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書評

國 家為什麼會失敗？為什麼一牆之隔的地方，比如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諾加雷斯和墨西哥索諾拉省的諾加雷斯，亞洲的韓國與北朝鮮，歷史上的東德與西德，貧富懸殊會 如此之大？通過政治學、歷史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組合分析，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試圖用同名著作來給出新的解釋。

「有 三種理由讓你愛上此書」，《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稱：「它的研究主題是現代各國的貧富差異，這也許是當前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它充滿 許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讓你在雞尾酒會上滔滔不絕；它充滿懸念，你可能會如我一樣，拼著一次把它讀完，然後回頭一讀再讀。」

賈雷德·戴蒙德沒有誇張。此書材料相當豐富，作者似乎是坐在一個掛滿世界地圖的房間里寫作，一腳踏著歷史，一腳踩住現實。不過，在其炫目的案例與自信的論證之外，也存在觀點重複、主題先行、行文繁蕪的毛病。當然，這不能掩蓋那些遍布全書的洞見的光芒。

作 者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策制訂者專註於「做對的事情」，但真正重要的是「為什麼會做錯」。國家之所以做錯，之所以失敗，大部分不是因為地理、文化等因 素，而是因為掌權者作出製造落後的選擇。他們這樣選擇也並非出於犯錯或無知，而是有意做錯——國家可以甚至必須失敗，如果這樣能夠幫助掌權者成功的話。作 者進而提出全書的核心觀點：歷史及現實中的國家的失敗，主要是制度的失敗，也即採取榨取式制度而非廣納性制度。

制度包括政治與經濟制度。廣納性經濟制度強化財產權，打造公平規則，鼓勵創新與投資，形成持續經濟增長，並且人人可享增長帶來的利好。榨取式經濟制度與之對立，是少數人榨取多數人資源的體系，既無法保障財產權，也不為經濟活動提供激勵。

廣 納性經濟制度與廣納性政治制度互為支持。廣納性政治制度擁有多元政治體系，可自由競爭政治公職、選舉權普及，新的政治領袖有機會和平崛起；國家有適當的政 治集權，以此建立法治，為財產權及廣納性市場制度奠定基礎。同樣的，榨取式經濟制度也與榨取式政治制度互為支持。在權力分配上，榨取式政治制度將權力集中 於少數人手中，這些人為私利而推動榨取式經濟發展，並用所獲資源鞏固自身政治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榨取式制度並非一定與經濟繁榮無關。在一段時期內，由於「集中資源辦大事」，榨取式制度也可能獲得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1950-1970年代的蘇聯即是典型。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無法持久，關鍵有二：持久的經濟增長需要創新，創新又與「創造性破壞」（約瑟夫·熊彼特語，指新技術與新產業的進步對舊技術與舊產業的衝擊及破壞）密 不可分，而創造性破壞不但在經濟上以新代舊，在政治上也會顛覆既有的權力關係，因此，榨取式制度下的菁英總是會抗拒創新；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權力是團體 與個人都垂涎的目標，無不爭相奪取。但在法治未立，規則不透明，權利無保障的狀況下，對政治權力的野蠻角逐，其結果總是將社會推向政治動蕩，從而葬送經濟 發展的一切成果。

那麼，廣納性或榨取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認為，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制度，而不是相反。政治制度的形成，取決於過去，尤其是過去的差異。有時只是非常小的差異，卻導致了完全不同的制度。比如，在十五-十 六世紀，英國、法國與西班牙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英國王室對海外貿易的掌控非常虛弱，這導致在此期經濟發展中得利的群體，乃是王室的對抗者而非王室自己， 也由此催生英國憲政制度。而在法國與西班牙，海外貿易主要由王室掌控，此期經濟發展的大部分利好，都由王室壟斷，遂使它們在十七世紀走上與英國完全不同的 道路。

政 治制度的改變或轉型，則取決於關鍵時期，即社會既有政治與經濟制度崩解的時期。關鍵時期往往由一系列大事件限定：比如在十四世紀導致歐洲近半數人口死亡的 黑死病，使西歐傳統封建制度走向瓦解；又如十五世紀之後大西洋貿易路線的打開，為許多西歐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獲利機會；再如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為全世界的 經濟結構帶來快速又具破壞性的改變，奠定了延綿至今的世界各國之間的貧富不平等格局。

作者特別指出，在國家制度的形成與轉型上，小差異與偶然性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而任何歷史決定論的解釋——建立在地理、文化、偉人英雄或其它歷史命定因素之上的論述，都是不恰當的。正因如此，要預測一個國家的制度轉型，非常困難。

不過，本書最大的理論敵人，並非歷史決定論，而是「威權式成長論」。

威 權式成長論最強有力的論據如今不再是前蘇聯，而是中國。在冰封政治自由的基礎上，中國打開經濟門，迎來了三十多年的強勁增長。「中國模式」成為海內外熱議 命題，也為「威權式成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但作者認為，中國之所以成長，乃是因為鄧小平改革了原先的榨取式經濟制度，初步釋放市場經濟的能量，盤活 大量廉價勞動力，產生「追趕效應」（窮國缺乏資本與技術，生產率也低，少量資本與技術投入即會大大提高其生產率。與之相比，富國增加的資本與技術投入對生產率只有較小影響。因此，在控制住其他變數，例如用於投資的GDP百分比時，窮國往往增長得比富國快）。此外，在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極大受益於外國的市場、資金與技術。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的經濟成長仍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產品。儘管官方也倡導技術進步與企業創新，但真正推動經濟的卻是國家主導的快速投資，而非「創造性破壞」。與此同時，財產權在中國還不是完全可靠，甚至完全不可靠。

應該承認，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確實比前蘇聯更有廣納性，執政黨不再強行將所有重要資源都分配到軍工與重工業上，但它仍是全能主義的，掌握著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及絕大部分的經濟。

基於上述，如果制度不能變革，那麼中國經濟的衰退是遲早的事，一個榨取式制度的成長終究是有極限的。在達到極限之前，中國若能轉向廣納性制度，衰退也可能避免。但是，想要中國自動或毫無痛苦地轉型為廣納性制度，實在有點緣木求魚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