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岸泉

https://big5.backchina.com/?328737

鄧共的產生及發展（七）

作者：何岸泉於 2012-6-2 06:5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政論系列|通用分類:政經軍事

七，鄧共第一次定性

鄧共的第一次定性，發生在1978年12月至1981年6月，其中經歷了三個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次推翻華國鋒的毛共階級鬥爭路線，建立鄧共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拋棄了毛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路線，並打碎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枷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從此將指導思想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鄧共專制政黨，宣布中國開始走改革開放道路。

1976年10月6日，毛共寵臣派華國鋒汪東興等聯合老革命葉劍英李先念，突然發動宮廷政變成功，逮捕了毛共嫡系江青張春橋等人。政變次日，華國鋒被宣布當選黨主席軍委主席，同時兼任國務院總理，成為了黨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集黨政軍於一身的最高領導人。為了鞏固竊取的個人權力，華國鋒拋出『兩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企圖憑藉毛澤東的威信，保住他自己的既有權力。

1977年，鄧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證下和部分老革命支持下復出。鄧小平復出后，企圖以「平反冤假錯案」的名義解放被毛澤東打倒的老革命。但由於受到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等以『兩個凡是』反對而受阻。

1978年5月10日，在鄧小平授意胡耀邦親自審定下，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捉刀，經過多人修改，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上，發表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1日，《光明日報》轉載。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數日之內，該文傳遍全國。

《實踐》一文共七千餘字，主張只能依靠社會實踐檢驗真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之一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馬恩列斯毛諸位革命導師都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

這篇文章，表面上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主張的『兩個凡是』理論進行的抨擊，實際上，是鄧小平為首的鄧共前身毛共內走資派，針對毛共黨主席華國鋒等發動篡黨奪權的總攻開始。

《實踐》一文在全國各地產生巨大影響，全國展開一系列討論，長期受到毛共蒙蔽和愚弄的民眾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並導致『兩個凡是』開始被人們懷疑攻擊。現在看來，鄧共的《實踐》文無疑是對民眾的又一次蒙蔽和愚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以後，所謂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席捲全國，最終動搖了毛共領袖華國鋒的統治理論基礎。隨著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被迫作檢查，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算黨奪權成功，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

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事件，有必要對鄧共的假開明假解放思想作進一步揭露。

如果今天我們問鄧共胡溫政府：敢不敢再來一次如1978年一樣允許全國民眾進行自由的、不被喝茶的、免於逮捕的、不被屏蔽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絕對不敢。別說胡溫不敢，就是鄧小平再世，他也不敢。我們只有回顧一下，當全國民眾希望開展市場經濟是姓資還是姓無的討論時，鄧小平的回答是強力封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陣『兩個凡是』，鄧小平當然會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對於「兩個凡是」的提法，是正確的，是進步的。但鄧小平的贏，不是贏在正義、公平和真理上，而是贏在人多勢眾，贏在槍杆子上。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倘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與鄧小平胡耀邦等公開辯論，毛共嫡系江青張春橋等贏面較大。因為老百姓對毛共灌輸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已經深入骨髓里了。即便是今天，暫且不提民主思想，只是毛共共產主義思想與鄧共權貴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相比較，絕大多數被鄧共權力經濟害慘了的貧困民眾，還是會選擇毛共的社會主義均貧社會制度。

但是，就當時而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給從「階級鬥爭」中解放出來的民眾，開啟了一道自由、民主、開放的大門。全國出現了思想解放，實事求是，言論自由，深刻反思的政治清新局面。

第二個轉折發生在1979年3月30日。這次轉折是向左轉，具體內容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代表鄧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將中國共產黨一貫所強調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則，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82年《憲法》將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取締了民眾表達自己思想和訴求的「西單民主牆」。3月29日，抓捕了魏京生、傅月華等人，取締了從反對「四人幫」而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和刊物，鎮壓了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也扼殺了從「四五」運動、「四人幫」垮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產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10月下旬，鄧小平提出三項動議，並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做出決定：一，修改黨章，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總綱；二，修改憲法，取消公民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利；三，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他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用四項基本原則，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三箭齊發，異曲同工，都是為深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第三個轉折發生在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這次轉折除了否定文革外，另一個標誌是，鄧小平個人走向獨斷專橫。具體內容是：鄧共通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鄧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做出決定，同意華國鋒辭職，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至此，毛共份子完全退出中國政治權力中心。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中共建國后的歷史具體分成四個階段：

1，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間國家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確的；

2，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1965），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過嚴重挫折；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期間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4，歷史的偉大轉折（1977-1981），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決議》重點總結了「文化大革命」，將其定性為「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

關於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地位，《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決議》還總結了毛澤東思想，並特彆強調貫串於毛澤東思想體系各個具體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有三個主要方面：一，實事求是：即要理論聯繫實際，解放思想，用客觀實踐檢驗真理；二，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針要放在本國實際和本國人民力量的基點上，找出適合本國情況的前進道路。

鄭仲兵在《鄧小平強加給全黨的1981年『歷史決議』》一文中指出：「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正式決定起草《歷史決議》，到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歷史決議》，中經一年零六個月。鄧小平指示性的談話有19次之多（其中直接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談話有6次），再加兩次和外賓的談話，涉及《歷史決議》講話共21次。」「本來歷史已經給那些「問題」做出了結論，現在卻倒過來了，「決議」要把結論強加給歷史。對起草這個決議，鄧小平不僅劃了框框，定了調子，而且正是鄧小平一連串講話內容的集中，可以說，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鄧小平個人的意志。首先，鄧小平反覆強調，「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甚至還用了三個最——「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來強調這一條。」

鄭仲兵此文最精彩和最揭露鄧小平獨裁本性是最後一段敘述：「在敘述和總結歷史過程時，鄧小平還公然用詭辯和謊言來糊弄事。
　　1，接受陳雲謀略，增加建政前28年的敘述。鄧小平雖說不提「路線鬥爭」，但事實上是按著路線鬥爭的思路，把28年的歷史曲折都推給陳獨秀、張國燾、王明等當年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左」或右的錯誤。從而神化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
　　2，要求把1957年以前寫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完全正確無誤的歷史。連「三大改造」，都說成是「偉大成就」，成為之後「一切進步的基礎」。
　　3，1957年「反右」運動被說成還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的問題。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被說成「急於求成」，「沒有經驗」的問題，而且為了掩蓋錯誤，鄧小平提出先寫成績，再寫錯誤。在此之前，連起草人胡喬木都覺得為難，他說：「唉呀，不寫缺點通不過啊，造成這麼大危害，不寫，怎麼說服黨內外呢？」鄧小平這麼一支招，鄧力群說，「稿子的全貌有了改觀，總算解決了問題。」（《12個春秋》166頁）
　　鄧小平甚至把毛澤東完全錯誤估計形勢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當作「完全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要人們去繼承和發揚。就是這篇文章提出：「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才有了殘酷打擊近百萬知識精英的反右運動。還提出「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於是十年之後出現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出現了延續2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極權獨裁政治局面。
　　4，承認「文革」「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算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但是，鄧小平還強調「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而把責任都推給所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後來覺得不夠，又加上康生、謝富治兩人。《決議》給文革的定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裡竟然連毛澤東的名字都捨不得點，只含混地說是「領導者」。更嚴重的是，究竟是誰利用誰的問題。這個問題，閻長貴先生已作了很好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