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為何在實力最弱時匆忙稱帝

　　隨著時間的流逝，初期的勝利迅即消失，局勢變化之大，是吳三桂所始料不及的。不斷的失敗，不斷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種壞消息，幾乎天天、每時每刻都送到他的面前，這同幾年前捷報飛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吳三桂

　　從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初，戰爭形勢開始發生戰略性的轉折。清軍在經過短暫的退卻和防禦后，很快恢復了常態，在東南和西北兩翼戰場轉入了進攻。康熙十五年六月，首先降服了王輔臣，西北叛軍頃刻瓦解，四川叛軍被逐回老巢，奄奄待斃；次年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福建底定，台灣鄭軍被逐出大陸，盤踞江西、浙江的叛軍亦告分崩離析。東南地區盡為清有。

　　在解決了西北和東南的叛亂后，清朝統治集團從全局重新部署。對吳三桂展開戰略大包圍：從東西兩線逼湖南，向兩粵進軍，切斷三桂的後路。同時，在內線即湖南戰場，調兵遣將，準備發起總攻。同三桂實行戰略決戰的時刻正在迅速來到！

　　為了實現這個戰略，必須先解決兩粵的問題。在廣東方面，清軍進展頗順利。這實賴尚之信的配合與協作。他表面上投靠了吳三桂，實則以圖自保。三桂對他並不放心，派了他信任的馮蘇任廣東巡撫、董重民為兩廣總督，授意他們控制和監視尚之信。但之信不為三桂出一兵一卒，也不跟清軍交戰，而是靜觀形勢的變化，等待時機，迎接清軍入粵。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在耿精忠剛降后，尚之信看到清軍形勢好轉，時機成熟，就派人攜帶他的一封密信，前去和碩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聖祖下敕諭一道，讚賞了他的行動，諒解他暫依三桂，實出不得已，「因事出倉促，致成變異」，他對之信「深為惻憫」，完全不計以往之事。又過了三個月，即康熙十六年三月，形勢進一步好轉，之信再次上「密疏納款」。聖祖得報，立催康親王傑書「速進廣東」。經王大臣會議，責成「鎮南將軍」莽依圖率部入粵。

　　莽依圖於四月二十四日自江西贛南統兵赴粵。二十九日，抵達江西與廣東交界的南安（江西大余），叛將嚴自明獻城降。清軍進入廣東，取南雄（今仍名），直抵韶州（廣東韶關），假降孫延齡的傅弘烈「迎降」。尚之信即於五月四日率省城文武官員及兵民「歸正」，特派他的弟弟尚之瑛代表他到韶州「迎接王師」。聖祖便把尚可喜親王爵給他承襲，賜金冊，其文曰：

　　……后粵東煽亂，平南王尚可喜自聞兵變，憂鬱成疾，始終未改臣節，逐致殞逝。子之信感戴國恩，克成父志，屢次密奏，約會大兵進粵，率在省文武官吏及士紳軍民傾心歸正，市肆不驚，恢復粵省，綏定疆，忠貞可嘉，勞績茂懋著。特命爾之信襲平南親王，錫以冊寶。爾其承茲寵命，益茂勛庸，欽哉。

　　順便指出，這份冊文《清聖祖實錄》失載，迄今仍保存在《尚氏宗譜》里。清官方修史有意刪除，顯然是出於政治原因。尚之信後來被定為「三逆」之一，而冊文的內容是對其定逆案的否定。幸好《尚氏宗譜》保存了冊文，這對我們揭示尚之信「逆案」的真相大有益處。

　　由於尚之信採取主動行動，率先歸正，廣東文武大吏紛紛投誠。原任兩廣總督、與之信一起「從叛」的金光祖，密約心腹，殺死叛將雷孚言；逮捕三桂任命的總督董重民，「決意歸正」。被三桂任命為廣東巡撫的馮蘇，早與之信「協謀歸正」，受到朝廷嘉賞，重新任命為刑部侍郎。接著，原任高、雷總兵官祖澤清也率所屬官兵投誠……。

　　尚之信和地方大吏主動投誠，廣東省內已叛的將官不再抵抗，馬上準備投降。所以，清軍在廣東幾乎沒遇到任何抵抗，就消除了叛亂，聖祖對此深表滿意，說：尚之信「素懷忠藎，思報效國家，朕已知之，舉廣東全省歸誠，民免湯火之患，深為可嘉」《清聖祖實錄》……之信「歸正」是真誠的，有一件事很說明問題。原潮州總兵劉進忠於六月降后，故態復萌，暗中與吳三桂勾結，把康親王傑書招撫的檄文送交三桂，「召兵自救」。此事被尚之信發現，密報朝廷，引起聖祖警覺，指示兵部：「劉進忠心懷詭譎，非實意歸誠，可檄康親王密為之備。」。後來的事實，完全證實之信提供的情況是可靠的。僅此一事，已表現出之信是忠於朝廷的。聖祖對之信亦完全信任，指示他如廣西也能「反正」，可率兵分三路進剿吳三桂。隨後，聖祖作了進一步部署，命簡親王喇布取衡州、莽依圖取湖南、尚之信等取廣西。。

　　清軍進粵，尚之信歸清，深深地震動了三桂，他感到後路有被切斷的危險，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為鞏固後方，他派出七員大將，統率三萬人馬進至湖南與廣東交界的宜章（今仍名），企圖分兵進攻樂昌（廣東樂昌）、南安（江西大余），奪佔兩城，進而奪韶州（韶關），控制交通線。韶州居五嶺之脊，是江西與廣東的咽喉之區，為兵家必爭之地。三桂大將馬寶、胡國柱等率領勁兵數萬，於七月五日向韶州發起了大規模進攻。攻勢猛烈，志在必得。清軍統帥「安南將軍」舒恕急遣副都統赫勒布率滿漢官兵赴援。聖祖聞報，指示命令到日，尚之信與「鎮南將軍」莽依圖等速率兵赴韶州，舒恕亦相應應援，必保韶州，不得丟失。

　　莽依圖等接到命令，不敢怠慢，自廣州率清軍翻越大庾嶺，疾趨韶州，兩廣總督金光祖也遣標下兵二千增援。莽依圖抵韶州后，觀察地形，以城北為衝要，築土牆，每夜從城上悄悄縋卒出城，浚壕通水，並遣一軍據守白土村，以護衛廣州餉道。從七月至九月，吳軍日夜攻城，均未得逞。胡國柱等擔心清援兵四集，於九月二十四日夜率部萬餘渡江，至江西岸，斷清軍水運，列營蓮花山，居高臨下，向城內發炮轟擊，城牆盡壞，清軍退保土城固守。正在危機時，江寧將軍額楚率援兵趕到，與蓮花山叛軍對壘。額楚率援軍向吳軍發起進攻，莽依圖趁機從城內殺出，內外夾擊，橫衝吳軍營寨，連破四營。九月二十八日，馬寶等棄帽峰山，大敗而逃。江西岸吳軍也被迫棄營潛逃。清軍乘勝追擊，至樂昌的風門澳，三路攻擊，把吳軍殺得大敗，恢復仁化縣，而馬寶等逃奔衡州去了。韶州一戰，驅除了三桂的勢力，廣東全省的形勢得到了進一步穩定。(以上參見《清聖祖實錄》，卷６９，２２頁、２７頁；《聖武記》，卷２，７７頁，《庭聞錄》，卷５)。於是，額楚等奉命據守韶州，莽依圖以部屬八千人馬，同新任命的廣西巡撫傅弘烈平定廣西，令尚之信出藩兵三千助戰。

　　由於尚之信遲遲沒有發兵，也沒有為莽依圖部準備船隻送到梧州，致使原定之信、莽依圖與傅弘烈會師的計劃未能實現。弘烈便獨率所部萬餘人馬展開軍事行動，先後克取了廣西重鎮梧州、潯州（桂平）等地，所向奏凱。

　　三桂不能得志於廣東，便「悉其驍銳，俱向廣西」(《清聖祖實錄》，卷７１，１５頁)。他於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六日來到衡州，親派馬寶取道宜章，進入廣西富川（今仍名），派其孫吳世琮等至桂林，誘殺孫延齡（時馬雄病死），佔領了桂林。三桂的意圖，在於鞏固湖南後方，此為保守湖南的戰略的一部分。

　　清軍統率部認為，「平定廣西，掃蕩雲貴，關係緊要」。因此決策進兵，迎戰叛軍。此時，傅弘烈部尚在梧州，奉命與莽依圖邦聯合取平樂（廣西，今仍名）、桂林，正面迎戰；尚之信、將軍額楚、都統勒貝等進攻宜章、郴州（湖南郴縣），從后夾擊，使吳軍首尾受敵，不能兼顧。十二月十八日，傅弘烈從梧州出發，莽依圖於二十日率師由封川（廣東封開東側）進兵，兩路會師於賀縣（廣西賀縣東側），進取平樂。

　　三桂得知清軍取廣西，立即增調精兵，厚集兵力，全力固守廣西。清軍已感吃緊，籲請增援。聖祖即遣駐韶州的將軍額楚、勒貝等速赴廣西，令尚之信親率將士前往，接濟大軍。據之信報告，他原奉命進取宜章，郴州、永州，行至清遠，因為接到警報，遂撤回廣州，又以「海賊」突犯，他的「官兵有限，不能分應」。聖祖不允，指出：「深入廣西，事機所系甚重，且廣西早定，則湖南之寇不敢自存。」督令之信將沿海地方交賴塔防禦，親往接濟廣西大軍，「毋誤軍事」《清聖祖實錄》，卷７１，１６頁。

　　康熙十七年初，莽依圖、傅弘烈等進抵平樂，將城圍困起來。吳世琮率吳軍五千，分水陸來援平樂，與清軍夾江立營寨，迅即渡桂江，先攻綠營兵。傅弘烈與都統王國棟率軍接戰，寡不敵眾，被吳軍擊敗。適值江水泛漲，莽依圖所部滿洲八旗兵不能渡江，眼看綠旗兵潰敗。吳軍又佔據河道，清軍糧餉不濟，他自感孤軍不能久留，撤至中山鎮，再退至賀縣、梧州，就餉於德慶。聖祖接到報告，再次下令尚之信發精銳萬人，多備火藥，火炮，速往廣西應援；令賴塔會同耿精忠選藩下兵千人與劉進忠部五千人，交與都統馬九玉疾馳廣西，由莽依圖、傅弘烈指揮，「并力破賊」以上見《清聖祖實錄》，卷７１，２６——２７頁。參見《庭聞錄》，卷５，１２——１３頁……之信提出，他如去廣西，恐叛軍再犯潯、梧兩城，而且高（州）、雷（州）、廉（州）三郡初定，人心不穩，不得不駐廣州，以應意外之變。聖祖允准，不必親往廣西，可速發萬人精銳增援，《清聖祖實錄》，卷２，７頁。同時再調將軍舒恕自江西贛州、額楚自肇慶兼程向廣西進兵。

　　正當聖祖調兵增援廣西時，吳軍及廣西叛軍趁平樂戰勝，大舉反攻，把清軍已收復的潯州等郡邑陸續奪回，至三月，僅存梧州一府了。二十二日，已投誠的高雷總兵官祖澤清又在高州（廣東高州）復叛，廣東震動。聖祖對反覆無常的祖澤清痛恨已極，命尚之信親征，授權除掉他。《清聖祖實錄》，卷７２，１８——１９頁。尚之信奉命，與副都統額赫納等於四月十一日抵電白（今電白東），大敗叛軍，城被攻克。祖澤清聞訊，乘夜逃跑。十九日，恢復高州，招降雷州。

　　清軍在廣西再次得手，進展很快。而且孫延齡已被三桂殺害，另一主要叛將馬雄剛剛病死，叛軍無首，人心惶恐，給清軍的進攻造成了有利的條件。不料清軍又連連失利，主要原因，除了雙方眾寡懸差，還因尚之信遲遲不出兵，莽依圖觀望不前，特別是在平樂臨戰之時，他遙駐桂江北岸，以江水湍急，不敢渡江，畏難而止，又不經報告，擅自後撤，一直撤到梧州，還以糧餉不足，直撤到德慶，致使清軍動搖，所得城鎮如賀縣、昭平等地都得而復失。吳軍得勢，廣西形勢又出現了反覆。《清聖祖實錄》，卷７２，１１頁、２２頁。

　　清軍在廣西由進攻暫時變防禦，固守梧州，待機反攻。吳世琮率數萬吳軍繼續追擊清軍，渡左江，逼近梧州地區。傅弘烈孤軍奮戰，先後在梧州附近的賀縣（今賀縣東南）、藤縣（今仍名）展開激戰，清軍又接連失利，吳軍以水陸三路進逼梧州。尚之信率軍赴援，於康熙十八年正月，會同弘烈、莽依圖諸軍，在梧州城下，三路夾擊，大敗吳軍。清軍乘銳奮進，長驅入桂林。吳軍轉而圍南寧。此城原為叛將馬雄所據，他病死後，其子馬承蔭降清，仍守南寧。吳世琮圍攻數月，眼看將城攻陷，幸虧莽依圖等倍道來援，才免使城陷。吳世琮揮軍同清援軍展開大戰。莽依圖以額楚前鋒兵衝擊，他與舒恕自后揮大軍繼進，預伏精兵于山后，截其歸路。莽依圖指揮得宜，加之滿漢軍奮力攻戰，終將吳軍徹底擊潰，吳世琮負重傷而逃。南寧解圍，廣西全省收復。《聖武記》，卷２，７９頁。

　　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清軍從戰略上已實現了對吳三桂的外線大包圍。這就是從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等省的東南沿海至南部，形成了半圓形的包圍圈，而西北王輔臣歸降，與南部諸省又形成南北進逼的態勢。至於四川叛軍，已被清軍切斷了它與吳三桂大本營的聯繫，陝西漢中、興安的叛軍局限一隅，處於清軍的嚴密監視之中，束手待斃。

　　在基本完成對吳軍的外線包圍后，清軍在內線開始向湖南推進，仍取南北夾攻之勢：北以岳州、長沙為攻擊重點，南則從廣東、江西進兵，目標取衡州。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征南將軍」穆佔率部進至江西永新（今仍名），矛頭直指臨近江西省前湖南的茶陵（今仍名）。它是「江西門戶重地」《平定三逆方略》，卷３６，２０頁。，「江西通省、所系維在茶陵」《清聖祖實錄》，卷７２，３頁……奪取茶陵，便可打開通向湖南之路。三桂於十一月六日進駐衡州（湖南衡陽）。茶陵位衡州之東，兩地距離甚近，有水路之便，從茶陵乘船，順洣水而下，經攸縣，進入湘江，轉向南行，可直入湘江之畔的衡州。因此先取茶陵，可威脅三桂的重鎮衡州。十一月十四日，穆佔領兵自永新進兵茶陵，守城的吳軍已棄城逃跑，清軍不戰而得。穆佔得茶陵，馬上命令都統宜理布等領兵追剿，吳軍已奔入茶陵北，洣水岸邊的攸縣城（今仍名），據河岸迎戰，清軍奮力衝擊，奪取城門，吳軍棄城而逃。此役殲滅吳軍四千餘人《清聖祖實錄》，卷７０，９頁……三桂一失茶陵、攸縣，很快陷入困境，「饋餉不給，軍士胥怨，民多遠避。」《清聖祖實錄》，卷７１，３頁。十二月十四日，都統覺羅畫特等率清軍攻克了湖南北部、鄰近江西的平江（今仍名）。平江處岳州與長沙之間，清軍可南可北，從中可斷吳軍南北聯絡。《清聖祖實錄》，卷７１，２頁。

　　清軍從茶陵、攸縣打開了從湖南的東南部進兵的缺口，並迅速擴展戰果，加大缺口。穆佔取茶陵、攸縣后，遣兵攻取了茶陵南的酃縣，斬獲吳軍總兵、副將等十餘員。《清聖祖實錄》，卷７１，４頁。至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四月前後，穆占連續攻克湖南郴州（郴縣）、桂陽州（今仍名）、興寧（資興）、宜章等城鎮，招撫吳將總兵官王育民等人，收復臨武（今仍名）、藍山（今仍名）、嘉樂（今仍名）、桂陽（前一桂陽為州，此一桂陽為縣，今汝城）、桂東（今仍名）等五縣，再進兵至永興（今仍名）。《清聖祖實錄》，卷７３，４——５頁。茶陵等十餘個州縣城，都在湖南東部、東南部至南部地區，已連成一片，與江西、廣東、廣西諸省臨近，道路已經打通，清兵可以暢通無阻地由這些省境源源不斷地進入湖南。清兵已佔領的這十餘個城鎮，決意守住。統帥部不惜派駐重兵，這對即將發起向湖南的總攻擊是至關重要的。考慮到茶陵為軍事重地，將軍穆占派駐滿漢兵，「有滿兵每佐領四人」及總兵官趙應奎與穆占所領的湖廣綠旗兵，還留下簡親王喇布兵的一半，「為數不少」，約計在萬人以上。其他地方也都撥出強兵勁旅據守。《清聖祖實錄》，卷７３，４——５頁。

　　清兵已在湖南東與南部開闢戰場，建立了穩固的據點，正在衡州的三桂已處於清軍的進逼之中。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吳三桂在軍事上的接連失利，導致內部軍心動搖，士氣低落，內部核心不和，互相傾軋。三桂的心腹大將高得捷《清聖祖實錄》寫作「高大傑」，《庭聞錄》寫作「高得傑」，也有的寫作「高大節」。，跟韓大任之間的矛盾，最終招致兵敗，或死或降。

　　高得捷十分驍勇敢戰，通曉軍事，所將部卒都是精兵，臨戰向以少擊多，是三桂的一支勁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三桂之命，率數萬之眾進攻江西重鎮吉安（今仍名）。此時，清軍正以全力進攻江西萍鄉、袁州（宜春）兩處要地。三桂便乘此空隙，對吉安發動了攻擊。僅數日，高得捷便將吉安攻陷。吉安對清軍「關係最重」，聖祖嚴令奪回。《清聖祖實錄》，卷５９，２８——３０頁。清重兵攻吉安，高得捷「死守」，至六月，清軍「尚未克複」。《清聖祖實錄》，卷６１，１５頁。一次，得捷只率百餘騎出戰，竟把清軍殺敗！《庭聞錄》，卷５，８頁。

　　高得捷奪取戰略要地吉安，切斷了江西通廣東的道路，迫使江西清軍無法進入廣東。他能戰能守，不愧稱一驍將！與得捷形成對照的是，三桂的女婿夏國相防守萍鄉，於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被和碩安親王岳樂統帥的滿漢大軍攻破十二寨，殲滅萬餘人，他本人棄印敗逃，將萍鄉丟給了清軍。《清聖祖實錄》，卷５９，３１頁。參見《文獻叢編增刊》，「清三藩史料」６，５頁。他失去萍鄉這一戰略要地，損兵折將，棄印而逃，本當重治其罪，三桂竟寬容，僅削去兩級了事，引起內部強烈不滿。

　　更嚴重的矛盾，在高得捷與韓大任之間日益尖銳。大任職位本在得捷之下，起初尚能奉命謹慎，但他也不甘心居下，得機會就想巴結三桂的權勢人物。他們曾在吉安清副將色勒故宅中獲取窖金數萬兩，大任將此事報告了胡國柱。他就給得捷寫信，說：「我兵缺餉，公所得窖金，可借支佐軍。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將百倍償還。」得捷得信，怏怏不樂，恨大任賣己。大概巴結有效，三桂晉陞大任為「揚威將軍」，其地位與得捷相等，便跟得捷分庭抗禮。得捷深感受辱，鬱郁成疾，不久，病死於吉安。於是，大任獨掌吉安兵權。《庭聞錄》，卷５，８頁。又，《平吳錄》、《平滇始末》不載高得捷奪吉安並據守之事，只記韓大任守吉安。此記不確。據《清聖祖實錄》、《庭聞錄》所載，奪吉安者，實得捷，至得捷死後，才為韓大任所掌握。

　　韓大任每天以詩酒自娛，對軍事不說一句話。為奪回吉安，簡親王喇布率江西總督董衛國等十萬之眾圍困吉安。《庭聞錄》載１０萬之眾，《平吳錄》載２０萬，系誇大之辭。大任懼清軍勢大，不敢出戰，閉門堅守。

　　三桂得知吉安被圍，急遣大將馬寶、陶繼志、王緒率九千人增援。馬寶先派人混進城，通報援兵消息。大任說：「我聽說馬帥已降清，你來真偽不可知。」來人說：「馬帥已慮及此，臨行，囑我以『棒槌』兩字示信。」大任沉默良久，才說：「馬帥如真來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頭髮在，我當出面會他。」馬寶進兵，因受阻於江水，不能達於城下，而城中卻寂然無一炮相應，他疑惑，不敢前進，便向後退兵。清軍乘機追擊，先攻王緒大營，馬寶與繼忠揮軍救援，都被清軍擊敗。救援無效，退還湖南。《庭聞錄》，卷５，９頁。

　　馬寶等援救失敗，而吳軍在其他戰場也日益吃緊，無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屬要地，倘失守，將對吳軍產生嚴重影響。三桂非常憂慮，計無所出，一天天拖下去，而大任及其將士日日盼救兵，終不見一個人影！清軍重重包圍，攻不進去，就以斷其糧餉相持。清軍圍困吉安已達二百餘天，三桂不能救，城中糧餉早已斷絕，將士飢餓，眼看支持不下去了，大任決計棄城逃跑。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大任率殘部悄悄出城南門，渡白鷺洲，然後發射大炮，擊鼓，清軍以為劫營，各營兵驚擾，惶亂不止，至天亮，始知大任逃跑，但懼怕大任兵精，不敢追，任其逃遁。《清聖祖實錄》，卷６６，１５頁；參見《庭聞錄》，卷５，《平吳錄》。

　　韓大任逃出吉安重圍，奔寧都、樂安諸處屯紮。又逃往萬安、泰和等處，站不住腳，再奔往興國寶石砦、永豐與廬陵之間，復奔閬川洞、白揚坳。《清聖祖實錄》，卷７０，４頁、１３頁；卷７１，４頁、１０頁。聖祖以大任為三桂要人，屢次指示簡親王喇布等堵御，必欲將大任剿滅。因此，大任逃到哪裡，清兵就追到哪裡。三桂雖知吉安被奪去，大任無處安身，也無可奈何，任其逃竄。

　　大任手下有一幕客，原名叫孫旭，充任大任幕客后，改名叫王懷明。他為人機警，頗有謀略，跟大任很要好，深得信任。大任從吉安深夜逃出，此計就是孫旭出的。孫旭不想從叛到底，欲說降大任。在逃跑中，正趕上九月九日重陽節，孫旭與大任登高望遠。便談到天下形勢和未來的前途。孫旭趁機說：「如果廣東相連福建，平涼犄角漢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今聞王輔臣倒戈，恐后耿精忠、尚之信相繼歸誠（此時尚未歸正）。沒有廣東，則湖南腹背受敵；無平涼，則漢中搖動，四川坐以待斃。安危存亡之機不可不察！」語意深長，大任為之心動，道出了自己與孫旭相同的看法。孫旭再深入地解說，大任心領神會。本來，清軍一面加緊追剿，一面行文招撫，大任早已有意投降。孫旭為他剖析天下大勢，他降意益堅。《平吳錄》。

　　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在江西地名老虎洞地方，大任被追剿的清軍擊敗，死６ ０００餘人，營寨被燒毀，總兵、副將等３００餘員被擒殺。大任勢窮，聽從了孫旭的勸告，決定到福建康親王傑書軍前投降。二月間，韓大任及其部將陳堯先、李懋珠等率官員９５４員、兵１３ ３１９人至福州，向傑書投降。聖祖命將大任驛送京師，特赦其叛逆之罪，給予良好待遇。《清聖祖實錄》，卷７１，１４頁、２５頁。三月，清軍在萬安、泰和等地殲滅大任部眾４萬餘，招撫總兵邱大成等３００餘員、兵丁４６ ０００餘名。《清聖祖實錄》，卷７２，１８頁。

　　韓大任攜萬餘名精兵和大批戰具降清，清又招撫其部眾４６ ０００人，總計近６萬人。驍將和統帥之一高得捷憂鬱而死。這些對三桂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這一事件，標誌著三桂集團開始分崩離析，從此急劇走向下坡路。

　　接著，同月又有三桂的水師將軍林興珠密派人至清營約降。《清聖祖實錄》，卷７２，２２頁。林興珠任三桂「親軍水師右翼將軍」，精通水戰，掌洞庭湖水師，幾次同清軍水戰，興珠都充任指揮，把清水師打敗。他看到三桂日益敗落，大勢已去，密謀降清。他先派部將楊廷言從湘潭至和碩安親王岳樂軍前，投致降書。准降后，岳樂即派副都統甘度海、阿進泰率兵前往湘潭迎接。聖祖得到奏報，當即從優封侯爵，授「建義將軍」，留在岳樂軍中助剿吳三桂。《清聖祖實錄》，卷７２，２８頁。林興珠降清，對三桂是又一次嚴重打擊。因為林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吳軍水師機密，並攜帶了所屬船隻和大炮（可惜被前去迎降的甘度海等「盡行焚毀」），使吳軍賴以依靠的水師的優勢失去，而給清軍增添了實力。此後在長、岳決戰中，吳軍慘敗，與林興珠之降頗有關係。

　　吳三桂面臨的另一個困難，這就是經濟出現危機，糧餉不繼。自起兵以來，雲南、貴州儲積逐漸用盡，又遇到了荒年，收成不好，米價騰貴，一石價高達白銀六兩，鹽價貴至每斤三四兩。軍需不足，就加稅田畝，額徵每畝至五六錢。征催嚴迫，怨聲四起。加稅不足，又在雲南麗江等地，鑿山開礦，採取金銀，役使苗人萬人，土司多怨。《四王合傳·吳三桂傳》。當清軍深入湖南境內，三桂拼力抗拒，「築壘挖壕，環營列柵，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土地荒廢，糧從何出？只有靠搜求，甚至劫掠，來獲得軍需。《八旗通志·蔡毓榮傳》，卷１９７，４６０８頁。

　　三桂已失民心，百姓盼王師，對這個周政權不再支持了。三桂已陷入空前危機之中。

　　康熙十七年，在吳軍的政治與軍事日益惡化的形勢下，吳三桂迎來了他人生的第六十七個年頭，而起兵也有五年了。他在雲南起兵那年，才六十剛出頭，過了多年養尊處優的生活，身體也還強健，馬上功夫不減當年，射箭，飛舞大刀，亦見功底不凡。在起兵之日，他振臂一呼，天下響應；揮軍北進，鐵騎如雲，旌旗翻飛，所向克捷，他是何等得意，躊躇滿志！可是，五年過去了，他得到了什麼呢？他的頭髮平添了過多的白髮，他日夜操勞，耗去了多少心血！隨著時間的流逝，初期的勝利迅即消失，局勢變化之大，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不斷的失敗，不斷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種壞消息，幾乎天天、每時每刻都送到他的面前，這同幾年前捷報飛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感到惶惑不已，初期的那種自信，那種豪情，漸漸也黯淡下去……初到湖南時，他考慮過揮軍渡江北上，他遲疑不決，荊州、武昌很快被清重兵駐守，不可逾越；他也曾西招張勇，如石沉大海，得不到響應，王輔臣一度起兵，迅即被擊敗，回歸朝廷；東招耿精忠，南招尚之信，皆不得志，到頭來，仍歸降清朝……這些年來，他奔波於長沙、松滋、常德、湘潭、衡州之間，他所指授的方略，毫無起色的跡象。相反，處處被動挨打，只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他開始徘徊不定，百般計慮，仍無法擺脫目前的困境。他已感度日維艱，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他的確是衰老了，心計已用盡，血也似乎熬干，精疲力竭，一籌莫展。他眼巴巴地看著已得的疆土正在迅速縮小，卻無力恢復；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儲積用盡，籌措無方，他整天愁容滿面，不時地發出哀傷的嘆息……

　　三桂的心腹、黨羽，眼見他悲悲切切，情志不舒，都想安慰他安心以待，明知實際情況很糟，不得不曲意奉承。於是，便相率勸進即皇帝位。這樣，既可取悅於三桂，又可安撫軍民之心，鼓舞士氣。開始，三桂還沒有心思考慮這個問題，但經不住左右將吏的反覆勸進，念及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不趁此稱帝，也不枉五年的征戰！其實，他心裡很清楚，已到山窮水盡地步，再行稱帝即位，並無多少實際意義，不過是使自己圖個快樂罷了。

　　三桂接受了諸將官的勸進，決定即位當皇帝。先佔卜吉日，選定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繼位。他的部屬匆匆在市郊南獄之麓先築一壇，置辦御用儀仗、鹵簿一應必用之物，來不及建造宮殿朝房，僅構廬舍萬間為朝房，宮殿瓦來不及改成黃色，就用漆塗抹。

　　三月一日這天，三桂頭戴翼善冠，身穿大紅衣，騎著馬，出宮至郊外，登壇，行袞冕禮。正行禮間，忽然天陰，下起大雨來，儀仗、鹵薄被雨水打濕，泥污不堪。這場大雨使群臣大為掃興，禮儀也草草而罷。

　　三桂即皇帝位，宣布國號大周，從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為都城，改名為「定天府」。他當了皇帝，置百官，屬下也改易官稱，逐一冊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張氏為「皇后」，封應熊庶子吳世璠為「太孫」。加郭壯圖為「大學士」，仍守雲南，設雲南五軍府、兵馬司，改留守為六曹六部。大封諸將，「首國公，次郡公，亞以侯、伯。」晉陞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貴、吳世琮、馬寶等為大將軍。封王屏藩為東寧侯，賜上方劍。其餘皆按等次晉爵。關於三桂稱帝大封諸將和設置官吏的情況，史籍記載零散且不系統，迄今我們知之不多。造新曆，制新錢幣，曰「昭武通寶」。還在雲南、貴州、湖南、四川舉行鄉試，選拔舉人，極力給人造成政權穩定的假象。

　　我們從以往的歷史現象中看到，舉凡創業之君者，無不在取得相當大的領土，具有強大勢力的時候，登帝位，立國號，以號令天下。換言之，即帝位必與其實力相稱，極少在勢竭力衰之時稱帝的，即使勉強稱帝，亦不過玩玩政治遊戲，是沒有成功的先例的。三桂稱帝可說是個例外，他在兵力極盛時還不敢即皇帝位，只稱「周王」，誰料到了勢衰之際忽然想起當皇帝！三桂此番舉動，令人不解。正如時人及後人所論定：三桂到了窮困之時稱帝，藉以「自娛」，聊作自我安慰。他非但沒得到人們的理解和同情，還招致天下人恥笑！

　　人們的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不過，在三桂和他的臣屬看來，還有自己的及政治上的考慮，這就是以即帝位為號召、安定人心。實際情況是，他的羽翼如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等非死即降，失去那麼多人的支持，有誰承認他的帝位呢！他在起兵時，去明號，自立周王，建元立國，已使亡明士大夫及知識分子階層大失所望，再進而稱帝，更為他們所不齒，就是一般老百姓對此也失去熱情，因為現實狀況使他們看不到希望，從新政權中也沒有獲得什麼利益。隨著吳三桂的日益失敗，陷入困境，他們的生活遭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損害。所以，三桂無法再號召漢族各個階層的廣泛支持，他們對這個政權簡直報以怨恨。從而使三桂陷入政治上的空前孤立。當時，針對三桂的年號「昭武」，傳出一首民謠：「橫也是二年，豎也是二年。」以「昭」字橫豎都是二筆而編的。還有的人，對「昭武」兩字作這樣的解釋：析「昭」字為「斜日」（即「日」）、「刀口」（即「召」）。日已過午，不可久照；而「斜日」又在「刀口」之側，主凶兆，謂三桂不久必死！「武」字析為「止戈」，即制止干戈亦即停止戰爭之意。由此又斷定，「賊亡無日矣」！以上見《庭聞錄》，卷５，《平吳錄》、《平滇始末》、《聖武記》，卷２，《甲申傳信錄》，卷８，《清史稿·吳三桂傳》，卷４７４，１２８４７頁。可以肯定，不識字或文化甚淺的百姓是編不出這些話來的，必出自亡明士大夫及儒生之手。可是它們一經傳出，就為百姓接受。人心之向背，已看出端倪。

　　三桂稱帝后，絲毫也沒有給他帶來新希望，他本人及其所建政權的處境，同樣沒有得到改善。隨著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他的境遇每況愈下，一天天變得險惡起來。他的精神更加頹廢，身體狀況也急劇惡化。他的生命已近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