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唐紹儀為何最終慘死:聰明反被聰明誤

作者:我為人父  於 2014-7-11 10:1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唐僧」當然不吃素,這是全大清國的領導幹部們都知道的。如果誰居然不知道,那就說明他的政治基本功太不紮實。

  「唐僧」大名唐紹儀,大清國正部級領導幹部,後來的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時人多在日記、書信中用隱語「三藏」稱謂之。唐紹儀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而且據說身高在1.80米,以此偉儀出任中國外交部長乃至總理,當然很能為國爭光。

  「三藏」不吃素,而是雜食、通吃。作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他熟悉美國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離口,令美國人愛煞樂煞,《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等大報,也時不時刊發有關他的報道。「西餐」之外,唐紹儀照樣對中國特色的權力烹飪頗為拿手,烹煮煎炒,左右逢源。

  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從來就不缺風派人物,但風派人物真做到上水平、上檔次、上規模,則唐紹儀絕對可算是鳳毛麟角。

  「唐僧」下課

  1909年對於「唐僧」來說,有點流年不利,風向不好判斷。

  開年的時候,他正好在美國忙著外交大事,一是為東北的開發開放爭取美國援助,二是響應德國皇帝的號召,爭取建立中、美、德三國同盟。這兩件都是全球矚目的大事,因此,當唐紹儀在1908年的秋天率團到達美國后,美國報紙就一直在緊密追蹤,《紐約時報》甚至專門刊發了兩個整版的長篇報道,配發了唐紹儀的大幅照片。

  「唐僧」到了西天,雖然賓至如歸,但卻只拿到了無字的經書:現實的美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最終選擇了與日本妥協,以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權,換取日本對這一地區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承諾(參閱本專欄上期《難產的美國夢》)。

  當唐紹儀在華盛頓的新年鐘聲中鬱悶彷徨時,國內傳來驚人消息:大清國改革開放的旗手袁世凱,離奇而突然地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線(參閱本專欄2月16日《袁世凱冬眠》)。

  一周之後(1月8日),北京命令召回唐紹儀。次日,包括《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Los Angels Times)等在內的美國各大報,同時刊登了這一消息,並且明確指出,唐被召回,是受到了袁世凱事件的牽連。同一天的《基督教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則用將近整版的篇幅,刊登文章《當代中國為年輕美國提供巨大機遇》(Modern China Offer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ng American),將唐紹儀的照片與攝政王載灃的照片並列,並在導讀中用顯著的字體寫道:「袁世凱的命運關係到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

  在袁派人物中,唐紹儀第一個隨袁下課。隨後,民政部侍郎趙秉鈞、郵傳部尚書陳璧、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紛紛跟進,或因健康問題退居二線,或因腐敗而被「雙開」,或因「工作需要」被明升暗降(參閱本專欄8月17日《腐敗的跳蚤》、9月28日《「蒙」「瞎」官府》等)。

  大洗牌開始了。

  哥們兒袁世凱

  唐紹儀和袁世凱能成為鐵哥們兒,是一段洋溢著古典英雄主義的佳話。

  唐是廣東人,其父唐巨川是茶葉商,專做外貿,十分平凡,但他卻有一個相當不凡的族叔——唐廷樞。唐廷樞是大清國首批外資企業「首代」、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的買辦, 之後成為李鴻章大搞經濟改革的得力幹將,主持或參與了創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等,在官場與商場、內企與外企、民企與國企之間,遊刃有餘,大小通吃。

  托福於改革開放,大清國在內憂外患中放下身段、與時俱進,擴大執政基礎,唐家這樣的「新興階層」,便被迅速地納入大清國組織人事部門的培養考察對象。唐紹儀12歲那年(1874年),被選為公費留學生,前往美國,在那裡生活了足足7年。從日後唐紹儀的表現來看,這不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還熟練掌握了將政治作為走秀的美式風格。難能可貴的是,「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唐紹儀不僅沒有成為內白外黃、不適應中國國情的「香蕉」式人物,相反卻融匯中西,以其深厚的跨文化修養為基礎,以美式作秀為獨門武器,迅速在厚黑的大清官場中脫穎而出。

  1881年,年僅19歲的唐紹儀回到了祖國,作為組織上重點培養的又紅又專的接班人,被派到朝鮮,擔任朝鮮海關幫辦、德國人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f)的秘書(作為宗主國,當時中國直接掌管朝鮮的外交、海關等事務)。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中日角逐讓朝鮮為唐紹儀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舞台。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政變,22歲的唐紹儀因此與26歲的袁世凱相識。當時,朝鮮親華高官被親日派打傷,避居海關公署,袁世凱前去探望,正好唐紹儀親自扛槍,守衛在門口,勃勃英姿給袁世凱留下了深刻印象。從那時起,兩人結為知交,小袁從此十分關注小唐在政治上的進步,積極提攜,一幫一,一對紅。更具古典傳奇色彩的是,10年後,在甲午戰爭打響之前,有情報顯示日本人決心刺殺抗日最力的袁世凱,為協助袁撤離,唐紹儀親自帶著兩支槍、兩把刀、兩匹馬,連夜護送袁世凱搬到英國軍艦上。

  正是託庇於袁世凱的大力提攜,加上本身與李鴻章的特殊關係,唐紹儀在甲午戰爭后,成為中國首任駐朝鮮總領事,時年33歲;隨後又隨改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回到家鄉廣東任職;當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時,他協助袁處理最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務,為袁平安度過1900年春夏之交的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之禍立下汗馬功勞。1901年,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國家重臣之一,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執掌了大清國最著名的「肥缺」之一。

  大肚能容

  1904年,英國入侵西藏,中央決定派唐紹儀率團前往印度,主持對英談判。自此,42歲的唐紹儀開始「單飛」,當然按照官場潛規則,他依然是袁派人馬。談判十分成功,唐紹儀的外交才幹受到朝野更大關注,得到了迅速提拔,繼而在外交、國稅、交通等方面同時執掌重任。

  唐的工作作風是相當美國式的,雷厲風行,不大給人留餘地、留情面,由此也樹敵不少。同時,他在個人操守上並不十分嚴謹。《申報》就曾報道說,唐紹儀在擔任副部長時,嫌工資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請求老哥們袁世凱幫忙,把他調回廣東去督辦粵漢鐵路,但被中央拒絕。《申報》評價其「實不外拜金主義也」。

  根據翰林院侍讀馬吉樟的彈劾,唐在擔任郵傳部副部長時,「所用垂參,皆其同鄉親戚,以賄而行,咨調司員,亦多以賄成者」。雖然史料中並沒有證據對此證實或證偽,但從唐在1910年出任郵傳部第一把手時的表現來看,彈劾內容當不是道聽途說。

  根據《民立報》(參閱本專欄9月7日《瞎眼的嘆息》)報道,唐紹儀出任部長后,「日食非百金不樂,一切舉動,皆摹仿西洋豪華,非中國諸王大臣所可及。唯對於部中司員異常刻薄,聞近日又有裁員減薪之舉,郵部之司員無不怨形於色。夫減之誠是,然唐自待亦太過也。」時人也記載說唐紹儀「廣交遊,善揮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猶雲無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鐵治郎的記載乾脆說「唐本驕奢淫佚,無利不為」。我們可以確認的是,有點狂傲、而又不很自律的唐紹儀,其同僚關係及「群眾關係」並不很好,因此《民立報》說,「唐之為人,京官排擠者甚多」,但因為唐個人的工作能力及袁世凱的照應,官位一直坐得穩如磐石。

  擅長公款吃喝的唐紹儀,在政治上的胃口也不錯,來者不拒。到了民國,袁世凱當大總統,唐紹儀當國務院總理,幾十年的老哥們卻自此開始鬧彆扭,後世的主流史家,多將兩人的矛盾解讀為人治與法治、獨裁與民主的政見之爭,其實,唐在骨子裡是很有點魏延式風格的,腦後有反骨。與他十分熟悉的葉恭綽,在晚年回憶道:唐紹儀「有勸人退位之習慣,以為政治家無身臨絕境之理,退可復進。故勸清帝退位,勸袁退位,勸段(祺瑞)退位,又勸孫(中山)退位,勸蔣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聽其言,蔣尤誤會,以及干禍」。

  一貫通吃的唐紹儀在日本大舉侵華時,不顧各界的勸說,繼續留在上海,與日方頗多可疑來往,最終被重慶下令「定點清除」。軍統特工冒充古董商混入其家,用利斧將其劈死,從容撤退,唐可算是清末民初名人中死得最慘的一人。

  江湖有江湖的道道,政治有政治的規矩,出來混遲早都是要還的。唐的悲劇,在於太缺乏政治信用,隨風搖曳,雖然討巧,卻也招嫌,聰明反被聰明誤。在晚清乃至民國的不端年代,「不擇手段」日益成為主旋律,不僅難以覓得值得愛戴、珍惜的同志加兄弟,而且也難以找到值得尊重、致敬的敵人(參閱本專欄8月31日《不端的年代》)。「潛規則」乃至「無規則」成為真正的規則,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則怕耍賴的,劉邦類型的無原則的「痞子」才能成為笑到最後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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