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失語症考察

失語症也許是一種生理上的病，但是類似這樣的病症，一個民族一個集團也可能有，一旦有了這樣的病，其實更加可怕。

近代中國，失語症，是不願意變革者患的。我們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發變革之意，始於19世紀的60年代。幫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國的地方實力派，在內戰過程中領教了由太平天國採用的洋槍洋炮的厲害，也嘗到了洋槍洋炮的甜頭，開始將魏源「師夷之長技」的設想落到實處。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為當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佔領了北京的英國人法國人打交道過程中，也多少開了點竅。1860年之後，一些強勢的地方督撫開始洋務運動，而北京，不僅有了一個被洋人逼出來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了承包給洋人的總稅務司，甚至奕還想設立一個專門學習西方文化的學校，同文館。這樣的學校，不消說，是請洋人來教的。

不過，這個時候的中國，不想變革，不正視西方存在的士大夫還是相當多，儘管接二連三打了敗仗，但是他們總覺得中國文化上的優勢依然不可動搖，就算洋人佔了北京，不也最後吐出來了嗎？就算不吐出來，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來，早晚也得跟滿人一樣，學習漢人，尊孔讀經，開科取士。每次洋人進來的時候，總有傳說出來，說洋人在佔領地開科取士，考的居然還是四書五經，八股文章。所以，當變革到來之際，頑固守舊的人沒有失語，他們發聲抗議了。抗議聲一邊是流言蜚語，街頭巷議，諷刺嘲罵，一邊是一個重臣的奏摺。重臣名叫倭仁，是蒙軍八旗的底子，科舉高第，從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學士，同治皇帝的老師，朝中有名的理學家，跟曾國藩齊名。為人清正，學問也不錯，弟子門生滿天下。

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出來抗議，所依仗的武器，卻是理學的陳年舊貨，連詞句都沒更新。在他看來，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學習西方，只要發揮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國就可以在戰爭中獲勝，仁義忠信可以為干戈舟楫。而中國近來一連串的失敗，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沒有發揮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學天文歷算，中國之大，不愁沒有本土人才，何必從外面聘請？

當年垂簾聽證的西太后，雖然沒有上過學，更不知道西學是什麼東西。但卻親身經歷了中國軍隊在洋人面前的慘敗，伴隨自己的夫君咸豐皇帝逃到了熱河，過了好一陣衣食不周，連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義忠信為干戈舟楫的大話，說說可以，當真則成了笑話。不過，倭仁說中國自己有西學人才的說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費要少些。於是，太後下令倭仁趕緊推薦這方面的人才。沒想到反倒將了倭仁一軍，他老先生不過隨口一說，哪裡找人去，理學家的帽子戴著，又不好撒謊，於是只好承認自己也不知道哪兒有這樣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師的份上，也沒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讓他隨時留心，如果發現了，趕緊推薦上來。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惡作劇，還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牽制奕，突然之間，倭仁發現自己得了一項新的官銜，總理衙門事務大臣。有這樣頭銜的人，在朝中還有幾個，都是熱心洋務之人。此時，把一個反對洋務，極不喜歡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為這樣一個專門辦洋務，跟洋人辦交涉的衙門的大臣，看起來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認真的倭仁，卻受不了這樣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來牽制奕的話，她找錯人了。因為一想到要和洋人辦交涉，倭仁的頭要變大頭娃娃了。結果任命下來不久，倭仁差點沒從馬上栽下來，從此之後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風。後來雖然經過治療，好了一點，但兩年之後，還是因此而翹了辮子。現在史家流行的說法，是倭仁故意從馬上摔下來，好藉此推掉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這是不對的，倭仁的確是一個真正的理學家，不會玩這樣的詐術。

倭仁之死，標誌著中國相當一部分思想頑固的士大夫，開始患上了失語症。

初患失語症的人，還是能發聲的，聲音最大的，是一個名叫劉錫鴻的人。不過，此人僅僅是位做過留洋副使的光祿寺少卿。人品和學問，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個檔次。他做過郭嵩燾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來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卻跟郭嵩燾反目成仇，非常無聊地拚命攻擊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對洋務的借口，則是所謂的風水迷信。比如說，在中國修建鐵路，是敗壞中國的風水，會惹怒山神水怪。這樣的說法，顯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義忠信，要低了一個檔次，不過是民間底層文化怪力亂神的陳詞濫調。可以說，到此為止，頑固保守的聲音，已經因病而嘶啞了。

只是，在當時，不管什麼樣的陳詞濫調，都有市場，也都能給改革製造麻煩。由於中國真正的危機還沒有到來，八股取士還在吸引著全國士子的注意力，頑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勢眾，李鴻章和郭嵩燾所謂的不明事理之人，仗著人多的優勢，在話語權逐漸喪失的情況下，依然充分地活躍。而頑固派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失語，因為政府也並沒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處於三心二意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對改革叫停。讓中國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變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於形式。

中日甲午戰爭的到來，兩個同時在學習西方的東方大國的較量，學的好的優等生，以大比分戰勝了中等生。戰勝的日本，不僅掠取了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兩塊中國的領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併中國的野心。當然，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東方崛起一個吞掉了中國，變得如此龐大的新日本，它們遏制日本的辦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國。所以，甲午之後，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邊疆危機，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租港口，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已經跟西方打了將近60年交道的中國，第一次這樣明晰地面臨被瓜分豆剖的危險。

這種時候，中國的整個中上層，不管政治態度如何，有沒有政治態度，都知道變革不可避免，不變沒有出路。但是，即使在這樣嚴峻的情形下，中國不想變革的人依舊人數眾多，一些內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滿人階層，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點變化。對他們來說，變革就意味著失去，而他們特別懼怕失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任何迎接挑戰的意志和能力。此時的守舊，是完全意義上的因循守舊，害怕改變往昔的生活軌道，置國家民族的未來於不顧。只是，在嚴峻的國難危機面前，他們已經徹底失語，連劉錫鴻那種陳詞濫調，也已經說不出口了。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努力，對於朝廷發動的改革戊戌變法，從公開的反對，轉為暗中的權術杯葛，私底下的竊竊私語。然而，這樣的杯葛和私語，恰好趕上變法期間獨特的帝后二元權力結構，擔心改革而失去權力的西太后，在權欲的驅使下，變成了頑固派的「首領」，在變法100天後，尋了一個借口，以完全沒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變之後，保守勢力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維持政權的法寶，居然只是所謂的「民氣可用」，而所謂民氣可用的民粹訴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義和團的法術刀槍不入。即使是刀槍不入的法術，最終讓西太后相信，也是義和團與頑固派合作的陰謀。因為他們講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詐和權術。義和團運動，實際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種暴民的狂歡。而這種暴民，恰好被所頑固勢力利用，充當了他們抗阻變革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由於有當時最有權勢的西太后的加持，於是變成了一場徹底滅洋的瘋狂反撲，中國的頑固勢力，妄圖藉助一種莫須有的民間巫術，徹底消解他們對於變革的憂慮。

不願變革者的最後瘋狂，帶來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巨大災難。災難過後，改革話語舊話重提，但革命話語也隨之而起。雖然說，孫中山以推翻清朝為宗旨的興中會，號稱在1894年就已經在海外成立，但這個革命的小組織，真正進入國人視線，還是在庚子以後。庚子以後，在慘痛的教訓下，朝廷開始接受改革話語，重新開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後，並不意味著頑固保守勢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過程中，懷疑，裹亂，破壞都存在。最初科舉改革的經濟特科考試，就是頑固派利用西太后對康梁的敵視，製造流言給毀了。在開放報禁過程中，也有過蘇報案和杖斃沈藎事件的反覆。甚至軍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撫對於新軍的歧視。只是，這些反改革的舉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這個角度中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有了日益增強的革命話語，而且改革話語也出現了歧義，由於西太后個人的原因，儘管她贊成改革，重啟戊戌的話題，但卻固執地不肯給康有為和梁啟超平反。所以，改革話語也因此分成海外激進主張和國內親政府的緩進主張，而且隨著時局的演進，激進主張越來越有市場。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政府由於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語的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實行預備立憲，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之後，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識界的廣泛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黨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脅，甚至一度力圖全力狙擊清廷的立憲，吳樾刺殺出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就是這種狙擊的表現。

然而，好景不長，革命黨人的暗示和起義，雖然沒能撼動清朝統治，但革命黨的宣傳，刻意強調清朝政府的異族身份，提醒人們，滿人當年在征服中原時犯有殺戮漢人的原罪，這樣的宣傳，不僅對部分知識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響到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同時，隨著立憲的推進，選舉的舉行，以及報禁開放之後，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紳權和民權意識都在勃發中。積極參與改革的紳商和士紳，實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各種商會、學會和農會之類的社會團體，各地的自治組織，以及開放的媒體，使得他們的發言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到了咨議局和資政院的成立，他們的意願表達，有了體制內的正式平台。無論在社會組織、媒體還是在准議會的平台上，同樣的改革話語，運用的嫻熟程度，政府永遠都不及民間的精英。也就是說，隨著政治改革的進行，滿人特權勢必日益減少，這對於已經習慣了過優越和悠閑日子的滿人統治階層來說，當然不是福音。

當時的滿人統治者面對挑戰，卻選擇了錯誤的應對。尤其是在1908年之後，成熟的當家人西太后和光緒皇帝相繼死去，接任者少不經事，這些少年權貴，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也感到了自身特權喪失的危險。但是，他們不是通過加快改革進程，放棄自身的中世紀特權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說用正面回應改革的方式給自己積累福蔭。而是採取大幅度收回權力和資源的方式，確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權，兵權和財權，都抓到自己手裡。一方面把權力和資源收歸滿人，也就是收歸滿人權貴，一方面把權力和資源收歸中央政府。力圖用蠻力，一舉打破自太平天國以來，中國權力結構內（中央）輕外（地方）重，滿輕漢重的格局。這樣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內閣出台，達到了頂點。這樣的舉措，不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實力派和立憲派紳商和士紳。讓自己喪失了改革的話語權，淪為當時最有實力的紳商和士紳的敵人。這個時候，原本並不彰顯的革命話語，就發出了強音，當立憲派也倒向革命的時候，清朝就壽終正寢了。

其實，近代中國的命運，自從西方列強開始叩門之際，就已經確定了。只要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亞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運也已經定了。或遲或早都會被拖入它們的體系。或者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者變成它們的小夥計。由於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對發達的政府，對於以商立國的西方列強而言，將中國拉入自己的體系，比征服之使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經濟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中國的戰爭，看起來就是讓中國進一步對它們開放，並跟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雖然中國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體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國的天下敵不過人家的世界，我們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們的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東方國家，自強的唯一途徑，就是面對現實，學習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尋求自新自強之路。中國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這些國家中，只有日本通過自身的變法維新，讓改革話語始終成為政府的主流話語，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學習西方的改革，一躍成為東方強國。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話語權，一會兒失語，一會兒說話，始終在進步還是保守，改革還是因循之間徘徊，最終導致舊政權的更迭，社會的動蕩，遲遲不能完成自身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在今天看來，是遲早都要完成的，甲統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對，乙不行，丙得接著面對。拖的越久，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不管誰來統治，只要意圖保守，意圖向後轉，就註定失語，一旦失語，統治行為就必然變形，處處被動挨打，在國際上如是，在國內也如是。最終，會連自己本來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都喪失殆盡，最終會敗得非常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