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老開
一.
小時候和母親的感情並不好,實在是相處的時間非常之少。未及滿月我就給送到表姑媽家裡,逢周末回家一次,一直到六歲那年搬家。
從開始說話到十好幾歲,我一直喚表姑作姆媽,喚母親作媽媽。上海人應該不難領會『姆媽』和『媽媽』之間的微妙差別。我當時寄養在表姑家裡,跟著表哥表姐們叫慣了,並非有意而為之,但和母親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家中相冊的照片里記載著和母親一起搭積木的快樂時光,雖然也記得上小學時穿過母親親手做的襯衫,但感情的鞏固和加深是靠平時點點滴滴積累的,尤其是孩童時期。很遺憾,那時母親並不在我的身邊。等有機會朝夕相處,我卻已到了叛逆的年齡,不久又住讀在外,和母親的溝通是少之又少。以至於即便長大成人後,有些什麼事也多半只對父親說。
慈母嚴父,我少年時期的感覺卻是顛倒過來的。不是說母親真的非常嚴厲,她甚至從來沒有打過我一下,只是印象中那時的她素來不苟言笑,往往一個眼神便能讓我如坐針氈,不敢造次。但在那個夜晚,母親的表現判若兩人,令當時的我摸不著頭腦。
那應該是六、七歲的光景,挺晚的一個夜裡,都過了睡覺的時間。母親抱我坐在她的膝上,說了些話,就一句記得十分真切,『你要相信媽媽是個好人』。平時和母親說話我一般都不敢直視,說些什麼基本上也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突然聽到這麼一句我不自覺地抬頭看了眼母親。我的天!母親鏡片背後的眼睛里竟然擒著淚水!
忘了是第二天還是不多久,母親就被隔離審查了。
母親隔離審查對我的生活沒什麼影響,本來一個月也見不到她幾次。那時人小,不知道隔離審查的嚴重性,聽大人說也就是單位里犯了什麼錯誤,隔離起來反省一下就沒事了。可慢慢還是從大人的一些言語中聽出了些眉目,原來母親是給四人幫做事的!
剛剛打倒四人幫,到處都是批判的標語和漫畫。篡黨奪權、禍國殃民,這些天大的壞事母親竟然有份?!我不相信。我不願意相信。對一個十歲不到的小孩來說,不去想一件事實在是太容易了。加上讀書功課忙,自己又處在求知慾旺盛的階段,家裡的大人對母親的問題也諱莫如深。就記得兩句話,
奶奶說,『唉,跟錯了人。』
外婆說,『讀書讀到屁眼裡去了。』
老爸什麼也沒說。
二.
隔離期間,父親帶著我去探視過一次母親。雖然那時人還不大,也開始不習慣這種看樣子很煽情的場合,捫心自問,那時候並不想念自己的媽媽。記得在幼兒園裡毛主席逝世追悼會上全園師生都哭得徹天徹地,獨獨我和另外兩個男生低著頭你看我我看你憋不住想笑,直到進了教室老師要我們化悲痛為力量才如釋重負。從父親告訴說過兩天要去看媽媽開始我就一直在犯愁,如果見面時媽媽流淚了我卻哭不出來怎麼辦?我哭不出來是不是做得很錯?
還好,那是一次愉快的會面。母親看上去身體還不錯,和我說話的時候也不似以往那麼嚴肅,問過幾句后就和父親說事了。我離開時的心情比進去的時候要好多了。(老娘啊,快三十年過去了才想到,當時你太給我面子了,真要謝謝你。)
說是去探視,其實並沒去母親實際被隔離的地方,而是康平路一條弄堂里的一個類似接待來訪的辦公室。那條弄堂斜對面不遠就是母親曾經辦公的地方,一幢漂亮的洋房。直到86年在交大讀書期間鬧小學潮跟同學一起去康平路『散步』才知道,那幢漂亮的洋房和赫赫有名的市委康辦咫尺之遙。
那棟洋房五六歲的時候去過。門面很不起眼,門口也沒招牌,轉過門廳便是個很大的客廳,記得放著一張乒乓球桌,一個那時非常希罕的開啟后滿屏幕雪花的金星大彩電,都是落地門窗,後面有個不小的院子,有花有草。母親的辦公室和宿舍好像都在二樓,老式的辦公桌,桌上是銅底綠罩的檯燈。
記不清過了多少日子,母親給放了回來,又過些日子,母親去了離家不太遠順昌路上的市印六廠上班,接著北京公審四人幫,她又去了北京。她在和不在的日子印象中沒多大區別。慣了。
只是心裡始終有個謎,媽媽以前到底是幹什麼的?
三.
一件小事讓我曾對母親頗有點不以為然。
八十年代初開始,母親以前的老同事,經常會送些內部電影票來。安福路的,永福路的,更多的是在淮海路社科院里。多半是父親和我去看,我長大些了也有和同學一起去,很難得很難得和母親一起去看,以為她不喜歡看電影。
一次,忘了放什麼片子,在美琪,她居然有興趣和我一起去看。我們在南京路上逛,直到開演了,母親才摸著黑進去,帶我找位子。還沒散場,大概知道個結果,她又黑抹抹地使勁拽著我往外走。何必呢,當時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是她看見什麼人尷尬還是什麼人看見她尷尬?有什麼好尷尬的?她怎麼知道那個或那些人會出現在影院?她以前認識多少人?以前又有多少人認識她?也覺得母親似乎太把自己當回事了。
那時也是十好幾的人了,對窺探母親以前職業的興趣愈加濃厚。隨著時間的推移,更確切點,時間的稀釋, 過去一些敏感的話題又漸漸開始出現在飯桌上和閑聊中。點點滴滴,我搜羅到一些情報。
母親以前在市委寫作組工作。寫作組是個怎樣的職能機構?不知道。母親以前在丁香花園呆過。幹什麼?不知道。母親和作協也有瓜葛。曾是作家?不知道。母親曾任三刊主編。哪三刊?不知道。母親被開除黨籍撤消一切職務。到底犯了什麼錯?不知道。不知道也不敢問,還沒傻到哪壺不開提哪壺。再說不知道的以後慢慢總會知道,不急。
就一樣,想來想去想不明白。那時大約八十年代中,母親和以前的同事慢慢慢慢地有恢復聯繫。作家,教授,社科院的研究員,文藝刊物的主編。為什麼?他們以前不也在幫四人幫做事嗎?為什麼她以前的同事都沒事?為什麼她以前的同事沒給開除黨籍?為什麼她以前的同事沒給貶到印刷廠做工人?實在忍不住,偷偷問老爸。
『唉,你那個老娘啊,頭皮實在太撬!(固執)』
四.
那陣子母親在我的印象中,為人清高孤僻,脾氣相當不好,只是並沒感到她是個很固執的人。不固執,不專制,還蠻民主的。當時自己也算是青蔥一根,父母老師都沒放在眼裡,我行我素,讓長輩煩心的事自然做了不少。每每發生了些事情,或者有些苗頭,父母都會找個機會和我坐下來談談,而非簡單地發號施令或者單方面的講一番道理然後再定規矩。那些『談談』,多半由母親主持,先是聽我說說對事情的想法看法和有什麼措施,然後針對我的觀點提出她的看法並給出建議,在旁全程列席的父親關鍵的地方插一兩句,最後再總結一下。至於應該怎麼做,他們希望能夠知會一聲,並不干涉。
不是每一次『談談』都卓有成效,尤其是剛開始的階段,於我來說真的好比滿清十大酷刑,如坐針氈,不知道說什麼好,內心充滿抵觸。談完以後多半是我行我素,等自己吃到苦頭再收手。現在回頭看看還是要感謝那些『談談』,從中體會到即便一些很簡單的問題,不同閱歷不同背景的看法大相徑庭,讓我現在不管是冷眼還是熱眼看世界,都盡量溫柔一點。
這樣的談談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次數越來越少,而每次的時間卻越來越長,到了後期並不是要解決什麼具體問題,更多的情況是我難得在父母睡覺前回到家,給母親抓著交換一些看法,從身邊講到外面,也會從外面講到身邊。有時談興起來了,父親會熱情地端茶遞水送點心,我和母親則像是老朋友一樣,不分長幼,暢所欲言。從這樣的談話中我開始對母親慢慢地有了些許了解。至少有一點,她不是個不講道理的人,而且是個很講道理的人。
講道理而且固執,看來是性格決定命運?
五.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難移畢竟不是不移,何況還有時間這個無法抗拒的助推力。
八十年代,由於事業上的一落千丈以及更年期的反應,母親頻繁的給人臉色曾讓我惱火不已。遇到些家常瑣事不高興她就開始一聲不吭生悶氣。一個人生氣倒也算了,不能容忍的是有時父親或者奶奶出於善意打打圓場,或者有意岔開話題想緩和一下氣氛,她竟旁若無人,毫無任何反應,只當沒聽見!我實在忍不住的時候就會扔幾句話給她,指責一下這種非常侮辱人的做法。對她當然沒什麼作用,權當給老爸爭回點面子,順便也給自己消消氣。
從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在我看來,有兩件事讓她的性格慢慢開始改變。一是退休后發揮餘熱,二是和朋友去了趟雪竇寺。
大概是八六年的樣子,按照工人編製,母親五十歲就退了休呆在家裡。那時沒有網路,麻將也屬黃賭毒範疇,在家無所事事難免會多想想曾經以往,鬱悶鬱悶發發脾氣也情有可原。這時在某區主管三廢治理的老同學力邀她出任某三廢治理整頓辦的辦公室經理,考慮再三,母親應承了下來。
這份工對母親性格的轉變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她又開始主動去接觸社會,日日夜夜忙於工作,五十多歲開始學電腦打字WPS向市級政府發文申請撥款,和城建規劃部門聯絡設計整改方案,處理拆遷糾紛,諧調整頓辦內各部門關係。也有機會陪同主管部門工作人員一起享受公費考察一些諸如九寨溝張家界環保比較好的小區。工作上能一展所長,又有機會出去散心,鑽牛角尖的機會自然少了許多。
脾氣少了,性格也開朗起來。記得那時她頗為得意的就是申請撥款的報告遞上去市府總能批錢下來,再免費送兒子一句『你老娘可不是吃素的噯』。
這份工作讓她對社會有了些新的看法和認識,可以說淡化了母親的抑鬱,鬆動了內心深處不可解的結。雖然說真正的轉性靠的終究是自己,但我敢說還有一股外力起到了比那份工作更為關鍵的作用。它來自於母親三十多年的摯友,戴厚英。
六.
在我十多來歲的時候戴厚英和她的那本[人啊!人]蠻有些名氣。一天老爸拿著簽贈本回來才知道她是和母親很早就在一起共事的老朋友。想把書拿來翻翻,母親不讓,說我看不懂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幾年她們好像沒什麼接觸,或許受大環境影響,或許相互之間有誤會,也或許有書信往來而我不知曉。
過了那陣子,她上我家我隨父母去她家和她見過幾次面。雖然那時她在教書,在我看來更接近作家的模樣,以至於後來說到女作家就認為是戴阿姨那種架勢。普通話糯糯的帶著濃重的鄉音,一開口就象機關槍一樣,她不停別人很難插上話。如果聊到些看不慣的人或事,用辭尖銳毫不留情。抽煙的樣子相當老練,有點像『英雄虎膽』里的王曉棠。
還有一樣,可能不為外人知,就是她煲電話粥的本事。八六年我家裝了電話后一直到她遭遇不幸間的十年裡,打給母親的電話里不管從次數上還是時間上其他所有人的總和都未必及得上她打來的。每次至少半個小時,經常一個來小時,還有的更長。
她們之間以前的故事是在母親後來為戴阿姨去世寫的紀念文章和她自己的回憶錄里才了解到的。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出道,一起進作協文研室,同睡一間宿舍,無話不談。而後工作上分分合合,相互之間也曾有過誤解,直到冰釋前嫌,又無話不談。
她們在當時內地來看非常前衛的電話聊天里說些什麼可能一些安全部門要比我清楚的多。我只知道,母親在和戴阿姨通話時的開懷大笑,是我十幾歲以前從未曾聽見過的。人的心情有時就象女人的長發,會打結,不整的話就會越結越深。那些『超時』電話就好像一把梳子,時不時地梳理一下母親的心情和思路,人自然也就不那麼悶。
更厲害的是,戴阿姨竟然能說服母親和她一起跑到浙江雪竇寺去吃齋念佛兩個禮拜。當母親徵求我和父親意見的時候我就覺得母親腦子裡的一些想法開始改變了,不只有馬恩列斯毛,開始有興趣更深地了解一下那些她上半輩子不值一哂的迷信思想。
回來后戴阿姨寫了篇『結緣雪竇寺』,母親則給我講了件小事。一天她和戴阿姨一起去大殿上早課,拾階而上,走著走著莫名其妙地絆了一下,撲通一記雙膝跪在了石階上。直起腰準備起身的時候,看見方丈就站在兩格台階前沖著她微微一笑。
機乎?緣乎?巧乎?合乎?
七.
雪竇寺回來后,眾人眼裡冥頑不化的母親漸漸成了鄰裡間不時走動走動聊聊家常打打麻將的陳老太,退休生活也更豐富多彩。貝塔斯曼登陸上海時我就辦的會員卡基本上給陳老太用了,看書的興趣則更多傾向於自然、玄迷類。還有武俠,三大家加溫瑞安,金庸那套翻了不下四五遍。更令人欣慰的是六十齣頭的陳老太開始學鋼琴了。家裡的書櫃給鋼琴讓路,又是琴凳又是節拍器,每周出去學習,回家刻苦練習,到後來也能彈出些花哨。
只可惜,不如意事常八九。兒子要出國移民了。
早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就動過出國的念頭,又是托福,又是標準日本語。只是吃著外貿這碗飯,日日吃喝夜夜聲色,沒多久就樂不思洋了。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鬧經濟危機鄧爺爺仙游香港回歸那陣,我老婆沒了,工作沒了,人也自由了。更因為對當時周遭環境的厭倦,又起了出國的念頭。
當時的我沒什麼家庭觀念,做事不太考慮他人的感受。直到自己主意打定了,才和家裡商量。說是商量,也就是知會一聲。陳老太雖然心裡不怎麼願意,也拿不出什麼辦法,兒大不由娘啊。九九年過完春節鬧完元宵,我背上行囊,帶著憧憬,興奮地告別了上海。我一走,陳老太就病倒了。
那時越洋電話費用昂貴,雖然每周都通個電話,基本上是報個平安兩三分鐘搞定。電話里提及母親身體不適,那頭也寥寥幾句說是沒什麼大礙。直到兩年多后第一次回滬省親,看到母親花白的頭髮,才知道陳老太曾引以為豪六十多歲的人少有的一頭黑髮在我走後的半年裡白了一大半。
那時已為人父,覺得自己真的是很不孝,虧欠父母的太多太多。
八.
欠父母的沒法還,自己當爹了就更清楚這一點。還是趁他們在世的時候對他們好點吧。可我偏偏又移民出國,還在外面成了家有了下一代,不是說迴流就能迴流。陳老太怎麼就修了這麼個從小到大不著家的兒子。於是乎,就有了空心湯糰。
移民近九年,只一樣習慣自始至終,就是每個周末給父母掛電話。除了一兩次因為一方有事事先說好和他們來探親那一陣,從未間斷。感謝越洋電訊事業的蓬勃發展,我們的每周一電從九年前的三兩分鐘到近兩年的一個多小時。老娘把這每周一次的通話喻之為空心湯糰,意思是我這樣吧也算是有孝心,就是沒什麼實貨。
嘴上這麼調侃,心裡還是很受落的,尤其讓她一些子女也在外面的老朋友羨慕不已,『儂幫兒子每個禮拜怎麼又那麼多話好講?』。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照理說每周通話,沒多少新鮮事,可說著說著就奔一小時去了。大家都不想掛電話,自然而然就找得到新的話題。越洋清談比起以前坐下來相對嚴肅的『談談』要輕鬆愉快的多,父親依然列席旁聽,偶爾插上一兩句。
「哈哈哈,好!知母莫若子啊。」母親在電話那頭髮聲了,「哼哼,你老娘家不想說的事情,天王老子也沒法叫我開口。」
當然外因是不可忽略的,就是幾年前的名人文革炒。
那時名人的版圖正從文藝圈擴張到社會圈,人氣急升,粉絲如蟻。形象越來越高大,影子難免也在蔓延。有人開始抓住名人的某段歷史不放,一時成為熱門話題,在網上瀰漫,海外報章都有提及。由於那段歷史和母親的上半生休戚相關,自然引起我強烈的興趣,開始在網上搜索一切有關的資料。不用費什麼大勁,就在一些文章里發現了母親的名字。原來她曾是市委寫作組文藝組組長,當時全國少有的文藝類雜誌,《朝霞》的主編。
空心湯糰時間到了我自然有意無意的提起這個熱門話題,母親還沒發話,老頭子起勁了,「你媽媽那些老朋友都紛紛打電話過來,說你媽媽對名人的那段歷史是最清楚不過的了,怎麼不發表發表意見?」
我馬上說,「老娘家才不會給別人當槍使呢。」
「哈哈哈,好!知母莫若子啊。」母親在電話那頭髮聲了,「哼哼,你老娘家不想說的事情,天王老子也沒法叫我開口。」
九.
我並沒趁機追問一下關於名人當時的一些細節。名人那檔子事碰上那個時代,不是這十一個人,就是那一十條好漢,不是這裡的螺絲釘,就是那裡的螺絲帽。何必呢,要人懺悔,我看更應該做的是先好好反思。而要反思的又豈止名人一個?說句題外話,名人借來的反思也一塌糊塗,就不要再奢望什麼懺悔了。
感興趣的是我自己的母親。年輕的時候一直認為母親很冤,看看她那些老同事們都沒事,在文藝圈學術圈裡混得都不錯,獨獨她被貶為庶民。現在讀讀網上那些文章,她原來還曾是個小頭頭,寫作組的核心成員。和寫作組其他一些吃了官司在提籃橋里蹲上十來年的核心比,老娘看來還是有點運道,何況由於『朝霞』事件她曾一度被認為是張的紅人。不管是紅人還是運道,背後一定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我當然很想知道一些,了解一下。只是對於那段歷史母親曾諱莫如深,做兒子的總不能把自己的好奇建立在母親的痛苦之上。其實父親從很早開始,就一直鼓勵母親寫回憶錄。他認為,如果母親他們這些人不把親身親歷的一些事件記錄下來而任由那些靠抄搬改寫黨國機密檔案資料的人來誤導讀者,那麼歷史將離真相越來越遠。母親以前的一些老同事們和父親持相同觀點。
在他們多番勸說和鼓勵下,母親總算答應了他們,重新提筆,記錄她命運多舛的上半生。計劃從讀書生涯一直寫到隔離審查結束。記得當時母親問過我是否支持。那還用問嗎,只是出於對她身體的關心,叫她千萬要慢慢寫,別理會老朋友的催促,不要趕,都是近七十的人了,不比當年。
再說,她這個二十多年前就被批示為『不適合再從事任何文字工作』的人今時今日想要發表些許文章依然沒什麼可能,而記錄的那些事情現在還感興趣的人也少之又少。既然只限於親朋好友間傳閱,就不必著急。或許在不近的將來能給某個研究黨史或文史的學生帶來些客觀資料,那是后話了。她的一位老朋友幫她的回憶錄起了個很不錯的名字——生逢其時。
十.
我對生逢其時的解讀是種避無可避的無奈。一般來說,處於順境便是逢其時,遭遇逆境便是不逢時。其實這個時和我們的生日、父母一樣,根本就不受本人的控制。不管逢也好,不逢也好,最終都是很被動的『逢』。老娘家過了幾十年回頭看看,去去留留寵寵辱辱,表面上和她的個性緊密相關,實際上她根本還是被『時』所左右著。
時也,如來之掌。
幾年前回滬探親,抵達當晚就迫不及待地把母親回憶錄完成的前半部手稿看完,算是解了不少以前曾有的疑惑。原來,原來,原來。真是成也性格敗也性格,真是生逢其時。
出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母親家境貧寒,小時候和外婆兩個人相依為命。住在亭子間,靠外婆給人家縫衣洗衫和親戚的幫補維持生計。目不識丁的外婆的凄苦讓母親決心一定要走另一條路。 可惜事與願違,高三做體檢時母親被查出纖維性肺結核,不允許報考高校。 家裡根本沒條件治病,如果休學的話原本在校食堂助學的包飯也沒了,光靠外婆縫窮,一日三餐都是問題。只能硬挺著讀完高中,結果肺結核發展成開放性。
就在走投無路之際,共青團區委向母親伸出援助之手,幫她申請到特困救濟金,從醫療機構調撥了治療肺結核的進口特效藥鏈黴素,還介紹她去課時少工資高的私立小學教書。不到一年,肺結核就鈣化了。病好了,母親讀書之念又起,都顧不上多等一年做帶薪上學的調干生讓家裡經濟寬裕些,五六年秋如願考上上海師範學院,接著又加入了共產黨,成為一名預備黨員。
我行我素的風格便從那時起一直伴隨著母親,還有就是擋也擋不住的運氣。
五七年反右,作為當時二年級八班唯一的黨員,母親冒著肺結核複發的危險,負責展開反右鬥爭。結果全師院上下幾百個班級班班有右派,多則數個少則一個,獨獨二年級八班一個沒有。原因很簡單,母親整理出來的右派言論都是那些人在大鳴大放時說的,那時叫你放現在又拿來做證據,說不過去。而運動中的現行材料又極少。結果報告送上去退下來,再送再退,過了最後期限,八班還是沒有右派。為此母親成為年級黨支部的重點批判對象,右傾。鑒於還是學生,沒有階級鬥爭的經驗,沒受到任何處分。這反而讓母親更不安,在階級鬥爭中打了敗仗。
事後有人告訴她,年級百分之五的右派指標超額完成,所以才沒過多追究她的事。 不然的話日子肯定沒那麼好過。雖然對指標問題想不通,母親更多地在反思自己黨性的純度和階級鬥爭的力度。
一顆好苗就這樣慢慢浮出了水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