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山西就已頻現巨貪 成反腐重點

　　核心提示：歷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興盛的商業備受朝廷重視。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員已經佔據朝中多數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屢現巨貪，成為反腐焦點。清雍正帝便以山西為起點推行「火耗歸公」與「養廉銀」的措施。

　　本文摘自：法制晚報，作者：李冉，原標題為：《治腐山西雍正推行「養廉銀」》。

　　歷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興盛的商業備受朝廷重視。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員已經佔據朝中多數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屢現巨貪，成為反腐焦點。清雍正帝便以山西為起點推行「火耗歸公」與「養廉銀」的措施。

　　背景

　　京師大賈數晉人太原門戶危都城

　　明代中後期山西社會經濟便已有了極大發展,商業興盛。而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也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山西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晉南一帶地窄人稠，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當時在北京便有「京師大賈數晉人」的說法，而在《廣志繹》曾有這樣的記載「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可見晉商之富。

　　到了清代，晉商已成為國內最有實力的商幫，這一時期，晉商雄居中華，飲譽歐亞，在取得輝煌業績的同時，為山西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為腐敗提供了標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北京成為都城后，太原便成為京師的門戶，直接關係著京師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確保山西的穩定，可在軍餉方面卻發生了五花八門的腐敗現象，吃空額、冒濫軍功成為軍隊中的一個常見現象。

　　「五倫」滋生潛規則默許為貪腐行方便

　　國人素來重倫理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種關係，為「五倫」，《周禮》中，將朋友與父母、師長合稱為「三行」，古語道：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因此上下級、同僚之間，年節之際，人情往來，互送禮物，原是無可非議。

　　可是後來朋友間的單純交往，在權力的影響下，衍生出種種弊端，形成送禮的陋習。以節禮之名，行賄賂之實，而且贈送範圍不斷擴大，名目日漸繁多，致使隨著金額的持續增長，這種灰色收入成為官員的一項重要收入。

　　這種官場陋習可謂是遊走在官場中勢必遵行的潛規則。後來連朝廷都默許了官吏的這項收入，認為「規矩如此」，於是上級默許，下屬營私舞弊便可想而知。而且此項弊端由來已久，想要清除，非一日之功。康熙帝曾認真考量過禁革措施的可行性，但他擔心驟然全盤禁革陋規，施行難度過大，而且恐會引起舊弊未除，新患叢生。所以，他並不堅持除弊務盡，反而認為「脾能養人」，在一定限度內允許陋規的收受。

　　康熙曾對被贊為「從古清臣，未有如伊者」的陳濱說：這種事情本來是不好的，可是一旦禁止了，恐怕州縣的官員，會尋找其他的機會貪腐，還不如現在的狀況。由此可見這樣的潛規則，使康熙帝這樣的千古一帝也束手無策。山西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亦不能獨善其身。

特點：中央晉籍官員多地方盤根錯節廣

　　山西經濟的崛起，為晉籍子弟讀書入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由於深受「學而優則仕」的影響，許多商人會讓自己的孩子讀書應試，於是許多商人子弟由此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例如隆萬年間的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的王崇古，萬曆時的首輔大臣張四維就是其中的典型，王家和張家都是大鹽商。

　　而山西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使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將迅速崛起。僅明代中後期晉籍官員中身為宰輔者便有5人，官至六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通政使、總督、巡撫、總兵的高官則多達30人。而這僅僅是在中央，地方的官員尚未計算在內，由此可見其在政府中的比重之大。

　　到了清代，隨著山西經濟地位和國防地位的進一步上升，使得晉籍官員在政府的比重較其他地區有著更加明顯的優勢。而且清代高級官員，尤其是一二品的高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貸者等多重身份, 這使他們的社會關係變得格外複雜，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許多高官既是政策的執行者，同時又以手中的權力換取財富。

　　此外在山西任職的官員的關係往往也是千絲萬縷。如康熙朝噶禮貪污案中，噶禮就任山西巡撫時就與太原知府趙風詔及地方官員勾結，全然不顧民生，大肆貪污搜刮，相互勾結包庇，牽連官員人數甚廣，最終查處的噶禮貪污一案官員人數達200餘人。涉及範圍之廣、人數之多令人咋舌。而且其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如官員腐敗形式多樣：貪污受賄、買官鬻爵、橫暴豪奪、敲詐勒索、經商牟利、瀆職失職、盤剝百姓等。貪官們成為了利益群體、官官相庇,腐敗呈現出集團性，使腐敗之風迅速蔓延。

　　措施：康熙帝「立模範」 親自察舉提清官

　　山西屢現巨貪，成為反腐焦點，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清王朝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雖然康熙帝對官場「潛規則」較為縱容，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貪污有傷國本，他希望可以通過樹立官場正氣，培養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員，達到以點帶面、政清人和的局面。為了端正官風，他曾多次下詔提倡廉潔之風，要求為官之人，「公忠體國，潔己愛民，不受賄賂，不聽囑託」，嚴禁「妄行私派或額外苛索」。

　　為了減少官吏們的鋪張浪費，他又多次下詔提倡節儉，要求「禁止奢侈而崇尚節儉」。在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五月，他詔諭大學士等「凡居官以清廉為要，令九卿若有所知者，勿論內外大小官員，俱令舉出」。隨後，當朝的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員衙門依旨準備了一份擬推舉清官名單，康熙看后說道：「今諸臣俱各稱善，想當不謬，但從此以後操守不改，永著清名，為真實好官」。

　　康熙不僅呼籲各級大員推薦、推舉清官，予以褒獎，還自己親自察舉清官，大加讚揚，樹為榜樣，並且還破格提拔，樹為楷模。于成龍便是其中的典範，于成龍，山西永寧州人，在康熙二十一年（1683 年）正月，兩江總督于成龍按制應加銜侍郎，康熙帝因其「操守潔廉」，令「優加職銜」，予以兵部尚書，樹為清官廉吏典型。

　　康熙在告誡各級官員要為官清廉時，將當好官、清官，與個人的名利和家族的榮辱聯繫在一起，從個人和家庭、物質利益和道德名譽兩個方面強調清廉為官的重要性。他曾說：「人能做好官，不惟一身顯榮，且能光宗耀祖，否則喪身辱親，何益之有？」可見其態度。

　　雍正帝推行「火耗歸公」山西是起點

　　雍正帝在位時一改康熙帝在位時對官場「潛規則」的縱容，推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

　　就反腐方面，雍正帝以山西為起點推行「火耗歸公」與「養廉銀」。由於地方官在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征錢銀，稱為火耗或耗羨，但耗羨的範圍大於火耗，耗羨還包含雀鼠耗等。通常，地方官征納運到京城的穀物，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被雀鼠偷食損耗，稱為雀鼠耗。此項政策在漢代便有，而在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正式實施耗羨歸公，最早便在山西推行，二年七月，正式推廣至全國。並且明確了規定了耗羨徵收的比率標準，據孫嘉塗在《辦理耗羨疏》中對耗羨徵收率的記述，耗羨徵收率被統一定為一成。雖然，當時的耗羨徵收率是否如孫嘉塗所說只有一成之數，但可以明確的是耗羨徵收率是統一規範應該是可信的。將「耗羨」附加稅改為法定正稅以此打擊貪腐，而首當其衝的便是山西。

　　與此同時，由於清初承明朝舊制官至極品的俸銀也不過180兩、祿米180斛，而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這使州縣官員不能藉以維持生活，而「火耗」成為正稅之外無定例可循的附加稅，其實質上是默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征銀兩，以補給俸祿的不足。雍正皇帝在實施「火耗歸公」后便推行了「養廉銀」政策。「養廉銀」顧名思義，給官員以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廉潔習性，避免或減少貪污事情發生，因此取名為「養廉」。

　　最初湖廣總督楊宗仁上奏雍正帝，提出了火耗提解藩庫的建議，正合雍正帝的心意。雍正帝對此的批諭是：「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養廉銀」出現雛形。隨即在雍正元年四月（1723年），雍正帝便命曾任戶部主事的諾眠任山西巡撫。而諾眠五月到任后，上書雍正帝「希望將山西省一年的火耗的銀兩，提取存入司庫，並且留二十萬兩，補貼財政虧空，剩下的分給官員為養廉的費用，此建議得到了雍正帝的讚賞。養廉銀便由此推廣。由於養廉銀來自地方火耗或稅賦，因此視各地富庶與否，養廉銀數額均有不同，而一般來說，養廉銀通常為薪水的10倍到100倍。清政府希望以此打擊貪腐問題。

　　一系列反腐手段對山西的貪腐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於清代的法律、制度、政策存在漏洞，使之在運行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看似高薪養廉，但並未徹底解決山西乃至全國的貪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