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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明清官場如何反奢靡之風

作者:我為人父  於 2014-5-22 09:2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唐代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一個題為《申禁車服第宅逾侈敕》的詔令自上而下頒布全國,要求各級官吏立即剎住車服宅第互爭豪華的奢侈之風,「各務素樸,弘茲國風」。有敢繼續犯規者,御史馬上劾奏。
  此前此後,像這種以懲革積弊、振刷風氣為取向的倡儉黜奢,還有漢代昭宣中興、明代弘治新政、清代嘉慶維新等多個歷史片斷,利鈍得失,異同互見,正可合併觀照。
  「經濟富足—奢侈享樂—貪污腐敗」的內在邏輯
  歷代倡儉反奢的緣由,幾乎都是因富啟奢、由奢滋腐、乃思懲革除弊的規律。以西漢為例,漢初國窮民困,皇帝乘車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馬,將相只能乘牛車。后經文景之治,國家財政在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日漸富足,於是「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今非昔比,京師儲幣累百巨萬,太倉陳粟充溢露積。錢太多了撓心,「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到處興造樓台館所、豪華車輛,乃至誰若馭行母馬便遭人恥笑。如此折騰的後果,不僅是海內虛耗,還敗壞了吏治與風氣,司馬遷所謂「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的感嘆,以及昭宣新政的推行,皆由此而來。
  歷史上,打江山的勝利者多能記取「成由勤儉破由奢」的教訓,因而大都注重「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樸」,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法令制度的形式,對廣大臣民的各種消費性行為加以嚴格的規定。不同品級的官員,居、行、服、器各有定式,不許僭越;典禮、巡行、差出、宴飲等各種職務消費,也都有相應規定。
  不過從歷史上看,好像任何一代「輿服制度」的執行都很難擺脫前緊后松的通例。隨著生活富裕,奢侈之風滋生蔓延,住房、乘車、服飾器用等多有違規。更有不少現任官員利用職權以逞奢華。公吃公喝時時可見,「雖有禁例,多不遵守」,凡歡迎到任、接待差使等種種名義,大都「製備酒席、禮物,互相好盛,用度無節」。有一份寫於明成化十五年八月的奏疏說:各地有司「多有妄興造作」,重點都是修建氣勢奢華、起居舒適的機關樓所,「無故改造衙門,欲其壯觀,增修公廨,取便安居」;同時自家的豪邸也一幢一幢蓋了起來,基本門徑都是借公家建築之名,「多派行木灰瓦,私下克落,蓋造自己私宅,鬥富誇能,動歲經年,不知停罷」。這種利用公權牟取私利的現象在清代乾嘉時同樣常見。嘉慶皇帝說,「朕聞向來興舉大工,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玉器鐘錶,綢緞皮衣,無物不備,且有倡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
  官場中「奢靡相尚」的最先效應是上下追求享受,層層耽於安逸,對公務活動因循塞責,以致「懶政」蔓延。漢宣帝抱怨地方政府年終述職虛應故事,「具文而已,務為欺謾」,而職在考核監察的相、尉、御史等有關部門居然也「不以為意」。唐文宗說「如聞諸司刑獄例多停滯」,衙署形同虛設,案牘大量積壓。嘉慶帝痛論「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當時有個來自湖州的學者沈垚在北京官宦家做家教,由此得以對京師官場作近距離觀察。據他在與友人信中所寫,京師里官員聚會,從無一人言及四方水旱,大家都在忙應酬,結人脈,跑官缺,「終日華軒快馬,馳騁於康莊。翰林則謁拜同師,部郎則進謁台長」,公事全都交給胥吏辦理,自己只管畫諾簽名。「私退則優伶橫陳,笙歌鼎沸」,追求感官享樂。
  以上這些「光鮮」場面,都需要有財力支撐,僅靠「廉俸」肯定是不夠的,所以官場奢靡相尚而致政風衰頹之後,必是貪風興起,吏治腐敗。唐文宗朝反奢詔書說:「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貨寶,固啟於貪冒之源。」明孝宗朝反奢詔書說,「蓋奢侈則用必多,用多則財必不足,財不足則貪暴行」,都是對因奢啟貪之內在邏輯的精闢揭示。
  政治革新從抑奢崇儉入手
  因奢滋腐,百弊相生,所以歷史上的「銳意懲革」,多從抑奢崇儉、振刷風氣入手。唐文宗在即位詔書中宣布「以慈儉為寶」,除了立即停建或拆毀御馬坊、馬球場等一應建築,對皇家戲劇音樂歌舞娛樂等單位大加裁減外,還明令改革皇帝巡行的應接禮儀,不得陳設花蠟,不準結綵華飾,也不許拆毀民眾墳丘以拓寬道路等。明孝宗從即位起便以革除奢弊、節用恤民為急政,「內外衙門修建寺塔、庵觀、廟宇、房屋、牆垣等項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止,不許擅自移文興工,違者治以重罪」。還多次取消上元、端午、冬至、慶成等節日官宴,「以節錢鈔」。嘉慶一朝反對奢華,尤稱雷厲風行。親政伊始便革除了嚴重敗壞官風的進呈古玩器物的積年大弊,違者以抗旨論。頒旨罷貢玉石后,「一時珠玉之價,驟減十之七八」。
  欲求懲弊黜奢的長效,必須加強對相關制度的維護。唐文宗說「理道所關,制度最切」,就是這個道理。本文開篇提到的《申禁車服第宅逾侈敕》,在強調「儉以足用,令出惟行」的同時,坦言「積習流弊,餘風未革」,並指出主要原因便在於「有司不禁」,制度廢弛。鑒於違規現象普遍,而且現行輿服制度多是玄宗時期修訂,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不少細則同現實脫離,文宗遂特命尚書左僕射王涯主持對這些制度重加整理。王涯在綜合各部門意見的基礎上,依據律令格式,結合現實情況,擬成一個《准敕詳度諸司制度條件》,內容包括服飾、車馬、導從、住房、器用等多個方面,對於官員各依品秩高低、職事繁簡的不同待遇,皆有具體的限制性規定。大和六年十月七日,該《制度條件》經唐文宗詔准生效。翌年八月唐文宗又詔令「百官士族」必須遵守這個制度,「如有固違,重加黜責」。
反對奢靡之風,重在提倡勤政實政
  反對奢靡之風,加強制度維護的意義,不僅僅是對消費的抑制。關於這一點,唐文宗在批准王涯所奏《制度條件》的詔書中講得很到位:這些制度的目的,在於借「務從儉樸」以清除「頹風」。所謂「頹風」,特指因奢侈而導致的頹敗的官風政風。從史料記載看,漢唐明清振刷風氣的歷史樣本,都毫無例外地把抑奢倡儉的成效,落腳到懲革虛飾怠惰、提倡勤政實政上。
  漢代昭宣之治的實政特色,史家已有「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的津津稱道。本始三四年間,各郡國連遭旱災,中央除了免除受災地區租稅勞役,並及時遣使對貧困戶賑濟外,還對樂府等吃財政的文藝單位實行裁員,「使歸就農業」。宣帝還有個特點,不為虛假套話蒙蔽,也不為諛諂媚言迷惑。聽取地方官員彙報,「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有個益州刺史王襄,找人創作了《中和》《樂職》《宣布》三部曲,熱忱歌頌宣帝開創「天下和平,四夷賓服」新時代,因而「屢蒙應瑞」的「盛德」,組織青少年合唱團進京演唱。宣帝搖頭說:「吾何足以當之哉!」下令將合唱團退回益州。這種不尚空談、勉干務實的思想作風,對官場正能量的釋放很起作用,「漢世良吏,於是為盛」,湧現出許多被譽為「循吏」的實幹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
  唐文宗和漢宣帝一樣以勤政務實著稱,即位后嚴格遵守按時主持朝會的制度,每次都很晚才退朝。曾經與宰相鄭覃、李石一起協商如何整治各部門工作拖拉效率低下,李石認為這都是官吏生活安逸、無所事事造成的結果,鄭覃也說「三十年已來,多不務實」,建議「丕變風俗,當考實效」。由是決定「振舉法度」,包括加強任職考核、重視施政實效、嚴肅風紀監察等一系列措施。尚書左丞韋弘景糾舉吏部授官不公,吏部尚書、侍郎俱受處分,有六十七人被取消任官資格。將作監王堪因太廟修繕懈怠廢職,拖成一年多的爛尾工程,被扣罰俸祿,免去職務。還有翰林學士薛廷老因「終日酣醉」被罷職,桂管觀察使裴弘泰因赴任遲滯被降職。
  在明代,弘治帝也許是太祖、世祖之後最為勤政的君主,幾乎每天主持朝會,因早朝時間太短,再開午朝,此外還通過日講、經筵、召對等增加咨訪議政時間。為扭轉官場中拖沓怠惰的風氣,最高當局給六部、都察院等中央部門處理政務的時間規定了程限:「有旨令即看詳以聞者,復奏無過二日;看詳以聞者,無過三日。事干他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又向地方官發布書面指示:「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修為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為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為無害於治。」當時對官員的政績考察,都一再強調「務得實跡,不可偏聽枉人」——官員的進用斥退,全看你怎麼做,而不是聽你怎麼說。備受史家稱道的「弘治新政」,正是靠這種勤政務實之風造就的。
  扭轉奢靡之風中的正能量和負能量
  無論除奢返儉還是懲虛崇實,凡振刷風氣,都不能缺少廟堂高層欲正他人先正自身的表率作用。唐文宗不僅本人衣食儉樸,厲行節儉,還要求皇親國戚和上層官員「皆務儉薄,率先兆人」。其女兒延安公主只因所穿衣裙寬大費料,即以「衣服逾制」遭到面斥,按照各人管好太太子女的原則,連累駙馬竇澣被扣兩月俸錢。明代陳洪謨歷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孝宗勵精圖治,認為弘治時期宜稱「治世」。在他所寫的《治世余聞》中提到,弘治皇帝勤政,帶動了凡有資格參加朝會的大小官員,都積極赴會。機關里談話,說起早朝話題,有應答不上的,就會被視為懶貨,「人自愧悔,蓋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先後輔弼如王恕、馬文升、劉大夏等大臣,亦多為氣正風清的楷模。以王恕為例,據熟悉他的官員說,有一次王恕的兒子從故鄉三原來北京探親,「只如貧士,止騎一騾而已」;王恕把閨女嫁給一個姓宋的國子監學生時,只從市井雇了一乘雙人小轎,國家給父親的待遇,閨女沒沾上一點光;王恕太太拿二兩銀子托雲南的官員買顆寶石給女兒做首飾,再三叮嚀千萬不能讓老頭子知道。從講述者充滿敬佩的口吻看,可知王恕傳遞給朝士們的多是正能量。
  有正能量,自然也有負能量,振刷風氣的利鈍遲速,便是兩種能量的此消彼長。比如唐文宗的宰臣們對皇帝帶頭「恭勤節儉,冀革其風」的成效,有個客觀評價:「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聽話聽音,距真正「絕其侈靡」還遠,主要是因為親貴外戚這個特權階層在釋放負能量。正史記載,王涯主持制定的《准敕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經文宗批准頒發后,馬上引引權貴們的激烈反對。監督法令實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這些人,只好採取變通辦法,先揀比較容易實施的部分推行,其他則放寬限制。結果,「事竟不行,公議惜之」。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明代:弘治元年朝廷就詔令內官不許僭穿蟒衣,其後又兩度重申禁令,直到弘治十七年,皇帝仍在向閣臣抱怨,「內臣僭妄尤多」。即如《明史》所言:「孝宗加意鉗束,故申飭者再,然內官驕恣已久,積習相沿,不能止也。」所以不僅編織籠子不易,想把驕縱慣了的人關進籠子也難。
  積習難改、抗令違禁之外,還有見風使舵、弄虛作假的。嘉慶帝倡儉反奢時,皇族中有個叫昭槤的私下寫道:「今上復以恭儉率天下,故在朝大吏,無不屏聲色,減騶從,深衣布袍……以自詡其節儉。」並具體點出什麼人什麼人,都是聲色自娛的底子,眼下僅僅是為了迎合「今上」才裝模作樣,「亦一時風氣然也」。等風頭一過,故態復萌或當不免。由此看來,怎樣才能使改變風氣的一時成效轉為常態化、長效化,似乎是一個永恆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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