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太子黨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秦永敏：太子黨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析中共第二次政策大變局之破題  （中）

目錄
前 言
(上)
一， 變策的四個標誌
1， 變策的第一個標誌是18大提出的「核心價值觀」
2， 變策的第二個標誌是結束老人政治
3， 變策的第三個標誌是大打「老虎」
4， 變策的第四個標誌是對外「亮劍」

(中）二，太子黨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1，太子黨和官僚系的明爭暗鬥由來已久
2，簡析太子黨和紅後代
3，試說官僚系
4，紅後代和官僚系的窩裡斗
－－－－－－－－－－－－－－－－

 

(中）二，太子黨和官僚系的大博弈

 

中共第二次政策大變局的四個標誌中, 「核心價值觀」雖然具有指導意義，但一時還沒有什麼具體表現，對外「亮劍」也只是稍微偏離從前的做法，一時也還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只有結束老人政治和大打「老虎」，已經對中國官場產生了巨大的震撼，本質上表現為習近平開始對江澤民提拔、縱容的一大幫文武官員的貪腐問題大打出手，這一現象正是當今中國政治變局的關鍵環節，其影響將會相當深遠。

 

1，「反腐」不過是太子黨打擊官僚系

中共第二次政策大變局，本質上是鄧小平道路已經走上絕境的反應，但是，它的表現形式，卻是中共內部矛盾的大激化。

 

由於沒有規則可循，毛澤東時代中共靠毛澤東的絕對權力來平衡，鄧小平時代靠鄧小平的絕對威權來平衡，江澤民靠均衡分贓來利益平衡，胡錦濤靠互相威赫來恐怖平衡。但是，到了胡錦濤當政末期，中共內部的劍拔弩張激化為刀兵相向，由於沒有高於一切的共同規則，政爭的結果只能是敗者死無葬身之地，贏家雞犬升天。因此，社會矛盾還沒有大爆發，中共內部已經開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

 

這樣，中共第二次政策大變局，迄今為止主要就表現為內部大博弈，而這種內部大博弈的基本表現形式則是從互相威赫到互相殘殺。

 

當然，在中共歷史上，其派系鬥爭永遠是和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的，失敗的派系就是錯誤的甚至罪惡的派系，勝利的派系不僅是正確的而且還是偉大的光榮的。說白了無非是成者王侯敗者寇，也就沒有是非，沒有正邪。

 

但是，在今天，由於其黨內鬥爭和國家政策變化緊密相關，獲勝的派系在變化了的局勢面前不可能不採取一些符合時代進步的措施，這樣，研究目前中共內部大博弈的動向，對了解和研判中國第二次政策大變局對中國民主人權進程的影響，是具有基礎意義的。

 

中共內部大博弈，歷史上常常被美化為路線鬥爭，有各種冠冕堂皇的表現形式，例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是「繼續革命」和「經濟建設」（修正主義）的鬥爭，鄧小平和華國鋒的鬥爭是「實踐派」和「凡是派」的鬥爭，但是，這一次他們已經沒有那麼多裝潢門面的理論可言，雖然祭出的旗號是「反腐」，是「打老虎」，但在這個全球資訊自由流通的時代，誰都知道他們自己不僅是 「老虎」而且是龍頭。而選擇性「打老虎」的現實也昭示世人，「打老虎」不過是太子黨打官僚系。

 

2014年上半年，中共在6個月內查處了842名官員，2名副國級官員，21名副部級以上官員，此外，在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間，共有54名官員非正常死亡，自殺者佔四成有餘，其中8人為跳樓自殺，老虎打得不可謂不多，震撼不可謂不大，但是，無論被查處的，還是非正常死亡的，居然沒有一個是紅二代官員！

 

中共太子黨代表人物之一孔丹的下述言論是以上情況的最好註腳：

 

孔丹指出：「正如陳雲同志所言，『權力還是掌握在我們的後代手中比較放心。』其實，陳雲同志還說過一句話，『我們的後代也要注意控制社會財富的命脈。』現在，有些『紅二代』也運用權力關係獲得了財富，不過，這批財富掌握在『紅二代』手裡，是穩固政權的力量。對此，我們要有清醒認識。」他又分析說：「『紅二代』在官員中的比例最多不超過5%。所以，只要通過鐵腕清黨，鐵腕肅貪，對占官員總數95%以上的『官二代』分批進行普遍整肅，就足以產生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在絕大部分社會領域中緩解權力和民意尖銳對立的矛盾。」

 

這些說法對習近平的「打老虎」實在是有畫龍點睛的妙用——只要打殺一大批紅後代之外的貪官，紅後代就可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安享政權，多麼如意的算盤！

 

雖說太子黨和官僚系的大博弈只是「春秋無義戰」，但是，裡面卻有很多會對中國民主化進程影響深遠的玄機，尤其是因此帶來的各種政策變化，更常常將直接從多方面影響我們的民主人權活動，「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太子黨和官僚系的明爭暗鬥由來已久

 

有這樣一個劃分：

 

紅二代的標準是以中共建黨建國元老的後代為核心，包括建國時期師級軍官和地委級以上官員的後代。紅二代在中共官場中占5%，其中的高層人物則組成了太子黨。

 

官二代的標準是建國時期團級軍官和縣級以下官員的後代，以及平民出身通過共青團系統、秘書或其它渠道晉陞的官員。這種官員在中共官場中占95%，其中的高層人物則組成了官僚系。

 

我們這裡說太子黨是中共政權重要創建人之後裔，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中共政權重要創建人之後裔都在列，只指那些依靠父祖輩的權勢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登上高位並且結成了利益關聯網路的那麼幾百家。

 

我們這裡說的官僚系，也不是指全部官僚體系，僅僅是指在這個時代可以靠手中的權力結為一體和太子黨相抗衡的中共黨政軍內低級官員的後代和非變相世襲的那些官僚權貴，他們和全部官僚體系有著血肉聯繫，後者是他們的強大基礎。

 

官僚系和太子黨的分野，應該說是89民運被鎮壓之後由中共元老陳雲挑明的，因為陳雲本來就一直主張堅持傳統的論資排輩的幹部路線，也就是按照建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根子的序列用人。而在那之前，中共還有由胡耀邦、趙紫陽勢力體現的共產黨為全民謀福利的殘存的理想主義精神。

 

如前所述，89民運把中共的本質向全民也向中共自己徹底表露后，作為假共產主義之名行王朝循環之實的代表人物陳雲立刻告誡中共統治集團：「還是讓自己的子弟接班靠得住」。

 

這就成為中共政權必然回歸太子黨主宰的信號，也表明，無論從現實還是從觀念上說，中共及其政權不過是「自己和子弟」利益的代表。

 

但在這之前，一方面是青黃不接，一方面是還有殘存的理想主義精神起作用，再加上極權國家必然依靠龐大的官僚機器維持，這樣，過去的四十年也就是1949年到1989年這個歷史階段，中共已經在紅後代之外啟用了大量的效忠者，並由他們組成了黨和國家機器的結構主體——直接來說，這個結構主體還是因為「文革」后鄧小平實行「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幹部政策的結果，因為在那之前中共只允許打天下的人坐天下，正是這個政策，使大量原本給打天下的官僚當秘書和各種幫閑的辦事員由小妾扶成正室，迅速進入各級權力中心。

 

這些人在打天下的中共老幹部掌權時是「狗肉上不了正席」，那時當局規定非黨員不能任正科級幹部，而知識分子一般又是不得隨意吸收入黨的，因此，除了極少數「紅色專家」，掌權的都是「大老粗」。

 

鄧小平為了把經濟搞上去提倡了知識化專業化，這就使打天下的中共中下層官員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基本被淘汰，而那時給他們當秘書因而深受他們信任的人則因此平步青雲，迅速進入各級權力中心，並演化為今日中國極度貪腐的官僚系人馬。自然，那些「紅色專家」比如江澤民胡錦濤就成了這個官僚系的龍頭老大，因為在從打天下坐天下的人向知識化專業化過渡的時期，只有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看看中共14大到17大政治局委員的學歷這一點就一目了然。

 

這樣，江澤民（雖然他在1940年代末就參加了中共）、胡錦濤作為「紅色專家」的代表，也就成了撞上大運的幸運兒，他們和打江山沒有太多的聯繫，卻居然登上了大寶，就個人而言這純屬歷史的偶然，但從這種特殊的極權統治而言，又有一點點必然性。也就是說中共像漢朝一樣需要從論資排輩轉向「選賢任能」、「學而優則仕」，由於不再有皇帝的血脈淵源作為最高權力的當然繼承人，從而讓「紅色專家」能爬上的官僚的最高階不再僅僅是宰相（總理），而是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

 

中共黨內的派系源流，原本以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和一野、二野、三野、四野算下來，至此，仍然能控制權柄的打天下勢力統統走到了一起組成了太子黨。太子黨人數有限，能夠擠進去的充其量為五位數，也即是幾萬人。

 

而發國難財的江澤民既然成了最高主宰，大力栽培他在上海的親信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是本能的驅使，由此形成了「上海幫」。

 

此外，中共多年來一直把共青團作為人才培訓基地，團中央書記可以調任正省級的其他職務，然後一步步進入最高層（如胡耀邦、胡錦濤），這是所謂的「團派」。

 

當然，作為如此龐大的國家的統治政黨，中共也還有一些其他晉陞渠道，包括軍隊和地方。

 

所有這些勢力，就組成了中共和今日中國官僚體系的構架主體，由下到上加起來恐怕有數千萬之眾。

 

綜上所述，上海幫、團派組成官僚系的主體，江澤民、胡錦濤則是官僚系代表。

 

顯而易見，官僚系絕不可能和太子黨在觀念體系和利益關係上保持高度一致，而這次變策的一個重要誘因，正是太子黨和官僚系的治國理念差異，更不要說他們之間還有重大的利益衝突。

 

3，簡析太子黨和紅後代

 

紅後代是太子黨的基礎，太子黨是紅後代的代表。

 

中國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近日推出一份調查報告披露：到2006年3月底，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五千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過一億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此外，報告表明：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幹子女，實際上，他們已形成為當代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強調的是，和後來的官僚系的發財方式發財途徑頗為不同的是，紅後代的父輩坐天下后一般是不怎麼貪腐的，毛澤東時代沒機會，改革開放后他們在台上時間不長了，國民經濟也還沒有起飛，因此，他們多數好歹留下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弔詭的是，這正是陞官發財了的紅後代引以為榮的地方。而紅後代的暴發，一般都是運用父輩的權力或者只是影響力，然後以個人名義做錢權交易，以半市場化的方式積累起來的（包括批條子），因此，他們有資格在官僚系面前五十步笑一百步，因為後者本來只是他們父輩的幕僚甚至家奴，其發財的手法是直接運用權力侵佔國有資本和受賄。

 

這樣，這些陞官發財的高幹子弟就形成了所謂太子黨的強大基礎。而真正稱得上太子黨的，則是那些在從中共創立到「改革開放」前不同時期主宰過中共高層的幾百個紅色家族的成員，他們家族中通常都有人專門經營權力，在黨政軍和國企中擔任要職。其中最典型的幾家，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王震、薄一波、習仲勛等，也包括胡耀邦後裔。

 

雖然胡德平幾弟兄恰恰是普世價值的推崇者，並且在太子黨中是「入另冊」的一翼，但它的重要意義在於，第一，紅色家族、紅後代、太子黨絕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第二，它們之中也有左中右，也會因為不同的人當政而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不同的導向作用。

 

但是，在紛繁雜亂的現象面前，還是不能不把握住紅色家族、紅後代、太子黨的本質特徵，那就是：
第一，它們是領導中共暴力奪權的大頭目尤其是主要領導人的後裔，
第二，它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尤其是在維持住這個政權、這個體制上高度一致，
第三，正因此，在當今中國，它們是最反對根本變革的勢力，因為它們就是這個政權、這個體制的最大受益者，而離開了這個政權和這個體制，從總體上說它們很快就會風化。

 

正因此，習近平反腐的局限性不在於規模，而在於能否觸及權貴私有化最大的受益群體太子黨。目前反腐成果雖豐，卻絕對不足以取信於民。只要為紅色家族的腐敗留後門，官場腐敗就不可能清除。但是，習近平反腐的目的是由他的血統決定的，是由他的施政綱領決定的，因此，哪怕不得已打幾個紅後代，保衛紅色的江山的目的不會改變，為紅後代的根本利益服務的目的不會改變。這樣，他的反腐矛頭也就不可能不主要針對官僚系，不可能不用拿大批非紅後代來祭旗的辦法來力保社稷不失。

 

這就揭示了太子黨和官僚系的深刻矛盾，對太子黨來說，這個政權是中共打下來的，但是，「改革開放」后輕易地落入了與打天下無關的龐大官僚群體手裡，而且，在他們眼裡，這些官僚是那樣的貪婪、那樣的無恥、那樣的沒有志向和魄力，迅速把中共政權推向岌岌可危的局面！這種情況激起了紅色家族的代表們極大的憤慨和藐視，因此，奪回最高權力后，嚴打官僚系的貪腐，不能不成為紅色家族的共識。

 

有消息說：

 

「2012年9月，正值中共十八大權力交接前的敏感關頭，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自9月1日以中央黨校校長身分出席秋季開學禮后，便一度從公眾視野中神秘「失蹤」，原定其間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以及丹麥首相施密特的會面悉數取消，直至9月15日才又在北京出席中國農業大學科普日活動中重新露面。在被外界看來這充滿戲劇性的13天「神隱」中，習近平確在北京與「紅后」代表以及山東、華北等地的重要「紅后」頭面人物會面，據稱，除胡耀邦子女外，還包括葉劍英元帥後人、徐向前元帥之子徐小岩等等，估計會面人數逾百人，但所代表的「紅后」家族成員超過1000人。」

 

「如此大範圍會面尚屬首次，據透露，全國「紅后」大約有4萬人，分為北京和地方，地方「紅后」因聚會少、級別低不算主流，而在北京的核心圈子也不過2000餘人，其中主張恢復中共正統的「左派」佔85%，認同民主憲政的「右派」佔15%，但後者被認為控制了境外媒體的話語權。而習近平的那一波會面「就是不分左派右派，其中有的是單獨會見，有的則是兩、三家一起見面」，內容主要就是向各家族說明自己的執政方向以及理念。」

 

可想而知，習近平上台前消失了半個月，專門和代表幾千個紅後代的上百個家族密談，傾聽他們的意見，所獲得的最大共識應該說就在於此：為了維持中共的執政地位，為了保護太子黨的利益，必須毫不手軟的嚴打黨政軍官僚系的貪腐!

 

這方面，劉少奇之子劉源以及號稱這一代太子黨的精神領袖葉劍英之子葉選寧等人無疑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當時，民主派卻只知道習近平也會見了胡耀邦之子，因而對他會立即推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產生了巨大而不切實際的期望。

 

這裡值得注意的幾點是：專制權力總是會在體系內繼承，傳統君主制下直接世襲，現代專制下變相世襲，轉一圈再返回也是常態；紅後代自己雖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官僚系不顧「江山社稷」的貪腐卻恨之入骨，對他們進行大清算既是派系鬥爭的需要，也是鞏固政權的需要；官僚系和紅色家族、太子黨的矛盾由此挑明，從此，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會和中共未來的政策走向、這場假共產之名劫掠國家和全民的鬧劇如何收場、以及中國如何回歸世界文明主流都高度相關。

 

4，試說官僚系

 

任何現代國家都做不到和官僚系統進行全面決裂，這一點，對紅後代和太子黨來說是悲劇性的。它決定了太子黨在和官僚系統的決鬥中即使會贏得一系列的重大勝利，最終卻只能是它的手下敗將。關於這方面的論證且待後面分說。

 

權力從打天下集團向「選賢任能」的官僚轉移，是中國自從漢朝開始以來多次重複過的事情。漢朝建立六十餘年時漢武帝即位，董仲舒應詔提出賢良對策，要求實行「更化」也即是改革，其用人政策不能再論資排輩，而要唯才是舉。統治者用人政策的這一變化，對鞏固政權有著多方面效應，首先是國家管理水平大提高，其次是對有政治野心的權貴是一個很大制約，第三使平民中的優秀分子能沿官僚階級晉陞，這對社會秩序化大有好處。但是，官僚系統由此形成后，對社會進步的負面作用也是巨大的。由此形成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其實就是官僚文化。蔓延2000余年的中央集權體制，並沒有因為中共的「無產階級革命」而終結。就像毛澤東畢生拚命反孔，指定的國旗還是「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表明他不過是個毛猴子，無論怎麼翻跟斗也跳不出儒學這個如來佛的手掌心一樣，中共「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結果，只要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得重蹈「學而優則仕」的覆轍——雖然它的幹部政策其實還遠遠落後於科舉制——從而使國家政治再度官僚化。

 

因此，今日中國龐大的官僚系統（指依附於官僚制度的幾千萬公務人員），雖然和帝制時代的官僚系統相隔著巨大的歷史斷層，但從文化學上說無疑是一脈相承的。

 

歷史上看，中國政治的第一大特點是獨裁專制，第二大特點就是官僚政治。

 

官僚制度具有龐大的規模，原因在於，理論上說，每一個官僚的人格，都是官僚制度的化身，那就是，哪怕自己是最低級的官員，只要一有可能，他就會在自己的手下複製官僚體系，因此，只要沒有強有力的制約，官僚體系就會無限膨脹，一般而言，這種膨脹規模越大，這個官僚體系的生存能力就越強。

 

因此，官僚體系雖然是應人類社會管理之需而產生的，但當它惡性發展后，就成為這個社會本身的腫瘤。

 

與此同時，越是成熟的官僚體制對後世的影響越大，留給後世的包袱越重。從中國傳統的官僚制度來說，有著如下一些特徵：專制化的政治體制，等級化的權力配置，集權化的組織結構，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差序化的官場生態，形式化的官僚作風，人情化的政治關係，等等。

 

中國傳統的官僚制度如此罪孽深重，極端情緒籠罩時人們很希望徹底粉碎它，但是，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切實際的幻想，由於人類社會的管理也確實離不開官僚制度，因此，任何企圖徹底粉碎官僚制度的做法，都只能帶來更加荒唐、更加惡劣的官僚體系，而我們中國人今天面對的也正是「完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帶來的這種歷史惡果。

 

中共本是一個軍事集團，摧毀了具有現代國家雛形的中華民國的國家機器以及官僚制度奪取政權后，這個軍事集團實行了軍事政治經濟一體化、國家社會家庭一體化的絕對專制統治，從而導致了毀滅一切的「文革」發生， 如前所述，直到毛澤東的以上政策混不下去了，才推出鄧小平進行第一次政策大變局，從而以「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幹部路線造就了今日中國的官僚系統和令「紅後代」「太子黨」憎恨的官僚系。

 

在今日中國這種專制政體下，權力的約束機制比帝制時代還要軟弱無力。因為帝制時代的官員都是皇室的打工仔，皇室為了江山社稷還要千方百計約束官員，這種體制下沒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顧忌，所有官員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都像毛澤東一樣旁人「莫予毒也」。因此，古時一個皇帝身旁只有一個權臣嚴嵩、和珅，今日中國則可以有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富可敵國的貪官。

 

關於今日中國大貪官們的身價國際傳媒早有大量揭露，這裡，我們僅看看如今被習近平當老虎打了的兩個人，一個是過去十餘年中主宰全國軍隊的徐才厚，一個是過去十餘年中主宰全國政法的周永康。

 

官媒報到：「今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黨的紀律條例，決定對徐才厚涉嫌違紀問題進行組織調查。經審查，徐才厚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陞職務提供幫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賄賂；利用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財物，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並涉嫌受賄犯罪，情節嚴重，影響惡劣。」

 

香港媒體揭露：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涉嫌前年洗黑錢達100億(港元，下同)的大陸年輕女子趙丹娜，去年獲准以巨額保釋金3000萬包管候訊，但趙丹娜本年初棄保潛逃。」其他消息證明，放棄3000萬港元，在重重關卡的陸港兩地全身而退，無人知曉下落，原因在於，22歲的趙丹娜就是徐才厚老婆的娘家人，是替徐才厚家族轉移財產的手套，她棄保逃回大陸居然是在駐港部隊幫助下進行的。

 

可以與以上消息互相映證的，是徐才厚僅僅一筆賄款就高達3600萬。實名認證為「海口經濟學院院長」的學者劉耘在微博上隱晦地透露，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因涉收受大陸解放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中將3600萬元賄賂，經中紀委偵查終結，已於6月9日移送檢察機關（此外，還有消息指出，谷俊山賄賂另一中央軍委負責人郭伯雄的數額更大——3700萬元）。

 

作為中共軍隊日常工作實際負責人的徐才厚，十年時間裡像這樣收受了多少賄賂？

 

再加上那之前大權在握后的許多年裡又收受了多少賄賂？

 

至於周永康的貪賄問題就更加驚世駭俗！

 

香港《東方日報》2014年4月21日報道：「 官方遲遲未公布備受關注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海外媒體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當局將在五月初公布周永康貪腐案，之所以一再推遲公布案情，是因中紀委在調查過程中，愈來愈多人被牽涉其中，至少有五千人被查、數百人被抓。」

 

路透社則報道，周永康貪腐窩案，當局至今已經沒收了價值至少900億元人民幣（145億美元）的財產。消息來源透露，中紀委監察部四個月來已經凍結了周永康及其親友和親信名下多個中外銀行賬戶，存款總額高達370億元人民幣。另外對北京、上海以及另外五個省份的部分住宅進行搜查后還發現總額高達510億元人民幣的中外債券。調查人員還沒收了總價值約為17億元人民幣的約300處房產，價值約10億元人民幣的古董以及字畫等。其他被沒收的財物還包括超過60輛汽車、昂貴的中外名酒、黃金、白銀以及中外貨幣現金等。

 

顯然，和毛澤東時代比起來，鄧小平「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政策基礎上形成了知識型的官僚系統后，中國才算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回歸了世界文明主流，但也因為缺乏制約而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貪腐問題。

 

僅僅從徐才厚、周永康兩個貪腐集團看，直接涉及的就是整個中國的兩大國家暴力系統政法和軍隊本身！

 

如果說從前這兩大暴力系統的為惡還打著政治旗號，那麼在過去十餘年裡大家有目共睹，政法和軍隊已經直接介入民生領域，製造的各種罪惡實在是罄竹難書。但是，這裡的問題，與其說必須歸罪於他們利用國家的暴力機器搶劫民財，還不如說只是把綿亘了八十餘年的暴力機器的罪惡傳統發揚光大了，而他們本身也只是這個邪惡的暴力機器的產物。

 

當然，以上的道義考量絕不在太子黨的頭腦中，他們需要當心的是，由於周永康曾任地方長官和國企石油系統等部門長官，他所具有的官僚權力基礎隊伍之宏大，恐怕還要用被查的五千人乘上3位數甚至4位數，這些官僚會怎麼應對太子黨的嚴厲打擊？

 

還不要說所有的非太子黨的官僚們都會唇亡齒寒因而可能會採取什麼抵制、抗拒態度！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軍權的特殊性決定了和徐才厚唇齒相依的大量軍官中難免有人鋌而走險，而同類情況還有在軍隊中勢力並不比他小的郭伯雄。

 

這樣，官僚系軍人在今後和太子黨的博弈中會怎麼出手，就是一個無法逆料的事情。

 

可以毫不含糊的斷言，從今以後中共軍隊絕不會是鐵板一塊，窩裡反的事件不僅是他們的心病，窮途末路的方面絕對會不惜鋌而走險！

 

再說，從民主化進程看，和官僚系統進行全面決裂是不可能的。

 

這一點，決定了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無論其作用之正反，當今中國的官僚系統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它的正面作用會大大推進民主進程，另一方面，它的負面作用會使民主制度建設極為艱難。從民主政治來說，只能逐步改造今日中國這個官僚系統，絕不可能完全擺脫它。

 

韋伯認為，所有官僚必須是這樣的人：「1.他必須對從事的事業保持充沛的熱情，因為只有熱情才是堅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動才可獲取它執著的始終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還應該對從事的事業懷有持續的信仰。沒有信仰的熱情自然是十分淺薄的、缺乏獨創性的。在信仰的召喚下，他的行動必然目標明確、意志堅決和負有深重的責任感及獻身精神。3.他的行動必須體現出在信仰與客觀現實之間的某種均衡感。他不會因為現實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會由於信仰而無視現實；他不是鄙薄客觀的超人，也不是隨波逐流的庸人。當然，在個人意圖的實現歷程中，信仰應該始終處於統領與涵帶的地位。」

 

這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來說，當然是一個極其艱巨的任務，雖然還遠遠沒有提上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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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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