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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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神話：能源說客們如何蒙蔽了我們（三）（ZT）

作者：何岸泉於 2012-8-23 01:0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反核系列|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三）

第二個神話：

濫用核能和核恐怖是可控的

2001 年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的9·11 恐怖襲擊導致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威脅形式，這種威脅因為被捕的襲擊策劃嫌疑人的招供而進一步加劇。在美國遭受9·11 恐怖襲擊之後，西方大國所面臨的這種全新的威脅，是在之前的安全體系中從未被注意到的。但是，正是由於這一事件的發生，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對使用核能以及核能背後的巨大風險進行重新評估。

據兩位被捕的基地組織領導人交代：事實上，伊斯蘭恐怖分子確實將襲擊核電站納入恐怖襲擊計劃的一部分。美國參議院關於襲擊的官方報告中稱（美國恐怖襲擊全國委員會，2004 年）：駕駛波音767 撞擊世貿中心大廈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之前已經選擇哈得遜河旁的Indian Point 核電站的兩個反應堆區作為襲擊目標。此次以核電站作為目標的攻擊，距離曼哈頓只有40 英里，甚至已經有了相應的代號「電氣工程」。然而，由於恐怖分子認為他們飛往核電站的路線，可能會被防禦導彈或者截擊飛機切斷，該計劃因此被放棄。而事實上，恐怖襲擊者所擔憂的軍事安全防備並不存在。該襲擊計劃的擱淺，是基於恐怖分子的一次錯誤的判斷。基地組織領導人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 Mohammed）說，其實他最初的計劃更恐怖，甚至包括用10 架被劫持的飛機同時去攻擊幾個核電站。因此，目前的核能風險評估中，恐怖襲擊的情況較之以前更為嚴重，認識到這一點尤為緊要。因為，自2001 年9·11 事件后，這種攻擊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同時，至2010 年初，全球正在運行的核反應堆共有436 個；人們一致認為，這些反應堆中沒有任何一個可以承受大型載客飛機的蓄意攻擊。雖然仍然受困於紐約和華盛頓所遭受襲擊威脅的影響中，但德國核能運營商對此也毫無異議。其實，在西方工業國家，很多核電站在建造時已經考慮到小型飛機和軍用飛機意外墜毀所帶來的影響。但是，人們認為大型載客飛機出現意外的概率幾乎為零，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針對這一狀況預備了有效的防備措施。將客機變成導彈進行蓄意襲擊的想法，已經遠遠超出了反應堆運營商們的想象範疇。

在美國遭受空襲之後，德國的科隆核電站與核反應堆安全公司（GRS）馬上代表德國政府，就核電廠應對空襲的脆弱性展開了深度調查。這次調查不僅確定了一般核電站的穩定性，而且，六名飛行員在柏林工業大學運用飛行模擬器，從各個角度，以各種速度、對德國核電站各個攻擊點進行了數千次的模擬攻擊。逼真的攻擊動畫視頻，不斷傳送到模擬駕駛艙中。此次參加試驗的一部分飛行員，同在紐約和華盛頓恐怖襲擊事件中的飛行員類似，只有駕駛小型螺旋槳飛機的經驗。儘管如此，仍有接近一半的模擬自殺式攻擊成功發生。

調查結果著實令人震驚，以至於他們從不敢公布調查結果。只是向人們公開了一個被列為「高度機密」的事後總結（核電站與核反應堆協會，2002 年）。據此，尤其是對於老化的核電站，不論客機的類型、大小或撞擊速度如何，任何一次襲擊都能對核反應堆構成巨大威脅。衝擊所引發的劇烈震動以及煤油引起的大火，都可能會造成核電站「外殼」被直接擊穿，也可能會導致管道系統報廢。

無論如何，核反應堆核心熔毀與核輻射的大面積泄漏，都將會是成功襲擊發生后所引發的後果。即使是核電站內的中間儲存設施（使用過的核燃料組件在這些水箱中衰變）也會處於極度危險之中。在美國的恐怖襲擊事件發生近十年後，德國仍然沒有制定針對空襲核電站的有效安全防護措施。前社會民主黨與聯盟90/ 綠黨聯合政府的計劃是，當發生空襲時，通過煙霧系統使核電站在一定時間內隱匿起來，但該計劃毫無實施的可行性。2006 年2 月，「有意擊落載客民用飛機」的提議，被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明文否決，自此，該想法也銷聲匿跡。排放煙霧的本來目的，是利用人為排放的煙霧將核電站隱藏起來，直到戰鬥機升空，攔截被劫持的飛機，甚至在必要時將其擊落。

自殺性襲擊使9·11 事件相形見絀

在9·11 之前國際上就已經展開了關於其他恐怖襲擊的討論,「有目標的空襲」情景並沒有消除人們對其他恐怖襲擊的恐懼。9·11 的存在只是讓人們對「有目標的空襲」這一情景有了一個相對具體和現實的認識。長期以來，對如何防止核電站遭受恐怖襲擊一直都有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涉及如何防止現代坦克的襲擊、防止地堡穿透導彈的襲擊、或是防止襲擊者通過暴力或秘密手段潛入安全區等方式對核電站進行的地面襲擊。然而，襲擊者抱有必死之心的「自殺式襲擊」情景從未被考慮過。這種明知自己是第一受害者的核電站自殺性襲擊，因為過於駭人聽聞，以至於從未有人預想過這種可能性。

在極端的自殺式襲擊者看來，襲擊核電廠絕非瘋狂的選擇。相反，極端主義分子知道，「成功」的攻擊不僅會立即引發無法控制的大火，造成數百萬人遭難，而且出於安全防範措施的考慮，當局極有可能下令關閉其它大批核電廠，由此而造成的經濟震蕩，影響將遠遠超過9·11 后所引發的金融衝擊。即使對五角大樓和世貿中心的攻擊再駭人聽聞，他們的主要目的也不過是為了示威，即：重創超級大國—— 美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中心，並藉此來羞辱它。而對核電廠的襲擊，則不會像9·11 事件那樣具有象徵性。它會影響到電力供應的「神經中樞」，簡言之，影響一個工業化國家的整個基礎設施。受襲擊地區的放射性污染，可能導致幾十萬或數百萬受害民眾的永久撤離，並從此將戰爭和恐怖襲擊畫上等號。任何其它類型的襲擊，如對工業基礎設施的襲擊，甚至是對鹿特丹石油倉庫的襲擊，都不會對西方工業國家產生如此嚴重的心理影響。即使對核電廠的襲擊沒有成功，沒有引起災難性事件，其後果也將是毀滅性的。這類襲擊發生之後，將會空前激化有關核能災難危險性的爭論，可能導致很多工業國家關停大批的核電站。

鑒於對這種新的恐怖主義形式的思考，「和平利用核能」與核戰爭的衝突威脅之間就產生了聯繫。時至今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努力並將繼續努力避免這種聯繫出現在核工業界里。位於國際衝突地區（如朝鮮半島、台灣、伊朗、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地區）的核電站，增加了出現意外而又致命後果的風險。一旦這些核電站開始運作，對於一個潛在的侵略者來說，他不需要直接使用原子彈去摧毀目標國家，只要使有空軍和炮兵襲擊核電站就足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在提到核能時採用「安全供應」這樣描述的人，顯然是想得不夠深遠。沒有任何其它的技術，會因為僅僅一次事故就造成整個能源供應支柱的坍塌。依靠核能這一技術的國家，經濟發展將取決於其核能源供應的安全。若戰爭出現，這些國家較之沒有使用核能技術的國家，經濟將更容易受到傳統戰爭方式的攻擊。

德國物理學家和哲學家弗里德里希· 卡爾· 馮· 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von Weizsäcker）就是從一個核能的支持者轉變為核能的反對者。1985 年，他說：「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核能，意味著現在所有文化的政治結構需要在根本上發生變化。它需要顛覆文明世界自開始就已有的軍事政治制度（Meyer-Abich/Schefold，1986）」。但是，他總結指出，在政治和文化上達到世界和平的理想還遙遙無期。當前是「不對稱暴力行為」的時代，高度理想化的極端分子準備迎戰強勢工業化國家，甚至準備挑起世界範圍內的「文明的衝突」。與1985 年馮·魏茨澤克提出他的觀點時相比，此時持久的和平更加遙不可及，那時的他還被冷戰的問題所困擾著。

順便說一句，在戰爭衝突中，攻擊核電站的危險已經不光是理論層面的考慮。20 世紀90 年代初期，在巴爾幹衝突中，斯洛維尼亞的Krško 核電廠常常面臨來自空襲的威脅。為了展示戰事升級的可能性，南斯拉夫的轟炸機就曾經從該核電廠上空飛過。現在只能猜測，如果伊拉克40兆瓦核研究反應堆Osirak 已經運行，它是否能夠逃過1981 年以色列的空襲？這次進攻，被看作是針對阻止薩達姆·海珊試圖第一個製造出「伊斯蘭炸彈」的一種防禦性的打擊。在1991 年的海灣戰爭中，美國轟炸機也重啟對核反應堆所在地的攻擊。為了報復，薩達姆也將飛毛腿導彈瞄準了色列迪莫納（Dimona）的原子能中心。越來越多的有關德黑蘭毛拉政權衝突報告中都顯示出，以色列計劃對猜測中的伊朗秘密核電站進行空襲。

徹底的連體雙胞胎：

民用與軍用原子能

從利用可控的原子能產生能量的想法誕生開始，關於原子能在軍事上的濫用問題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沒有人會對此感到意外。畢竟1945 年8 月美國用原子彈對廣島和長崎的轟炸向世界直觀地說明了核能地獄般的殺傷潛力。1953 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原子能和平利用」計劃的宣布，成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開端。這個計劃的誕生有其必然性，因為美國希望通過公布其獨享的核裂變絕密技術，用以阻止其它國家開展他們自己的原子武器研究計劃。美國曾憑藉原子彈毫無懸念地成為了世界超級大國。而現在美國總統對世界其他國家提出來的交易條件也非常簡單明確: 只要肯放棄自己發展核武器的野心，任何感興趣的國家都能從和平利用核能計劃中獲益。第二次世界大戰數年後，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都擁有了各自的原子武器。此時，美國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制約其它國家繼續開發核武器。這些國家，甚至包括那些一直被視為徹底「和平愛好者」的國家——如瑞典或瑞士——也或多或少地做了些發展終極核武器的深入研究工作，而所有這些工作都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即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二戰結束到1955 年，本身已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原子部長」弗蘭茲（Franz Josef Strauß）當政時也表現出發展核武器的野心。

1970 年最終生效的核不擴散條約——及位於維也納的國際原子能機構——是艾森豪威爾倡議的結果。早在1957 年成立的維也納原子局，其目的之一就是鼓勵核能技術的應用並將其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推廣，另一方面則是限制更多的國家研發原子彈。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經歷，和它的最初目的一樣充滿了矛盾。通過監測民用核電站和裂變材料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原子彈的擴散速度。為此，在2005 年，維也納國際原子能機構連同其當時的主任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med el-Baradei）同時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它其實沒能阻止原子彈的擴散。到冷戰結束，另外三個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即以色列、印度和南非，已經加入到原有的五個「正式」核武器使用國家的行列當中。20 世紀90 年代初期，南非放棄種族隔離政策時銷毀了其核武器庫。1991 年的海灣戰爭之後，在薩達姆統治的伊拉克，發現了一個秘密的核武器計劃，儘管國際原子能機構一直在進行著嚴密地監控，但該計劃已經進展到相當先進的程度了。1998年，像以色列一樣，一直拒絕簽署該條約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進行的核武器試驗震驚了全世界。五年後，朝鮮退出了核不擴散條約，並宣布自己為核武器擁有國。

所有這些頗具威脅性事件的發展都源於核能的一個根本問題，即：即使是出於核能利用的美好意圖，也使用了最現代化的監督技術，但核能技術在民用和軍用之間沒有明顯的差別。無論和平使用，還是非和平使用，特別是核燃料和裂變物質的循環過程中，核能技術基本上都一樣。核能技術和知識，對民用與軍用頻繁開放，即核能技術的「兩用」會導致一個致命的後果。那些經原子能機構或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授權，並幫助其全面掌握了民用核能技術的國家，遲早都有能力製造出原子彈。自從核時代開始，在開展民用核能計劃的同時，野心勃勃、不講誠信的國家一次又一次地秘密開展核能軍事應用的研究。一直以來，包括今天，人們都在懷疑伊朗已經利用民用核技術開展了好多年核能軍事應用研究。將核燃料循環的民用部分轉移到軍事應用上，可以通過各自政府提供的財政補貼，並採取秘密進行的方式來完成。或者，可以偷偷地把民用裂變材料轉移到軍事應用中，從而躲避相關機構和國際組織對核裂變材料的控制。對這些核裂變材料、軍事相關技術以及核技術相關知識的偷竊，也一直令人擔憂。

2010 年初，在近東和中東地區的伊朗、阿聯酋、土耳其、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有15 個新核電站已在籌劃建設中。顯而易見，這些項目中並非所有的都能得以完成。即使世界比目前的現實更加安全，這些核電站就能建成一半以上嗎？無可否認，在今天核能商業化的30 個國家，民用核能技術擴散越廣，遏制軍事核擴散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如果出現一個新的類似於20 世紀70 年代的核能繁榮時代，那麼50個、60 個甚至更多的國家掌握核裂變技術后，將會使本來已經不堪重負、長期資金不足的國際原子能機構面臨新的無法解決的問題。此外，恐怖分子甚至以不惜引爆「臟彈」的形式來製造一種新形式的危險。所謂的「臟彈」是指含有放射性物質的傳統爆炸裝置。它的爆炸不但會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並且會使恐怖分子鎖定的潛在目標國家的人們感到更多的恐懼和危險，同時也會導致該地區由於放射性物質的污染而不再適宜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