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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小政府」如何讓富人出錢養官

作者：我為人父於 2014-7-4 09:3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相反

　　法國年鑒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提出過「世界時間」的概念。按他的觀點,人類文明的進步並不均衡地發生在地球的每一個地方,相反,它只出現在少數的兩到三個地方,這些地方所呈現的景象代表了那個時期人類文明的最高水平。

　　若將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文明史中,我們或可以發現,兩漢時期,「世界時間」確乎是在西方的羅馬城和東方的長安、洛陽。公元6世紀之後,中國獨享「世界時間」長達一千年之久。在千年鼎盛時期,唐朝無疑是其中最顯赫的一個階段。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建樹便是科舉制。科舉制創始於隋,奠型於唐,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止。科舉制是對軍爵制的演進,從此,文武二士都擁有了公平地進入體制內的通道,不再成為反對的力量。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過去數百年間,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困擾著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直到科舉制出現,才從制度上切斷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現代西方經濟學倡導「小政府,大社會」,唐朝似乎是一個古代版本。李淵開國之後,把一切山澤稅、鹽稅統統廢罷,之前由國家專營的鹽、鐵、酒等產業全數放縱民眾自主經營。在農業稅方面,唐代的稅收是取五十分之一,遠低於西漢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則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當月就頒布詔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流通。有唐一代,還停止了商稅的課徵。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榮,培養了國民的貿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賴於農業稅和專營收入。

　　中國很多朝代在開國之初,實行的都是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可是隨著時日推衍,各種賦稅便疊床累架地增加起來,人們歸之於統治者的貪婪或揮霍。其實,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剛性者,一為養官成本,二為養兵成本。唐朝的寬鬆政策持續了120餘年,與李世民在這兩項的制度創新有關。

　　唐朝的中央政府實行六部制,比漢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個部門,是一次很大的部門精簡。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只有643人,全國僅7000餘人,這應該是歷朝人數最少的政府了。此外,李世民想出了一個非常古怪的「公廨錢制度」,就是對富豪家庭定向徵收一筆「特別財產稅」,以此養官。此法在後世學界雖有爭議,但確實起到了高薪養廉的作用,唐初吏治為歷代最好。

　　在軍費開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實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鎮」,即由地方財政支出養駐軍。李世民任用將帥執行了「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以防止他們擁兵坐大。

　　由此可見,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國者之一,他讓富人出錢養官,讓地方出錢養兵,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就變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盛唐時期實現了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西漢時,首都長安的人口約為25萬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

　　《唐律》規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須在政府劃定的「令市」中進行,縣城之下不得有「草市」。這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為東西兩市——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東西兩市的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里,稱之為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

　　政府對兩市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時分,催鼓而聚,一到黃昏,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而散；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唐玄宗曾特別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從這些規定中可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長期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交易的最好場所。

　　首都長安還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軍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溝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東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

　　盛唐氣象就是這樣被營造出來的。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促進了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更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