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孔子

　　摘要：一種普遍的看法是，戰國晚期時基本上都同意是孔子作的《春秋》。10月30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系主任柯馬丁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講座上完全否定了這種觀點。 　　　

孔子像

　　一種普遍的看法是，戰國晚期時，包括孟子、韓非子、荀子在內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是孔子作的《春秋》。10月30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系主任柯馬丁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講座上完全否定了這種觀點，他通過對戰國到西漢傳統典籍和出土文獻的文本細讀和重新詮釋，建構了一條孔子由「經典解釋者」到「經典作者」的脈絡，孔子「作者身份」的由來，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是司馬遷。

　　柯馬丁，德國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大學習漢語，之後在科隆大學取得漢學（Sinology）博士學位，主攻早期中國文本與文獻，后長期任教於美國。在2008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柯馬丁負責撰寫了首章「早期中國文學」，這一章被該書另一位撰寫者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孫康宜稱為最難寫的一章。在這一章中，柯馬丁提出了對「焚書坑儒」的歷史真實以及先秦時期「作者」和「書」等概念的質疑。2014年4月，他在北大再次談及「作者」，反思《史記》如何表現「作者」身份的問題，與本次復旦講座的旨趣可謂一脈相承。

　　柯馬丁在復旦中文系的講座中，梳理了孔子由「經典解釋者」到「經典作者」的脈絡。

　　對戰國文獻中孔子作《春秋》存疑

　　戰國時代的文獻中，最多有兩種提到了「孔子作《春秋》」，一是《孟子》，一是《公羊傳》。說最多兩種，是考慮到我們很難判斷文本里的某一段話確實是戰國時代的，尤其是《孟子》。《孟子·滕公下》中講《春秋》是當時的作品，引用孔子的話「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後「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是《孟子》中有兩個問題沒有提及，一個是「孔子作《春秋》」沒有具體緣由或任何歷史事件細節，不是跟某一個具體的事情聯繫起來，第二也沒有談孔子任何的個人經驗。

　　這兩個《孟子》沒有談及的「疑點」，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得到完美補充。《史記·孔子世家》解釋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和緣由——「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因為孔子之道不行於世，所以他根據魯國國史作《春秋》，又言其讀者是「後有王者」。並且，孔子的個人經驗也加入進來，他兩次自述是為後世而作《春秋》，表達「自現」（review myself）的欲求，而且要達到別人能「知我」（recognize me）的目的。這些文本是孔子在生命最後時刻說的話，「好像是他的遺囑，而且以《春秋》來代替他失敗的生活。」

　　另外一個戰國文本《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中，對於「孔子作《春秋》」的記述是「君子曷為為《春秋》」，一般認為這個「君子」就是孔子。但是柯馬丁認為，首先認定「君子」是孔子的證據來源於《史記》、《淮南子》、《說苑》等漢代文獻，但是證明這些漢代文獻的又是《公羊傳》，這是一種循環論證。另外，《左傳》、《公羊傳》中同時出現「君子曰」、「孔子曰」（或「仲尼曰」），顯然作者認為兩者是有區別的，並不認為君子就是指孔子。

　　而傳統以《韓非子·內儲說》為孔子作《春秋》的證據，在柯馬丁那裡，恰恰是反例：《韓非子》不是說孔子作《春秋》，而是解釋《春秋》；不是在談孔子自己的《春秋》，而是當時的實錄。所以柯馬丁認為，戰國僅有的兩種寫明「孔子作《春秋》」的文獻是存在疑問的，不能作為有力的證據。

　　司馬遷塑造了孔子的作者身份

　　那麼，《春秋》的作者被漢人認定為是孔子，又是從何而來？這裡面的關鍵人物是司馬遷。太史公在《史記》中，從各個方面豐富和強調著孔子和《春秋》的關係，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史公自序》那段關於聖賢遭遇困苦而後有所作為的論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但裡面存在嚴重有悖史實的地方，一個是呂不韋寫《呂氏春秋》是在其任秦國相時，而不是遭遇挫折后；另一個是韓非子完成《說難》、《孤憤》的時間也是在來秦之前，和成為階下囚而發憤沒關係。更為關鍵的是，孔子顛沛於列國，困於陳、蔡之間而作《春秋》，這個細節並不見於《孟子》中。

　　另外，司馬遷在《史記》中特彆強調「知」、「知我」對於孔子的意義，如孔子見獲麟后，喟然嘆曰：「都不了解我啊！（莫知我夫）」又說「只有天能了解我吧（知我者其天乎）！」而在《論語》中所有提到「知」的文字，從沒有強調「知」對於孔子的重要性，柯馬丁認為，二者是矛盾的。

　　所以，柯馬丁認為司馬遷對於孔子的「作者」身份進行了「創造」。孔子和《春秋》是有關係的，但不是作者與作品的關係。在先秦時代沒有人說孔子編史，孔子是作為最敏感的讀者和闡釋家存在的，而經過司馬遷有意的塑造，孔子的「作者」身份在西漢晚期被廣泛接受下來。「但這並不是突然的，中間肯定還有其他人的參與，只不過由於傳世材料太少，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給出詳細的描述。」柯馬丁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說。

　　司馬遷或許不是塑造孔子「作春秋」的最初起源，但肯定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那麼，司馬遷是出於何種目的來進行這樣的「創造」呢？柯馬丁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樣做對司馬遷本人來說非常重要。他根據自己的遭遇，把孔子作為一個樣板。」眾所周知，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白而遭受宮刑，《史記》寄託了他全部的追求。在《史記》中，只有屈原和孔子得到了司馬遷「相見其為人」的待遇，柯馬丁認為，他們三人都是悲劇式的英雄。司馬遷極力把孔子塑造成等待了解與承認的作者，並且不時流露出「（孔子）等待的那個人就是我」這樣的意思。在這樣的過程中，司馬遷也通過《史記》也「創造」了他自己——英雄聖人式的角色。

　　雖然在漢代，孔子是《春秋》作者這樣一種建構，幫助《春秋》在經典中地位抬升，進入到六藝的序列，但現在把《春秋》，甚至整個六藝和孔子的作品與作者關係剝離開來，並不會影響《春秋》的價值和意義。「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談到經典是什麼，經典就是永遠不可能講完（的作品）。為什麼我們現在仍然需要讀經典？因為它們對每個時代都能提供一些新的了解、新的思維。經典，在不斷地述說它自己的意思，有新的讀者，經典也對讀者講新的信息。好像經典本身就是它的作者。所以說，《春秋》沒有作者，是《春秋》的優點，而不是缺點。」柯馬丁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