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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歲的資中筠是中國的思想家、女中大師

作者：dulisikao 於 2014-3-8 01:1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2評論

關鍵詞：思想家, 中國, 資中筠

84歲的資中筠是中國的思想家、女中大師

84歲的資中筠，是著名的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博士生導師。她最近對中國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會啟蒙分別表達了自己看法和期待，很值得大家分享和思考：以下為其發言節選：　　

1. 希望中國外交恢復到理性 2014-01-17

「我覺得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複雜、細緻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就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通過談判來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來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問題。而現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實際沒有經歷過戰爭，不知道戰爭的殘酷。至於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複雜的事，民眾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實情。有人說毛澤東在的話不會讓人欺負我們。但其實，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彙報真實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問題的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槍走火，有關國家都為各自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毛澤東從朝鮮戰爭之後，在外交上至少並沒有走冒險主義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傳備戰，但是沒有敢主動向外冒險，還打開了中美關係，這是應該肯定的。　　現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強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為國家強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發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還要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最後，我覺得希望在民間。如果說希望領導人或者上層能有向前突破的舉動，我不抱希望。但我發現，實際上這些年來民間的思想非常活躍，思想已經多元化了。現在有一個撕裂現象，就是極左和極右都出現了，但真正比較理智的聲音，或者是說我稱之為「正能量」的聲音，像我們現在在這討論的一些思想，實際上正在傳播開來。　　如果說啟蒙，這些年來在一般的至少認字的民眾裡面，思想的啟蒙還是很明顯的。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幾年前我寫的東西，常有人認為是大逆不道或者驚世駭俗，現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包括政府裡面的工作人員，明白的人多起來了。那麼假如要是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也不會出現幾千萬黨員站出來維護舊權力，不見得大家都會出來保衛原來的貪腐政權和原來的專制。　　現在在體制內覺悟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這個啟蒙是不是還得繼續下去？當然還要繼續，因為啟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眾的狂熱還在，還是非常愚昧的。還是脫離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維。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與原來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實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啟蒙還是任重而道遠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讓理性的聲音得到傳播。儘管言論空間正在緊縮，好在現在的網際網路和微信的傳播力是是很難完全控制的。」（讀後：在如今的網路時代，國人參與政治和各類國家大事的熱情很高。但也必須注意一種危險傾向就是，在一些專業性很強的問題上，政府不能為了迎合「民意」，就放棄了理性高度及對民族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把握。比如在外交領域，現在的媒體浮躁的聲音就的確太強了，希望這位智慧老人的聲音能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這樣的思想啟蒙對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太重要了，願有更多的人能從老人的話中汲取智慧和營養。）

2.投入水中的一枚石子 2014年01月17日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劉炎迅

她老而彌堅，不盲從不妄為，堅持著以常識論道，以理性立言，在當下紛繁的輿論場，保留著獨立、堅守和擔當本刊記者/劉炎迅資中筠的頭髮花白了，蓬鬆自然捲曲，但看得出經過細心的打理，雖然83歲，但談到一些往事和學問中的細節，她幾乎是脫口而出。她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入學時還是民國，畢業那年，已經改天換地，18歲的女青年，她迅速適應著新的一切。因為機緣巧合，她被選入外事系統，後來又調入中國社科院參與組建美國研究所，隨後擔任所長一職至退休。那些年，她和研究歐洲史的愛人陳樂民先生，各自發表了很多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和觀點，成為一對全國知名的學術伉儷。老伴兒陳樂民2008年去世后，資中筠便一個人生活。她住在北京南三環內一個老社區，喜歡簡單平靜的生活，但有時不免受邀參加各種活動。她更廣泛地關注社會問題，2013年12月，她的兩本新書《美國十講》和《老生常談》出版，前者側重於史實，後者側重於觀點，一以貫之她多年來以常識論道、以理性立言的品格。「少數的花果」門前換鞋的地方，擺著一些書，還有掛件，透著主人的細心和生活的小趣味，客廳鋪著淺黃色木地板，靠牆放著兩排書架，放著些家庭照片，以及各家媒體頒發給老人的證書和年度獎狀。資中筠說話不疾不徐，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美國十講》是她去年的一個系列視頻的合集，在修改過程中，她反覆翻看美國制憲會議的記錄，逐漸明確「美國是一個談出來的國家」。「我們比較容易理解的是槍杆子里出政權，所以覺得美國獨立戰爭就是槍杆子里出政權。」其實不然，美國的獨立戰爭，最初的起因是「抗稅」，後來因英國態度強硬獨立派才佔上風，13個邦聯合起來在1776年打敗英國，宣布獨立，還是分散各自為政。過了11年之後，各邦代表才坐在一起開會，討論要不要一個統一的國家以及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府，於是就有了「聯邦制憲會議」通過一部憲法，建立了一個國家。「美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不是像秦始皇那樣用武力滅六國，然後統一中國。不是這樣的。這13個邦不是誰把誰打敗了，從根本上講，他們的觀念和立國之本就是和我們不一樣的。」資中筠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談出來的國家和打出來的國家和法治的關係》，她說：「談出來的國家一般是法治，」美國這樣多民族多移民多宗教信仰和語言的國家，「凝聚在一起就憑一部憲法，只要美國公民承認這部憲法，你保留什麼生活方式、文化、信仰都可以。」另一本新書《老生常談》，則是她近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的發聲，「題材龐雜，東拉西扯，」談到了人治和法治，公民教育，國家觀，以及社會良知等等。

比如國家觀。她提到了一句話，大意是，國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的目的是保障廣大民眾的權利和生活。資中筠說，寫文章講話，見識深淺固然重要，但最基本的一是事實，二是邏輯。她說她寫作、講話，只對事、對觀點，不對人。可她心目中辯論的對象往往是連事實都不承認，以謊言為依據的，或是不符合邏輯、偷換概念。「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擔當的精神。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已經很少很少了，猶如花果飄零。資先生是少數的花果之一。」學者馬立誠說，有兩句詩送給資中筠先生最為合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學者劉瑜說，她以前讀到過一句話：「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可以去觀察這個社會裡面有多少優雅的老太太……資先生我覺得是優雅老太太的典範。」「不過是年長幾歲而已」攝影師拍照的間隙，資先生還張羅著泡茶，她的聲音緩緩的，語調也正合適。很多人尊稱她為先生，她很認真地解釋說，其實「先生」一詞，在她小的時候，主要稱呼兩種人，分別是「老師」和「醫生」，不分男女，說明這兩個行當最受尊敬，後來用來尊稱有學識教養的長輩。她笑得很謙虛，「這些年看了些書，寫過些文章，忝列學人，不過年長幾歲而已」。資中筠1930年生於上海，「我上小學的時候，在抗日戰爭之前，課程中專門有公民課，包括不隨地吐痰、對人要有禮貌、不隨地扔垃圾、過馬路要看紅綠燈，等等，就是從小要有遵守社會公德的觀念。因為這些不是你的單純的自由，而是可能危害到別人的健康和安全。大家都得有規矩，公民社會就是一個有規矩的社會。」資中筠說，「公民」對立面是「臣民」，前者是「citizen」，有規矩、守法治，後者是「subject」，不獨立、少有法治精神。 1947年從天津耀華中學畢業后，她考入了燕京大學數學系，後來轉外文系。次年，她通過轉學考試，從大學二年級起轉入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從清華畢業時，已是新中國。在冷戰背景下，蘇聯帶頭成立「世界和平理事會」，中國也相應成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具有英法雙語能力的資中筠，被調入這個機構。在「和大」，資中筠的工作主要是翻譯來往信件，陪同中國代表團參加與和平相關的國際會議，陪同來訪的外國客人到北京或中國的其他地方訪問等。那是1949年，資中筠18歲，她坦言那時自己很誠實，也容易「犯傻」，比如說那個時候要坦白思想，很多人都保留點不說，「我是向組織坦白一切，比如說『三反』『五反』時，把父母的家信全部交出來。」「你大概看過《牛虻》，他真的是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結果客觀上出賣了革命，出賣了他的朋友。」資中筠說，她後來常常想到牛虻，還好，沒有親朋因她「交代」而受害，因為母親的信基本上沒有一句出格的。「假如有的話我也等於出賣她了。」文革中，資中筠進了「五七幹校」。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她被召回北京，在對外友協美洲與大洋洲處（簡稱「美大處」）工作。起初是美國組的組長，後來是美大處副處長，做對外翻譯和接待工作。多年後，資中筠說，自己總被說成是領袖身邊的翻譯，她覺得有必要鄭重說明，她不是專職為領導人翻譯，「在我所處的年月，工作秩序還比較正常，因工作需要，為各種人做過翻譯，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到各單位各級接待外賓的人員都有，無論為誰翻譯，只是一項普通的工作，就是用其一技之長。」在對外友協那幾年，正逢中美關係解凍，美國民間人士開始頻繁來訪，她「有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機會接觸到美國社會從左到右、從上到下的各色人物，從後來任總統的傑拉爾德・福特（他第一次來華訪問時的身份還是國會多數黨的領袖）到失業工人、右派資本家、自稱『毛主義者』和激進的黑人民權鬥士都有」。在沒有機會訪問美國的情況下，這些感性的經驗對以後研究美國無形中有很大幫助。學者主要是幫助公眾知情「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之後，兢兢業業做小公務員，在沒完沒了的長期『思想改造』中曾經覺得讀書無用反而有害，大好光陰虛擲。」1980年，50歲的資中筠厭倦了「迎來送往」的工作，當時她生了一場病，於是就以身體不好為由，主動申請調到外交部下屬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隨著閱歷的增加，我心中不以為然而又必須照上級意思辦的情況越來越多，也越來越不能忍受。」資中筠說，她生病動手術、打麻藥之際，忽然有個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話，我有什麼遺憾？」結果她發現連沒有做完的事情都沒有，甚至不能說「齎志以沒」，她覺得太遺憾了，覺得應當做一點符合自己特點、有長遠意義的事情。一個偶然的機會，資中筠到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當副所長。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研究機構相對說來上下級關係不那麼森嚴，她希望因此獲得一點獨立思考的空間。 1980年代早期，「智庫」這個詞剛剛被從美國引入中國，許多學者想到能夠為政策制定者出謀劃策都十分興奮，因為這是自古以來中國士大夫文化的傳統之一。但資中筠屬於少數派，她不認為中國的學者能夠對政策制定產生多大影響力，即便正值「改革開放」。「我認為學者在中國的主要功能是幫助公眾知情，從長遠看，公眾也許反過來會對決策圈子有某種正面的影響。」她把這種影響稱為「漣漪效應」，熟悉資中筠的人都覺得，「她像那枚投入水中的石子」。資中筠一直認為，既然要做學術研究，就得甘於寂寞。《冷眼向洋》是資中筠很看重的一部書，也是她多年磨一劍的成果，「我的切入點是從人類的兩大基本訴求――發展和平等出發，看一個國家、一個制度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平穩發展的途徑。美國在不斷產生尖銳社會矛盾的同時，又能找到漸進改良緩和矛盾的途徑，其制度具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資中筠時刻顯示出老先生的嚴謹，在更早出版的另一本學術著作《戰後美國外交史》時，她要做索引，出版社不肯花這個力氣，她就找了一位年輕人做助手，親自做。「國際上學術著作索引是慣例，而中國至今不普遍，這是很大缺陷。」她說，後來第一本書再版（即《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以及《散財之道》一版、再版，都在她堅持下做了索引。退休后，欲罷不能 1996年，資中筠從美國所退休。「我開始返回自我，受到外界的禁錮越來越少。思想進一步解放，說真話的可能性和慾望都增大了。」她坦言，就個人的興趣而言，她總是很想能夠平靜一下。「當然，處於目前的社會狀況下，我覺得風花雪月已經太奢侈了，但確實是有很多我很喜歡看的書沒有時間看。」「現在就像我講得好像有點欲罷不能了，有些事情觸動了以後我非常憤慨，就想要說。」又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活動，邀請她去講話，她就這樣被推進了輿論場。她舉例說，此前寫了一本研究美國公益基金會的書，本來是作為研究美國社會的一個階段成果出版，結果被卷進了中國的慈善事業圈子裡。那本書對中國剛剛起步的公益事業產生的影響始料未及，直到最近，一位發起創辦阿拉善基金會的企業家還對她說，他是受了《散財之道》的啟發。她說起自己在《美國十講》里寫到小羅斯福新政，「提出新四大自由，其中兩個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一個是民生，一個是進一步加強民權，這個很重要也。假若，一些努力以和平、溫和的方式推動社會改良的人，得不到正常途徑的表達和溝通，「如果把中間的、健康的、理智的力量都封殺了，剩下的只有看似沉默的愚民，社會就危險了。」對於輿論中熱議的道德滑坡問題，資中筠的看法是，例如食品安全問題，如果不能用法律嚴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藥品中摻毒的商人和與之勾結的貪官得到嚴懲，那麼那些有道德、守規矩的同行只能因競爭不過而破產。「道德當然重要，但是當前的關鍵是制度問題。正如鄧小平說過的，一個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變成好人，一個壞的制度使好人變成壞人。」資中筠的諸多發言，也引起一些不滿。有人說「她是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的人」，指她過於理想主義，不切實際。她說，這是由於「我反對很多一些現在大家已習以為常的但其實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做法。如果大家都以『現實』為名與各種潛規則同流合污，那麼全民族都會墮落」。也有很多人稱讚她有勇氣，比如學者余世存說：「她的文字和人格尊嚴，傳承了我們中國文化的立法者們稱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作家閻連科甚至說：「她又常常讓我覺得自己不僅是沒有讀過幾本書的人，而且是一個連精神上都有腰間盤突出症的嚴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個。」資中筠則笑言：「只是說說話，算不得勇氣。我太老了，沒有行動能力，對誰也構不成威脅。但是我還是更佩服那些能夠起而行，在艱難中甚至冒著風險為社會切實做出貢獻的人。」

3.中國力量被誇大利令智昏肉食者鄙 2013年12月14日

資中筠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令人矚目，但中國的力量被誇大了。被外國誇大，也被中國自己誇大。在媒體煽動下，民眾也產生了虛驕之氣。比起別的國家，中國的發展並不是很突出。如果中國歷史上不走那麼多彎路，早就比現在更強了。資中筠說，她想送在位者兩句話：一句是「利令智昏」，另一句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兩句都是貶義的，但當權者平衡各種利益，就會對真正的問題看不清。不考慮長遠利益，只考慮狹隘短視的利益。我建議在位者和民間要互動，從民間吸取了令頭腦清醒的意見。

4.中國模式不可持續美再差也遠超任何老二 2011-12-19

環顧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面臨新的轉折點。就全人類而言，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自有文明史以來，人以他的智慧進行科學創新，不斷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務於自己的福祉。與此同時卻製造出高效的毀滅自己的手段，同時破壞自己的生存環境。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科學發展與人類命運的關係――如同永動機一樣無法停止的科技新發明是繼續造福人類還是帶來禍害，直至走向毀滅。這取決於人類的良知、智慧、遠見和對自己的掌控能力。這個問題太大，需要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以及政治家們的共同探討，我去年在一次會上曾經就這個題目作過探討，現在不可能在這裡展開。另一個領域是每天媒體都在追蹤報道、我們日常關注的，世界各個地區的危機和動蕩。這一輪的危機不同於以往，而是帶有本質性的新的拐點。由於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所面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來有效的內部體制和現存的國際格局已不能應付新的社會訴求和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實際上，這一新拐點可以從上世紀80年代末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算起。那一次變化可以說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蘇東向美歐靠攏，徹底打破二戰後的雅爾塔格局。現在美、歐又面臨新的轉折，但是在不同的起點上，好像波浪一樣，那一波在後面，這一波是在前面。當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熱點有：歐洲、中東、非洲、美國和中國，還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認為中東、非洲的動蕩可以說是上個世紀東歐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續，不過還要經過曲折而漫長甚至痛苦的道路，不過方向是一致的。至於歐洲，歐盟的出現是一個偉大的創新，如果這一關危機能成功地化解，那麼一百年後回頭看，歐洲又對制度創新做出了新的貢獻。原來民族國家的形成就是從歐洲開始的，現在民族國家發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聯合起來。如果成功，是帶有劃時代意義的。但是如果這次危機過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參考的寶貴經驗。所有這些問題當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時間中窮盡。我現在只能重點探討中國和美國各自所面臨的門檻，以及如何跨過這一門檻對今後的中美關係的影響。中美自一個多世紀以來有衝突也有合作，實際上合作多於衝突。真正兵戎相見只有兩次，一次是八國聯軍；一次是朝鮮戰爭。第一次美國不是主角，是被裹進來的；第二次雙方都不是發動者。冷戰期間的敵對，是兩個陣營的敵對，陣營解體了，就有了關係正常化的條件。迄今為止，兩國沒有不可調和的根本利害衝突，也沒有領土爭端。但是摩擦不斷。這還在正常範圍。但是今後這種格局就面臨新的變化。今後中美關係在具體事件上的外交運作固然重要，而決定性的、長遠的因素在於各自國內如何邁過這道坎。 1. 美國根據我對美國歷史的解讀，美國從立國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戰爭之外，一直在進行漸進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於有效的糾錯機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國家引起社會動蕩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補救的社會危機。在某些歷史拐點，當社會矛盾尖銳化到一定程度，代議制框架內政治鐘擺的左右搖擺的調整機制顯示乏力時，就有體制外的全社會各種力量直接參與，表現為群眾運動或強大的輿論力量，推動更加根本性的改革。這也是在美國民主政體框架之內的，並非反常之事。第一個拐點：20世紀初的「進步時代」。（多數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羅斯福「新政」作為轉折點，我傾向於更早，老羅斯福執政的「進步時代」）。這是一場全社會各種力量參與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決對資本和市場的規範問題、遏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凈化吏治，遏制腐敗、健全民主法治，進一步落實憲法精神，並改進憲法的不足。這場改革對以後整個二十世紀美國繁榮富強的意義再強調也不為過。如果沒有它，小羅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實現。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進步主義時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敗。以後從「新政」開始，美國行政部門的職能不斷加強，條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們懷疑政府部門可以以權謀私的話是絕不會同意這樣擴大職權的。第二個拐點：六十年代的群眾運動。其重大意義是實現進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會改革：促進種族、性別平等，落實了黑人的權利，大面積擴大社會保障，奠定美國式的福利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貧富差距最小，以後又逐步擴大）。當然，還有結束越戰，對外縮短戰線，緩和在冷戰中的軍備競賽，間接促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現在面臨第三個拐點：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的，我姑且舉三點新的因素，再加以闡釋： 1）所謂「世界領袖」的負擔沉重不堪。 2）出現了「虛擬經濟」，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 3）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在國內分配嚴重不均，加劇社會不平等。當然，這幾點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於時間不能盡述。以下對這幾點略加闡釋。 1）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以「世界領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發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論正當還是不正當。美國一貫致力於維護它的「世界領導」地位，現在更是特別要確保其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警惕任何潛在的挑戰。「領導」一詞本身是中性的。幾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學者對話會上，我曾提出過「良性領導」和「惡性領導」之說。前者引起尊重，後者引起恐懼和反感。例如20世紀絕大部分劃時代的科技發明創造都發生在美國。這樣，客觀上美國引領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它也曾以它的經濟繁榮和超強國力對二戰後很多國家的重建帶頭做出了貢獻。這就是「良性領導」。另一方面，當「領導」意味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以犧牲別國人民的利益來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別是持續不斷地擴大已經壓倒全球的軍火庫，從而帶頭加速全球軍備競賽，這個詞含義就是負面的。今天的問題是，美國越來越訴諸軍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經濟和文化手段來確保它的「領導」。這與二戰後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時美國的影響主要來自它內部的榜樣效應和對外的經濟援助。當然，那時已經開始進行軍事擴張。1955年艾森豪威爾總統離任前的演說中就提出了著名的關於「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對美國政治影響的警告。今天，這一力量已經發展到如此規模，全世界看著美國在對外事務中行事更無忌憚，更傾向於用高壓和武力，自己陷入一個又一個泥沼。不論這一軀體有多強壯，它能負擔這樣的重擔多久？另一個問題是美歐聯盟還能維持多久？顯然，北約的主力是美國。美國國防部長批評歐洲不承擔應有的義務的講話，說明美國擔負「北約」的「領導」責任也日益艱難。對於歐元面臨的危機，美國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願給予幫助，或者更願意看到它失敗？總之，美國需要在不斷擴張的霸權思維軌道上剎車，停下來進行反思，使自己適應變化了的世界，學習做一個正常的國家。但是現在似乎還看不到美國決策者有這樣的跡象。 2）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本不是新事。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已經發生過多次循環：金融泡沫引起經濟危機然後又走向復甦、繁榮。每次復甦都與新的發明和創立新的產業相聯繫。這樣，美國經濟和社會在一輪又一輪循環中螺旋上升。當前的新現象是出現了所謂「虛擬經濟」，這是華爾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遊戲，他們發明了各種令普通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和複雜的衍生品，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現在的問題是，下一個能觸發經濟復甦的新實體產業是什麼？我們能否期待清潔能源以及與環保相關聯的產業起到這一作用？ 3）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化促進了全世界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都從中獲益。但是由於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廉價勞動力市場，大量的利潤進入了資本的口袋，犧牲的是勞工的利益。像美國這樣發達國家，工薪階層通過多年鬥爭爭取來的談判權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以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即使在繁榮的年代也不例外。這當然引起社會嚴重不滿，導致我們看到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場運動雖然表面上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是遠不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深入而廣泛，主流媒體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對權勢集團的威脅似乎也不那麼大。目前政府財政赤字如此高，又面臨嚴重經濟衰退，外加各種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餘地也很狹窄。例如在上世紀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政府借群眾運動之勢推動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為止，「佔領」運動尚未起到足以推動實質性改革的作用。上述諸多問題反過來足以腐蝕美國的民主。美國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視的民主制度似乎有異化的危險。資本大亨的貪婪，加上「軍工複合體」，加上權勢的傲慢，再加上短視的黨派爭鬥和狹隘的集團利益可能綁架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對美國有一個論點：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權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現在，霸權正在發展而民主有異化的危險。美國的軍事開支2010年達7500億，而對最貧困國家的援助只有150億。美國獨家佔領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現政權，而每年用于軍費開支是1000億，而用於發展的援助只有10-20億。這是很說明問題的。所以說，美國面臨新拐點，需要對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進行反思，美國制度中的糾錯機制是否還能發揮作用，尚待觀察。（二）中國方面中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美國和歐洲面臨的問題帶有後現代性質，而中國尚未完成全面現代化。歐美髮生了危機，制度表現出種種缺陷，不能因此說明中國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華民族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就開始轉型，經歷了曲折而痛苦的歷程，有時甚至倒退。且不說早期的歷史。最近的一次拐點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啟了我們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時期。近三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和顯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積的嚴重問題也不容迴避。現在中國也面臨了新的拐點。我也姑且舉三點重要的因素： 1）當前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2）腐敗叢生難以遏制。 3）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化。以下簡單加以解釋：這幾點在很多國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國目前的轉型期，有其特殊的嚴重性。 1）方今人們談論很多的促成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它是基於高能耗（最新數據，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第一能源消耗國）、資源浪費、嚴重污染環境，加上低工資和人權保障的缺失。在經濟結構方面，一大部分GDP是來自房地產投機而不是高科技創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是賣地。再者，有利於出口導向產業的國際環境正在急劇發生變化。所有這些問題呼喚對現有的發展模式進行實質性的改革。 2）腐敗哪個國家都有。不過當前中國的腐敗是瀰漫性的，幾乎覆蓋所有領域，特別是本應是凈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領域。現存的法律和政治機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種「中國特色」的腐敗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就是基於等級制的特權，各級掌權者合法地、不受監督地大量消費「公款」按「級別」提供各種享受。這種現象不但沒有隨著全社會經濟增長而減少，反而更加劇。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國有大企業的CEO從他們的美國同行那裡學習到給自己付高得驚人的收入，卻沒有引進對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會保障（儘管美國人對此還不滿意）。所有這些造成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會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與美國不同的是，美國的大企業是私人資本，而中國最大的企業都是國有壟斷。土地都是國有。美國人抱怨，美國的大財團綁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麼中國各級政府本身就是大財團，是最大的利益集團，一身而二任，既是資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體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難以起步，都源於此。 3）中國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這些年來全社會財富大幅度增長。由於外資比例很高，高額利潤實際上落入跨國資本的口袋。也就是說，養肥了華爾街大亨的不僅有美國勞動者，還有中國勞動者的血汗。留在中國的那一塊蛋糕，絕大部分為佔中國人口極少數的權錢結合的暴富集團所吞食，廣大普通勞動者只分到極小的一塊。但是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由於過去的物資極度匱乏造成極端貧困，即使那極小的一塊，也足以顯著地改善多數工薪階層的生活。到目前為止，情況還能過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準備讓出一些份額來，那麼只有不斷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塊分給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長，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腳步，做些調整，也不敢這樣做，於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長模式。但是不可能長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國際市場正在縮水，中國急需轉變外向型經濟，而中國人的普遍購買力不足以填補足夠的內需。另外，年輕一代進入就業市場的大軍，包括大學畢業生，不可能接受他們的前輩所忍受的艱苦條件，而機會卻沒有那麼幸運。不言而喻，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加劇會導致不滿情緒的蔓延，從而威脅社會的穩定。問題是如何應對各種不平之鳴，防止社會動蕩？是進一步加緊對各個領域的控制，犧牲國民基本的自由權利，從而製造更大的冤屈，還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體制內外多數正直和明智的中國人都意識到目前的形勢呼喚早已滯后的結構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但是阻力還相當大，現在主要不是源於意識形態因素，而是來自既得利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取決於如何跨過這道坎，變惡性循環為良性循環。那麼，中美各自面臨的十字路口與今後的兩國關係有什麼關聯？總的說來，如果中美兩國各自能夠直面新的問題和挑戰，成功地跨過新門檻，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新階段，當然對兩國自身有好處，同時也有助於兩國之間建立較好的關係。一般說來，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自身繁榮而有自信的時候，可望比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對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續下去，以下的情況就會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由於中美之間經濟相互依賴已經很深，美國經濟衰退肯定對中國經濟有傷害，而且已經造成傷害。在目前的社會矛盾中，美國的特權精英階層不與國內的弱勢群體協商妥協，做出合理的讓步，從而達到美國社會的改良，卻傾向於以鄰為壑，把困難轉嫁到別的國家，中國首當其衝。保護主義――特別是專門針對中國的，我稱之為「選擇性保護主義」正在抬頭，其後果將是雙輸的局面。在美國的國內政治中，中國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謂「中國威脅」之說甚囂塵上。這樣，反過來刺激中國廣大階層的極端國族主義情緒和對美國的反感。再者，一個缺乏自信的美國更傾向於通過軍事手段來確保它在國際上的霸權地位，其惡果是可以想見的。在中方，國族主義，或稱之為「愛國主義」，在目前似乎是填補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價值。把這一意識推向極致，也可以成為那些否認普世價值和拒絕政治改革的人的一個方便的借口。在社會不穩定的危險日益上升時，所謂「境外敵對勢力」搞「和平演變」，企圖顛覆政權的老調又將重彈，不論其含義如何。加之目前美國的政黨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來缺陷，使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對中國人有吸引力。儘管民主有缺陷不等於專制更好，但是從一般輿論來說，肯定會增加對民主改革的疑慮。因此，美國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進，對中國的民主改革會相應產生負面或正面的影響。最壞的圖景是：中美之間對抗性關係升級，中國被拖入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揮霍盡自己有限的經濟資源，同時發出錯誤的信號，在國際上助長所謂「中國威脅」之說。這樣，中國就會不知不覺間被拖入一個惡性循環，指向危險莫測的終點。中美兩個核大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不會願意看到這樣一種圖景的實現。我們能夠希望的最好的情況是：兩國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都能找到辦法跨過當前的坎，實現對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時創造兩國積極合作的條件。在我看來，不論「中國崛起」被怎樣宣揚，有一點是客觀事實：不論美國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難，相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深刻危機，它還是比較容易克服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還將是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國力的最強大的國家――無論是硬實力或軟實力都是如此。它也仍佔據世界財富的最大份額――不論是虛擬還是實體經濟，不論是軍用還是民用資源。因此，對全球發展起決定性影響的還要看美國如何使用它的超強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領導」還是「惡性領導」的角色。不論怎樣，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國之間的利害關係錯綜複雜，互相依賴性日益加深。今後幾十年間，中美關係更將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鄰為壑、幸災樂禍的政策都是短視的，終將自傷。不過政治家們往往為利益所左右，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就是這個緣故。我們只能祝願他們不至於「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靈塗炭的惡果。我從來不認為書生之論能對決策起多大影響。我們能做的是面向公眾，促進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見，從而營造一個多少是良性的輿論環境，轉而對決策集團產生些微積極影響。我稱之為「漣漪效應」。

5.打出來的天下，談出來的國家我真正比較感興趣的還是中國歷史。為什麼中國歷史上中原常常被周邊少數民族打敗，多少次了，真正完全亡於少數民族的一個是元朝、一個是清朝，不能說中國從沒有亡過，絕對亡過。還有過去的五胡亂華、南北朝等等，少數民族比漢族好像更強悍，漢族明明在文化、社會進步、生產力各方面遠優於周圍的游牧民族，但為何總被打敗。有一個說法說漢族比較文弱，游牧民族比較彪悍，所以打不過人家。但仔細想會發現這經不起事實考驗，因為漢族文韜武略很發達，歷代出過很多名將，有很多著名的戰役，是載入史冊的，還有每次改朝換代都是靠武力打出來的。在逐鹿中原時，各路英雄混戰都很英勇，如《三國志》所描寫的情況，論謀略還有《孫子兵法》到諸葛亮，是世界級的。那為何每個朝代站住腳之後反而弱了？我後來得出一個結論：主要是執政者總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謀反上。誰最有可能謀反？當然是武將，因為天下是打出來的天下，覺得誰掌握軍權誰就可能謀反，所以凡是掌握軍權的武將最後的下場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斷地掣肘。所以抗擊外侮時，武將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勝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進讒言、敵人搞反間計，因為皇帝最關心的並不是你丟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將千萬別造反。所以看歷代，隨便舉一個例子，如漢朝的韓信、岳飛、于謙一直到明朝的袁崇煥，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衛邊界時，最後被懷疑謀反而不得好下場。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是最客氣、溫和的方式。這說明什麼？說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政權，領土是次要的，所以「寧予外夷不予家奴」，這是中國的傳統。在這裡面我得出這樣的結論：漢族之所以打不過少數民族，真正原因在於所有的政權都是靠武力打出來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來的國家就是這樣的。　　當然古代國家，包括歐洲、中東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來的，但中國是最典型、時間最長而且模式最一致――每一個朝代更替都是打出來的。歐洲國家打來打去，有的是爭奪領土佔領了別的國家，不一定都體現在改朝換代上。特別是到近代以來，情況越來越複雜，今天我就不講了。不管怎麼樣，最早中國黃帝大敗蚩尤成為中華民族的祖先，然後武王伐紂、春秋戰國、秦始皇統一列國，以後各個朝代全是打出來的，一直到本朝。所以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內戰最多，最後被總結出「槍桿子出政權」，這句話十分精闢，高度概括，中國政權就是從槍杆子出來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變了這種國家觀，辛亥革命號稱是武裝起義，實際上辛亥革命流血最少，清朝和平退位，沒有打得一塌糊塗，民國政府也沒有對清朝皇族開殺戒，並且給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後，部分改變了這種國家觀，也已經不是一個家族的起義了，是改變了「家天下」的繼承製度，至少在理論上實行憲政，理論上統治者是選出來的，國體變了，辛亥革命打斷了這樣的進程。但以後半個世紀還是槍杆子決定，先是軍閥混戰，誰有槍杆子誰就有地盤，大家憑槍杆子說話，最後北伐也是憑槍杆子統一中國，確定了蔣介石的領導。但蔣一直沒有能真正統一中國，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內然後攘外。各種政治勢力，最後誰掌握多少軍隊、軍權，最後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直到現在這個政權還是打出來的。　　打出來的國家有哪些特點？　　一是政權是私有的，這個是我打出來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國家建立的最高目標是保證我這個家族永遠掌握權力，政權是目標不是手段。那這個政權對誰負責？不是對老百姓，而是對祖宗，失去政權就對不起列祖列宗。儘管國庫都是從稅收而來，但各級官員都認為自己是「食君之祿」而非納稅人養的，因為整個國家是君主一家的，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這一家為何能長期執政？祖先的武力打下來的，「國」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兒孫坐江山，像家族遺產一樣，所以兒孫的責任是要對得起祖宗，永遠保證江山不落到別的家族裡。誰要覬覦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樣，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違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亂」是最大逆不道的，這是儒家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是什麼？是想造反奪取王位的人。歷代帝王都自稱是儒家，實際上他們並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傳的仁義禮智去做，但取的就是這一點，就是不許造反。這是第一點。　　二是愛國就是忠君，這兩個合而為一。所以文臣武將忠於國家就是忠於君王和他的家族，誰幫助這個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論功行賞。現在那些民主國家選舉，總不能誰幫我選舉最多，就給你官做得最大，不能這樣做。但在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這樣做的。論功行賞，等到功勞太大，賞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又把你幹掉。　　三是輕視個體生命，人命價值按等級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體，富貴之家是金枝玉葉，百姓的命如螻蟻，就是在歷史上一筆帶過的數字，歷來說的「坑降卒幾十萬」「血流成河」「橫屍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沒有關係，客觀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戰爭和飢荒，打仗論功行賞是以殺敵的人頭來計算，殺了多少人頭回去報功。這樣在政治鬥爭里基本沒有妥協，總是你死我活，要麼你取代我，要麼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便於統治當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麼也不需要你參與什麼。現在被認為最先進的選拔制度是科舉，這個科舉好像是比較公平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參加的。但就是科舉通過考試可以統一思想，考的內容一樣，大家積極要念的書、做的事情都一樣。科舉制度最能夠統一思想。在科舉之前搞貴族政治時，如魏晉時代的情況，貴族們的思想比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爭奪。但等到用科舉來統一思想時，普及面非常大，一方面普及了教育，給了相對平等的機會，但更加進一步統一思想，而且所有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為皇家服務，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適當改善民生。每個朝代開國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腳，這當然是題中之義。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為了怕水覆舟，「舟」是目的、是皇權。民生是可以考慮的，但民權不在考慮之內。因此民生的考慮也有限，一個朝代越到後來，君主越驕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犧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起來造反。　　所以，打出來的天下最終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時候強調「德治」，實際上往往流於虛偽，歸根結底還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韓非、李斯跟現在的法治觀念完全是兩回事，因為第一不保護人的權利，不承認私有財產，只講懲罰。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權的宰相如商鞅，還是人說了算，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話。最公正的，大家都說包青天，包青天最後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寶劍，如果皇帝把尚方寶劍一收回他完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願意講法治的，最高裁判者還是君主。所以我想到「把權力關在籠子里」這句話，誰把誰的權力關在籠子里非常重要，誰來掌握籠子的門？這句話沒有主詞，沒有賓語，那就是白說。　　這是第一種，打出來的國家是這些特點。　　第二種是談出來的國家，開會討論的國家。開會討論出來的國家美國最為典型，別的國家是從打出來慢慢演變為討論出來的，不過美國一開始立國就是討論出來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這樣的。美國並不是先有一個國家然後宣布獨立，再打一仗。美國原來有13個獨立的或半獨立的邦，跟英國打時，一開始並不是要獨立而是抗稅，13個邦因為利害關係先聯合起來，等到把英國打敗了自己回到自己的邦。最後想來想去覺得有一個聯合起來的國家應該比沒有一個國家好，所以大家在一起開會。於是1787年開了一個有名的「制憲會議」，先確立一個原則，到底要不要統一的國家，還是13個邦依舊是分散的、獨立的。大家討論到最後，覺得有一個中央政府比沒有好，但他們很警惕特別怕中央政府侵權。討論來討論去，討論了 116天就通過了一部憲法。所以是先有憲法才有國家，沒有憲法根本就沒有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建立在憲法之上，不建立在任何傳統之上。這個憲法是怎麼來的？是投票投出來的，投了569次票，每一條款都要投好幾次票，有的人今天投了贊成票，第二天覺得不對，有意見，然後重新討論再重新投票，這可能也是破天荒的，一個文本投了569次票通過，一條一條通過，通過完后許多人還不滿意，還有人不想簽字。這個過程非常複雜，但不是動武的，大家先說好，最開始的議事日程是不許用暴力、不許打架、不許罵人，君子動口不動手，可以給你任何時間發表你的意見。所以這個國家是如此討論出來的，討論到最後先有憲法才有國家。到現在為止，維繫這個國家的就是憲法，憲法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美國這個國家是移民國家，什麼樣的民族都有、什麼樣的宗教都有，可以保持你的宗教、生活方式甚至於語言，但你得承認這部憲法，做公民的唯一條件是忠於這個憲法。　　　談出來國家的執政理念是怎樣的？開始時美國執政理念是從洛克《政府論》來的。不過洛克當時想象的是君主國家，只是君主是被大家推選出來的，而不是王位、血緣繼承的關係。據我理解，洛克覺得國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權利，基本公民權利核心一條是私有財產的權利。洛克認為一個自然人在沒有政府時，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拿無主的東西，比如打獵、打漁，這些都是可以的，這些東西是無主的，歸你的。一旦你射箭射中了獵物，付出了勞動，這個獵物歸你，就變成你的私有財產。但有人想搶你的東西，應該自然地有一種權利保護自己通過勞動得到的私有財產。可是這個事情越來越複雜，有的人力氣特別大，硬給搶走了，這就需要推選一個或幾個人來管這個事。所以大家推選出幾個人，立一些規矩，並且自願地讓渡出來一部分自己的權利，由他來執行，所以洛克心目中君主有執法權，。政府是手段，統治者是大家要求他來統治，其合法性在於得到公民認可。所以私有財產可以繼承，公權力不能繼承的。假如推舉出來的君主死了的話，應該重新推舉，而不能說他的兒子自然而然就繼承了，這是我理解的最初的、最原始的談出來國家的一種觀念。　　政府結構的設計是為了貫徹憲法的精神，憲法可以隨發展的需要而改進，所以美國到目前為止有27條修正案，但都是要經過已制定的程序而後通過，是很複雜的過程。　　還有一個特點，既然保護公民自由權是最高的任務，那誰是主人、誰養活誰就比較明確。「納稅者」的意思是什麼？是我們要推選出來一個人來管我們的事，但如此會佔時間，比如不能去種田、打獵或者賺錢，大家自願地補償一點，給他費用，或者再發展下去，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納稅者自己願意給一點補償來管理。其實共產黨最初在解放區，叫「脫產幹部」就是這個意思，那時解放區大多數人都要生產，有人脫產的，不種地了，專門從事管理，只有很少的津貼。當初所謂「脫產幹部」的觀念是這麼來的。我記得1949年以後初期農村的農民很不願意當幹部，因為耽誤他生產，可見那時幹部待遇津貼很少，有時幾乎沒有。但是由於沒有制度保證，後來竟然發展成今天這樣。　　還有一個觀念是新聞自由，是傑斐遜說的，因為要公民參與，既然要參與就必須要讓他知情，愚昧的、不知情的公民不可能參與民主社會，所以他說寧可要一個沒有政府的國家，也不能要一個沒有報紙的國家。這種觀念都是由於國家是談出來的，不是打出來的，無論如何軍人不參政，不能由槍杆子來決定誰來當政，或者哪部法律應該通過或者不應該通過，這類國家最後一定得是法治而非人治，因為它的核心就是憲法。　　法治精神在於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如果說同一部法律只適用於這部分人，而不適用於那部分人，有的人同樣犯罪就應該判死刑，有的人殺了好多人都不判死刑，這不叫法治，因為由誰來決定該怎麼判呢。我忽然想起來前幾年討論《物權法》時有一位號稱是法學教授反對《物權法》，理由是：難道乞丐的打狗棒和富人的豪宅應該一樣受到保護嗎？他認為乞丐的打狗棒應該受到保護，而富人的豪宅不應該受到保護。我看到這個講話后很吃驚，覺得一個學法律的人不該說出這樣的話，法律最基本的原則是一律平等，至於我們希望少一點乞丐，應該改革社會，使得乞丐少一些。但不管什麼樣的情況，按照他的說法，財產多到什麼程度就應該不受保護，就可以動員「打土豪分田地」。何況，在現實生活中最沒有保障，經常被剝奪的恰恰是類似乞丐打狗棒那樣的弱勢群體的一點點財產，例如小販的小貨攤、農民、貧民的自住房、地等等。所以對這種法律的概念，一個號稱是法學教授說出這樣的話我很奇怪，說明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傳統里，法治觀念確實非常淡薄。　　第三種國家是第一種國家的變種，還是通過武力奪取的政權，不過並不公然地說這個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據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國家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所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並不承認人人平等的觀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不能夠平等，因此也不承認普遍公民權。但是無產階級有千百萬人怎麼統治？通過自己的政黨。但這個政黨不是階級選出來的，而是自己組織起來說我代表那一個階級，而且這個政黨人數越來越大（姑且不說怎麼發展的），只能通過少數的領袖集中統治，最後高度集中到一個人，然後這一個人被神話，權力無邊，超過歷代任何一個皇帝。　　暴力革命時間可以短可以長，有的幾天之內暴動。但在我國大規模的槍杆子出政權，當代內戰時間持續得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換代的時間都長。如從辛亥革命以後算起，10年之間是軍閥打來打去，裡面包括從共產黨成立之後所謂「圍剿」和「反圍剿」的十幾年戰爭；其中有8年是打外戰、抗戰，是日本侵略；之後又接著打了3年內戰。總體上內戰的時間遠遠超過跟外國打仗的時間。所以這個政權絕對是槍杆子里出來的。根據列寧的理論，後來通過林彪之口講出來的，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政權就是專政，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變成了鎮壓之權，這個政權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個功能――保護公民權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樣，「人民」到底有什麼權利不清楚，哪些人算人民不清楚。比如1949年對國旗上四顆小星星的解釋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四個階級算人民內部。後來忽然一下資產階級算外部了，國旗就另作解釋。到文革時，階級概念變成路線，今天同意我的意見、擁護我的，就算革命，是無產階級。明天站隊站錯就成資產階級。整個沒有章法，更不能說有權威的憲法一說。這樣的國家跟歷代朝代還有一個不同，即更加虛偽。因為歷代朝代說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夠打下天下來是因為我是「奉天承運」，有天命在身，兒子當然繼承我的王位，老百姓認了，合法性就在於血統。後來的國家是號稱為共和國，不能夠公然地說就要按血統來傳位。那究竟按什麼？一家的天下變成了少數幾家的天下，而且又不能夠公然說必須按血統傳位，到底如何繼承？權力更迭問題實際上沒有理順，也沒有很明確的交代。但很多特點跟第一種國家，即跟所有打出來的國家都是相同的：　　第一、最大的罪惡是謀反，現在稱「篡黨奪權」，這遠遠超過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規模地殘害百姓、侵犯民權等，都不如奪權謀反的罪大。　　第二、政權目的是什麼，是絕對不能丟掉這個政權――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環。最高使命是要後代保江山永遠在同一團體手中。那麼當政者對誰負責？對祖宗。否則對不起列祖列宗，對不起曾經流血犧牲打下江山的「先烈」（現在不叫「祖宗」）。我記得1962年古巴危機時，最後赫魯曉夫跟肯尼迪妥協，現在來看非常明智，已經到了核戰爭邊緣，大家讓一步，赫魯曉夫同意美國在公海上檢查蘇聯船隻，證實上頭確實沒有導彈，化解了當時一觸即發的危機。那時中共批「蘇修」，我聽到一些高級幹部罵赫魯曉夫：說他對不起祖宗――指列寧，說列寧如在墳墓里知道的話都會不安生。指責赫魯曉夫投降了，先是冒險主義，後來是投降主義。所以當時的觀念還是對不起祖宗，認為赫魯曉夫對不起列寧。至於如果爆發核戰爭對蘇聯廣大群眾如何、乃至全人類如何，不是主要的。我們的一些老革命，雖然是無神論者，但一說到將來去世的話一定是說去見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錯誤，就說無臉去見馬克思，說的是對不起祖宗，而非對不起人民。這些觀念都是一脈相承的。　　還有是輕視個體，核戰爭沒關係，死了3億人，還有3億人。甚至有一個說法是全世界有幾十億人，死了一半人也沒有關係，這種話在有重視個體生命的傳統的國家的政治人物絕不會公開說。在這類國家，軍隊不是屬於整個國家，是對一黨、一個統治的集團負責，軍隊職責不光是外戰，還包括對內鎮壓造反，鎮壓對政權的挑戰。　　有一點跟皇權時代不太一樣的是宣傳工作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皇權時代，因為現在社會信息這麼流通，民眾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閉，可以有橫向比較，而且公開的說法又不能以血統為依據，愚民的難度越來越大。過去皇帝不需要宣傳工具，也沒有一天到晚在那兒宣傳，只要頒布一下號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蕩，理應如此。現在宣傳機器之龐大，之重要性，遠遠超過歷朝歷代。　　還有一個是民生要求越來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給點小恩小惠就滿意了，因為有橫向比較，而且生命的價值以等級論的觀念，越來越不能為普通百姓接受。更重要的是，第三種國家自稱比第二種國家優越之處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務非常重，但民生還是手段不是目標。常常有人說，載人飛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問題、毒奶粉問題為什麼就沒有辦法做好？主要是因為民生不是最終目標，最終目標還是政權本身，需要保的最重要的是江山。所以執政理念不可能是法治，還是人治，並且常常要講「德治」。在當下的語境中德治的意思是意識形態統一、信仰統一，強化思想教育。總之，在政權的終極目標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權利，甚至根本不承認公民權利、司法不能獨立之前，不可能成為一個法治國家。許章潤：我想從以下六點談我聽資先生講座的體會。　　第一，我體會資先生所講的第三種形態，即黨天下、官僚天下，所謂的保江山，紅色江山代代傳，其實就是王朝政治以「人民共和」的名義在現代的翻版。我記得1989年時的王震將軍，報紙上說他是知識分子的諍友，其實是知識分子的打手，當時他講了一句話「我們犧牲了2千萬人頭打下了紅色江山，你們這幫傢伙（指當年學生、老師自願不吃飯的一批人）想要奪取的話，拿2千萬人頭來。」各位可以想象，這是20世紀後期，在啟蒙運動已然度過了將近400年之際，東方中國這樣一種「家天下、私天下、王朝天下」的觀念在現代赤裸裸地叫囂，說明我們國家還沒有實現精神的啟蒙和現代歷史的洗禮，直到今天這種情況仍然在延續。這是我聽了資先生講的第一點感受。資中筠：當下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價值取向就庸俗「有人告訴我，八一學校居然到了這樣的地步，過年的時候學生們互相交換禮品，有個孩子帶來一件自己做的、精緻的東西，結果老師往地上一扔，說『這種東西也拿得出手』。在老師心目中，以金錢衡量禮品的價值，這樣的老師能夠培養出什麼樣的學生？」

===== 請各位想想我們今天的教育宗旨，是不是這樣？據說所有家長都在對孩子說，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告訴孩子，從上幼兒園開始，他人就是你的敵人，競爭非常激烈。如果這個小朋友功課趕不上，你也不要幫他，別人的失敗就是你的成功。我們常說「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但資本主義市場競爭並沒有惡性競爭到這個程度。所以我認為是從小學開始的這種教育，把人異化了。中國不但個人之間排名次、學校排名次，國家也要在世界上排名次。我一再呼籲我們不能自以為是除了美國之外的全球第二，認為多少年後世界第一就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了。首先，這個不現實，而且要是奔著這個目標去做的話，將會給整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現在這個說法非常能夠鼓動人，而且各種主流媒體都在鼓動這種說法，使很多年輕人熱血沸騰。這種心理狀態是非常危險的，而且是不友善的。「多年媳婦熬成婆」后必然也壓迫她的媳婦，這個心態不能改變的話，我們永遠不會有一個平等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