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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何人敢扣發毛澤東的名著

作者：我為人父於 2014-5-15 09:5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黨內何人敢扣發毛澤東的名著

王明主持的《新華日報》，拒絕刊發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一份重要的抗戰文獻，傳播甚廣。但較少為人所知的是，該文獻在黨內曾一度受到阻擊，難以發表。1958年3月18號，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追溯這段秘辛時，仍憤慨不已。毛澤東說：

「他從國際回來了，搞了六大綱領……長江局成為中央，中央成為留守處，我是留守處主任。我是管城內，連城牆上都不能管。……那個時候的中央局以及對國民黨的工作，統統聽長江局，並不聽中央。什麼人聽中央呀！這有文件可查，有事可查。……他自己實際上成立了中央，辦了一個報紙，叫《新華日報》，……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論持久戰》，他不登，說是太長，但是陳克寒那個關於晉察冀的報道，比我的還長，卻可以登。我的就是以太長為理由，只能印小冊子。打電報來，我回了電報，我說要登，絕不讓步。他也是絕不讓步，絕不登。」①

所謂「他」，指的是全面抗戰前夕自蘇聯回國的王明。此段憤慨，透露了兩點史實：1、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以王明為代表的部分黨內高級幹部，存在異議；2、延安之中央，與武漢之長江局，存在著權力上的分庭抗禮。

對於第一點，具體情形，有王明的自述為證：

「這篇文章在延安發表后，毛澤東曾把它送到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該報編輯部是由我領導的）。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不同意這篇論文的內容，因為它的主要方針是對日消極抗戰和坐待日本進攻蘇聯。這是既不合乎中國的民族利益，也不合乎中共的國際責任的……因而我們決定不把《論持久戰》一文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此外，我曾把我們對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的意見，請當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同志轉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下令不準該文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②

王明對《論持久戰》一文「主要方針」的判斷，顯然有失偏頗。這種偏頗，與王明個人權力來自共產國際，有很大關係——失去共產國際的支持，王明即難以維繫其在黨內的地位。所以，在王明的認知邏輯里，所謂「國際責任」，也就是蘇聯利益，要高於民族利益。故其做詩批判《論持久戰》，說毛澤東「一心坐待日蘇戰」③——實際上，日蘇開戰，是符合中國民族利益的，不獨毛澤東在如此期待，蔣介石也有同樣的心思。

周恩來也曾自我批評，稱在長江局時與延安在抗日方針上有分歧

對於第二點，據曾擔任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的奧托·布勞恩觀察：

「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月決定的並得到共產國際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他自己的政策。」④

但王明並不承認自己是在與延安鬧分裂，而僅承認，之所以「在客觀上形成了半獨立自主」，是因為「這個作風是我在過去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沒有像毛主席那樣慎重。」⑤但所謂「單獨發表文件」，已足以說明問題。

關於武漢長江局與延安中央在抗戰方針上的分歧，1945年4月，周恩來在七大上發言，也曾有一段自我批評：

「那個時候在武漢我們自己也有錯誤。就是說，當時在武漢做領導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游擊戰。」⑥——「運動戰」與「游擊戰」之爭，曾是全面抗戰初期，中共內部相當大的一次分歧。毛澤東的立場是「游擊戰」，王明則反之。

綜而言之，王明此種局限於個人權力來源，而唯蘇聯利益是從的政治品格，一直延續終身。60年代末，長居蘇聯不願歸國的王明，甚至曾請求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出兵內蒙，再攻打北京，並稱自己在國內有朋友，可以響應。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