的。他算得上是一位著眼長遠的政治家了，同樣身處亂世，他沒有像別的諸侯那樣——「飢則食，飽則棄」。而是「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以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僅此二十個字，足以活活羞煞後世為相者。唯一要聲明的是，諸葛先生的貢獻，主要在治國、理民、練軍、外交四個方面，軍事才能則並不如何。正像司馬懿說的那樣「志大而不見機，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在明知自己的軍事才能並不如何時，竟還要窮兵黷武，弄得蜀國上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實在是失策之極。

一錢太守，二不尚書，三湯巡撫，四知太守，留犢縣令，懸魚太守，都與諸葛先生一樣，做了他們該做的，盡了本分而已，充其量只可說稱職。只是由於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在統治者們淫巧的帝王之術的驅策下，官場上厚黑迭生，詭詐如雨。身居相位者能謀身固寵、壽終正寢已經不易，更遑論盡職盡責。也正為此，諸葛亮等人才顯得彌足珍貴。在明朝萬曆年間，要報考國家公務員，先要學的不是如何治理民眾，促進經濟發展，鼓勵發明創造，而是保身大全，因為此術攸關性命與官運。董必武說：「精通一科，神須專註，行有餘力，乃可他顧。」一本保身大全學下來，還要吃精吃透，非得二三十年不可。當官的都把精力放在這上面，社會發展之進速可想而知。

尤為可悲的是，歷代為政者總希冀百姓與下屬對自己竭盡忠誠，放下厚黑與私慾，一心一意撲在生產力的發展上，而自己卻依舊不拋棄愚化蒼生、算計下屬的帝王之術。這就好比一個拿著衝鋒槍的強盜，警告他面前的警察放下防爆盾一樣。

朱元璋棄用帝王之術，使王朝風氣大概，不致上下相徇，實屬難得。然而由於封建體制所限，大明王朝鼓勵經濟發展與科技創造的政策仍是廖若星辰。在這一點上，朱元璋和其他昏昧短視的封建帝王沒什麼兩樣。應該說，無論何時，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都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

第五類，精思銳進，躬冒奇險。當一個政權行將就木之時，通常會出現兩類人，一類是推陳出新，革故鼎新，準備取而代之的民間領袖或宮廷權臣；另一類便是準備在原有體制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繼承，古為今用，科學發展，與時俱進，亦即變法改革。改革是指各種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宗教組織作出的改良革新，通常一個改革是否能成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若成功可讓該國走向穩定局勢，若失敗可能遭致內亂或衝突。在中國，首倡變法者無一例外的會有殺身殞首之禍，不惟一己之軀，九族亦會受到株連。然而在這巨大壓力的催迫下，我們依然不缺少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

商鞅、吳起、李俚、屈原、韓非、王安石……他們或身死功成，或殞身不恤，或身敗名裂，但對於民族與家國，無不留下信念的烙印。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壯哉！

很遺憾，即令在天下大治的洪武年間，在貌似英明神武的朱元璋轄下，中國亦沒出現什麼出色的改良家。

直至明末，方才出現了一位承前啟後、語出驚人的南雷先生。

他認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從本質上來說：「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應該高高在上，處處獨尊的地位。就應該盡自己應盡的責任，即為天下興利除害。否則就該遜位讓賢，而不應「鰓鰓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於其子孫」。

而君主賢與不賢，百官的廢置與興設，則應本著「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的原則，由大學校長來裁定。這裡當然不是指所有的大學校長，哪個學校產生的企業家與科學家最多，這個學校之校長便理所應當成為人民的代表，參政議政的主體，甚至國家命脈的把控者。

讀通了南雷先生的一番智哲，使我們頓悟，處在痛苦與黑暗邊緣的人民不該在被動的期盼什麼明君聖主，治國良相。

坐在滿口毒牙的專制寶座上，任誰都難免因時間太長又無所忌憚而患上政治狂犬病，從而施展使山河草木都陷於氤氳混沌的帝王之術！

權力需要監督與制約！

第六類：中庸圓滑，首鼠兩端。此類中人慣信「庸德庸行，和平之基」，辦起事來思前想後，掐謀算計，八面玲瓏。特點是誰也不得罪，凡事剿稀泥。目的就倆字——保官。這類人大約在厚黑的湯藥中浸泡的時間太長了，已沒有什麼赤子之心。一切只是見機而為，不會因為情緒和義理左右自己的既定心態。西漢的韓安國在這方面可說是代表人物。中國官場正因為有了這一類人，才致使諸多大事難以委決，已經很明白的事還要再三商榷，行政效率低下，到處充塞意識形態。朱元璋深識此類中人為禍官場，他們大都雖無噁心，然而間接致使朝局僵化，百姓有怨難申。群眾性事件發生時不重視，待到事情的矛盾激化后，又試圖利用與周圍官員的政績共同體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遂使「天下無事」。然而一旦出事，卻又是捅破了天的大案！尸位素餐的徐本，正和韓安國是一路貨色，由於他的姑息養奸，致使朝廷的強項令——道同死於朱亮祖之手。朱元璋終於忍無可忍，將其流放塞外，永不錄用。

第七類：貪暴禍民，利令智昏。春秋戰國時期的鄴縣縣令——西門豹，剛直不阿，本著「君子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的原則，常以興國安邦為己任，好自為之。一年縣長做下來，口碑甚佳。轉眼間又到了向上面呈報政績的時候了，魏文侯派來兩名親信到此視察，西門豹卻對他們十分簡慢。左右多次暗示西門豹送禮請客，西門豹卻只遞上一張策論，正色道：「而今鄴縣與周圍七八個鄰縣都乾旱而難以自足，敝縣實在拿不出什麼東西來孝敬了。僅以治旱引水的策論一十二篇呈上，希望二位轉達天聽。如果鄴縣與其他地區的旱情得以緩解，糧食得以增產，百姓得以安居，魏文侯一定不會吝惜錢財，而會以千金賞賜兩位（的薦賢治災之功）。同時，鄴縣如果因此富裕起來，那百姓一定不會忘記二位的恩德。如此一來，在魏文侯與鄴縣兩處，您二位都會長期得到實惠，可謂一舉兩得。」

魏文侯的兩位親信對西門豹呈上的策論看也不看，丟在一邊，一頓挖苦諷刺，而後揚長而去。到了吏治考評的時候，平庸這兩個字如期烙印在西門豹的治績之上。毫無疑問，他面臨著被辭退的命運。

與西門豹遭際相同的，還有後來的玄德公。只不過劉郎氣大，直接把暗示自己請客送禮的督郵鞭打了一頓，掛印而去。

西門豹卻強壓怒火，委曲求全，做出一副低三下四而且矢志不渝的架勢，對魏文侯道：「我知道如何治理好鄴縣，而不使自己的治績淪為平庸了。我請求再次治理鄴縣，如果半年後我還是治理不好，我請求接受腰斬的刑罰。」

魏文侯為其誠意所動，勉強答應。

西門豹於是加重搜刮民脂民膏，大力賄賂魏文侯派下來視察的親信。半年之後，西門豹的政績與民聲俱佳。魏文侯親自獎勵他，賜予他百金，並請求他繼續治理鄴縣。

西門豹眉頭緊鎖，無奈的嘆了口長氣，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瞥了魏文侯的左右親信一眼，苦笑道：「以往我是替您與天下百姓治理鄴縣，您幾乎要罷免我；現在我只為您的左右治理鄴縣，您卻賞賜我百金。有鑒於此，我恐怕不能真正的治理好鄴縣了！」於是請求辭職。

魏文侯見到左右惶然，立即頓悟，拉住他的手說：「以前我不知道您的為人，現在我知道了，我一定請求您再次治理鄴縣！」

西門豹於是悉心竭力治理水患，發展民生，輔佐主上，使魏國的強大幾乎能夠稱霸。

故事到此，算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時隔多年，已經飛黃騰達的西門豹或許對於其中的一個細節，還是難以索解。那就是西門豹並非剛出道的憤青，沒有對暗示自己請客送禮的左右大加訓斥，也並非不懂世故，不肯行賄。他的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只要自己的這篇治水策論能夠上達朝廷，一定能夠使他們獲取千金。在處於窮途末路、身無分文的自己看來，已經算是行了「重賄」，何以他們竟還要在魏文侯面前對自己大加詆毀，以致自己的治績淪為平庸了呢？

同樣，被督郵索要禮物的劉備，也許也會存在一個疑惑：如果督郵大人可以「網開一面」，甚至藉機對上面美言自己幾句。自己三兄弟一旦有騰達之日，難道會沒有表示？

可惜，二人的美好幻想終究落了空。也只好暫時躲在陰溝暗角大嘆：「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實際上，二人大可不必心生疑竇，因為魏文侯的左右親信與及前來索賄的督郵之流，實在沒法從西門豹的策論與劉備的潛力上看出「千金」，而且他們也不需要那麼昂貴的「千金」，他們要的，僅僅是一件禮物，一桌酒席。

俗話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古來能夠稱之為「姦邪小人」的人物，往往貪的是成千上萬的「大利」。集腋成裘，遂使自己身價過億，萬眾欽羨……

而魏文侯的左右與及督郵之流，只值一頓飯！

可悲可嘆的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英雄之於陌路，連自己尚且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又拿什麼來湊一桌酒席，一頓盛宴呢？

由於督郵之流在基層的當道掌權，遂使千千萬萬個科技發明、學術理論、人才精英淹沒於一頓飯中。

現今的熱銷小說——《城管來啦》，對這類官員的論述更加詳盡，不妨一看。

在吏治嚴明的洪武年間，直到臨死前還不忘讓罪犯家屬向自己意思一下的刑部侍郎王希哲，主簿楊叔征，獄吏仇衍，獄醫儲建安，無一例外的被朱元璋剝皮揎草，夷滅三族。

第八類：為民請命，妄稱獨醒。吳承恩自幼聰明過人，《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補上「歲貢生」，后流寓南京，長期靠賣文補貼家用。晚年因家貧出任長興縣丞，由於看不慣官場的黑暗，不久憤而辭官，貧老以終。與他遭際相同的還有杜甫、李白、蘇軾、唐寅、鄭燮……

過於詩情畫意的政治宏論與朋比為奸、沆瀣一氣的官場現實相互交疊，使這些人的心靈長期處於上下不得的窘境。

也由此註定了他們的人生與仕途——也跟他們的心靈一樣上下不得。

愈值近代，這類人要麼躲在自己所轄的一畝三分地里幻想著有一天能被「三顧茅廬」，要麼著書立說，欲留芳名於後世，要麼自我炒作，引人眼球，要麼寄情山水，夜夜爛醉，要麼乾脆下海經商。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中間不乏有經國緯政的治世之才，但大多數不過是書讀得太多，自我感覺又太過良好，因此一與現實接觸，便顯得格格不入。

第九類：浸淫六藝，博名攬虛。不惟貪財貨、貪飲食、貪華麗、貪美色者為貪官，貪名、貪權、貪藝者亦為貪官。由於所受的教育及家庭環境的紛繁複雜，未必所有人都對錢財感興趣。也有為了蝸角虛名、古玩字畫、眾人追捧而身陷囹圄的。秦升是個好典型，在抗震救災期間，他能抵受吳興武的多次拉攏腐蝕，而在蔡玄的廳堂之上，居然被一張楊補之的《四梅花圖》攝得心如鹿撞，幾經掙扎，遂與之同流合污。終於還是走上了貪污虐民的不歸之路。

秦升之流的官員，大半英雄主義情結深重，總覺得天下蒼生，唯我一人。把名聲看得比生命還重。殊不知佼佼者易污。

他的落網對現今的青年官員是個借鑒，尤其是預備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官員。

嗚呼！標節義者，必以節義受謗；榜道學者，常因道學招尤。故君子不近惡事，亦不立善名！

第十類：恃權滋橫，偏霸地方。除了極少部分，類似袁紹之流的善忌之主，大部分英明仁智的君主還是希望追隨自己的部將能夠善終的。雙方平安無事，於國於己，均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仗著自己手上有軍權，能夠彈壓一方了，就肆無忌憚，弄得地方上下雞飛狗跳，不能不說是不識時務。因此無論是出於保權的考慮，還是出於不能讓現今的政府軍還原為先前「匪軍」的考慮，彭越、英布、灌夫之流的豪強，都必須處死。

還視明初，廣州守將朱亮祖在任期間，私下經商，強搶民女，敲詐勒索，干預行政，扶植黑社會勢力，魚肉百姓，罪大惡極！

朱元璋在對別的功臣的處置方法上，或許不近人情，太過毒辣。然而對於朱亮祖的處決，真是令人拍手稱快。

第十一類：勸學自進，以問縛人。此類人以文官居首，大都是通過考試、做學問一步步升上來的。獲寵之後，當然不能丟掉老本行，為了不負聖恩，便又成為八股取士的主考官。

在這類考官所精心炮製的試卷之上，不難發現三大屬性與四大弊端。其一，辯護性。即為政權的合法性做反覆論證。其二，同化性。求同排異，力求把人都塑造成一個模子。其三，蒙蔽性。這是由辯護性與同化性共同結合，所衍生出的一個全新屬性。即要求以育人為善為主，弘揚正氣為根。現實中一切有違禮法之事，在試卷上均被溢美。

四大弊端則為：一，題目答案偏狹，二題目本身怪誕，三，題目注重繭絲牛毛，四，題目解析十分艱難。

面對著這樣的試卷，使我們無時不刻不再頭腦中閃現兩個字——保權。

如果普天下之秀才貢生都疲於應試，的確是沒心思再議論朝政，關注民生，心有旁騖。統治階級自可高枕無憂，安然入睡。

清中葉有一考場打油詩——《黃鶯兒》，道：「命題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

洪武大帝朱元璋對於以錢財、以作弊之手段來在考試中謀求良好成績的做法，深惡痛絕。然而在以帝王之術為指導思想，以求同排異為目的，以偏難怪誕為手段下的考試，學究們不宜再大談誠信應考、刻苦攻讀抑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頭懸樑，錐刺股」之類的至理明哲，否則便不是「明德至善，學須弘志」，不是「厚德載物，博學濟世」。而是對反抗者與先驅者的殘酷鎮壓和對人性的蔑視。

明朝的李汰雖然清廉自守，兩袖清風。但一心只為八股取士搖旗吶喊，只此一過，便抹殺了他全部的功績。

第十二類：身陷重枷，拘泥冥頑。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本本主義在歷朝歷代、古往今來的官場中，均不可避免的存在著。的確，出於對人類某種美好願景的嚮往與尊重，我們需要形式；古語說：『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那麼適度的擺官威也理所當然；無論多麼深刻的社會實踐，也都需要充足的理論加以指導，所以我們也需要「本本」，當然了，是以總結和披露現實為基礎的「本本」，不是某種假、大、空的虛妄學說。但如果這三種主義，竟由官場染色體轉換為官場基因，那麼停滯的力量就遠遠大於前進的力量，歷史也只能不斷的重演和打轉。在一個充斥這三種主義的國度里，官員們時常杯弓蛇影，以小見大，見微知著似的把一切問題「升華」為政治問題，到處充滿著意識形態與象徵意義。契訶夫筆下那位裝在套子里的人，正是古今中外官場中的中層幹部。學術創新與科技發明在這類官員高大背影的輻射下，無一不成為異端。

還記得蕭子良在被范縝的《神滅論》駁倒之後，「意味深長」的道：「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

世故的上位者在被真理批駁的啞口無言之時，總會重複的做三件事：

1. 承認提出者具有一定才具

2. 誘之以利，勸誡具備才具者應把才具用在「正途」上

3. 指責提出者提出的理論太過「偏激」。

竟陵王蕭子良真可謂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本本主義的集大成者！

第十三類：匱才乏術，無所進益。從前有一位叫做宓子的官吏，一天到晚十分憂鬱，愁眉不展。他的朋友有若驚訝道:「你怎麼幾天時間內蒼老到這種程度？」宓子道：「君主不知道我沒有才能，而派我去治理一個縣，我因此發愁成這個樣子！」有若聽了后嘆道：「治理民眾是有一定的法則和技巧可以遵循的。懂得法則與技巧，即使保養得像少女那樣有姿色，國家還是可以得到治理；不懂得法則與技巧，難道日理萬機，操勞成疾，甚或一個月之間老得跟八九十歲的老人一樣，就可以治理了嗎？」

跟宓子一樣「匱才乏術，無所進益」的官員倒是不少，卻可以分為三類：其一，能力水平有限，即使努力想提高，但底子太薄，終無所成。其二，初始時為官的目的，便是為了找個鐵飯碗，以便養家糊口，精力根本不在本職之內（或不完全在），凡事僅是例行程式。給自己定下的目標便是：既不尸位素餐，也不兢兢業業，差不多則可。其三，自身條件不差，但受正統教育的時間過長，缺乏正確的治理觀與方法論，一時找不到「有所進益」的方法。

西周之南宮適，清代之遏必隆，都是扮演著這類角色——在一個無關痛癢的位置，從一個無關痛癢的角度，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

這類官員相比於以上官員中的不稱職者雖稍稍優秀，但也已是平庸。倘若此類官員佔據了官場的大多數崗位，社會發展則會進入瓶頸甚至倒退。

儘管這種倒退也許並非是這類官員所願目見的。

可喜的是，在朱元璋的治下，這類官員的數量得到了控制，只是偏於一隅。

第十四類：察時投機，見風使舵。沒有是非，沒有善惡，亦沒有對錯。在這類人看來，一切都是機會。成王敗寇這四個字遂成了此類人的座右銘。看看老謀深算的公孫弘，兩易其主的陳平，認賊作父的呂布，便明白了他們何以時而「慷慨正義」，時而「緘口不言」，時而「卑怯懦弱」。

事情成功了，他們往往沾沾自喜。假若失敗了，他們絕對不會從自身上找原因，而是大呼：「我不過站錯了隊而已！」或是：「愚蠢的時代，不讓智者出生！」

第十五類：傲視困苦，勵志創新。在中國這個把一切科技發明視為奇技淫巧，把一切真話視為猛虎毒藥的國度里，居然出現了張衡這位既求真務實，又有重大科技發明的良臣。他讓我們可以肆意的探索浩瀚無垠的天幕，同時不用被大自然發動的雷霆之怒所左右。

只有張衡這類官員在任，才配說出人定勝天的話來。否則，則不過是對災難者的一句無意義的安慰，或別有用心的想要聚集大眾，為己所用。

「那些享受著榮華富貴的王侯將相，難道是天生的貴種嗎？」好一句對人定勝天的肯定，好一句對宿命安排的不屑。

然而陳勝、吳廣的目的，亦不過乘時以自王而已。

第十六類：順上借勢，鷹揚天下。自古的名臣良將，英雄豪傑，面對生死毫不畏懼，大義凜然。然而一旦面對此類刀筆之吏，便戰戰兢兢，七上八下。看看漢代的郅都，與及唐朝的來俊臣，便明白自己若不幸被帝王家厭棄，進而落入了這類人手裡，簡直求死不能。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比死亡還要可怕數倍的各種刑罰與株連制度。

酷吏政治，堪稱我國最昏暗血腥的暴政。

然而為了鞏固統治，肅清貪墨，打擊異己，朱元璋還是依例設置了大理寺卿。

第十七類：賣直取忠，大為似真。在這類人看來，忠誠與正直，已不再是什麼必備的品質，而是可以用來取悅皇上，矇騙百官的資本。比如說張湯在審理諸侯王謀反案的時候，涉及到兩個人，其中一個叫伍被，還有一個人叫嚴助，這兩個人要不要殺漢武帝是有猶豫的。漢武帝的原意是說這兩個參與謀反的人漢武帝想寬恕，但是張湯是堅決反對，張湯說伍被是淮南王謀反的主要參與者，嚴助是朝中的大臣去跟諸侯相勾結，如果這兩個人不殺今後的人就沒法管了。一直跟漢武帝頂，最後頂到漢武帝讓步，只好把這兩個人殺了。這個表面上看張湯是頂撞了漢武帝，但是張湯是越頂撞，漢武帝對他是越喜歡。這就奇了怪了，為什麼他越頂撞他越喜歡呢？張湯把漢武帝琢磨透了，這叫小罵大幫忙，因為他主張殺這兩個人實際上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在這一點上他跟漢武帝根本利益一致。所以他有時候頂撞一下，漢武帝反而覺得這個人正直，而且這個人敢於說話，可靠，反而更信任他。

朱元璋法目如炬，卻還是揪出了與張湯套路類似的刑部尚書——開濟！

單看他雷厲風行的外表，「以綜核為己任，請天下諾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的治績，甚至宰殺當朝駙馬歐陽倫的魄力，我們哪裡會想到他竟是一個能把死刑犯運作出獄，以換取錢財的巨貪？

又哪裡會想到他是一個瀆亂人倫，役娶甥女，霸奪妹產的無恥小人？

在一個充滿仁、義、禮、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條主義政府內，忠直的外表與大義凜然的姿態，居然可以用來貪墨腐敗、瀆亂人倫！

可悲的是開濟？抑或當時的禮法與察人觀？

類似於開濟之流的官員，只有到魂歸九泉的那一刻才會徹底悔悟，然而只要一息尚存，總是要高聲疾呼忠君愛國、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這僅僅是我古代中最為常見的十七類官員，不可能沒有遺漏和重疊，只是就其性格特點和為官之道，略作區分罷了。至於如何治理這十七類官員，如何從制度上進行改革，筆者將會在《政、企所要規避的「六可畏」》中，做詳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