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鄧小平110歲冥誕。轉眼間,他離開這個世界也已經過去了十七個年頭。中國官方兩天前高規格地紀念了這位中國執政黨的前領導人,給予了他非常高的評價,尊他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而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們,則視鄧小平的生前最後十年為中國政治進步的最大障礙,並且認定他對一九八九年中共軍隊在北京鎮壓和平示威民眾具有最終的責任。
其實,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對鄧小平的感情也十分複雜,人們既讚賞他,又埋怨他。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促成了中國的政策從空想到務實的轉變,摒棄了意識形態主導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傳統。他的務實政策讓中國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鄧小平的「只搞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的「單腿改革」方針,為今天中國的整個官場的腐敗,乃至整個社會的道德墮落開啟了綠燈。
有些人說,歷史的人只能幹歷史的事,每一個人都有歷史的局限性。正因為如此,對一定歷史階段的政治人物求全責備顯得不夠公平。有鑒於此,人們發明了一種百分比的方式,對歷史人物的功過進行評價。例如,「三七開」、「倒三七開」、「五五開」等等,無外乎是想說明某人「功大於過」,或者「過大於功」,或者「功過相等」。在這裡,歷史人物的功過可以進行折算抵銷,只看「凈值」便可。
這種功過比較的方法並不科學,因為有些東西是無法比較的,更是無法相互抵銷的。例如,一個將軍為國家打贏了一場戰爭,顯然是一位功臣;但是,同一個人又強姦了無數良家婦女,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罪人。在現代法治社會裡,這個將軍的戰功與刑罪是無法抵銷的。法庭只會對他的罪行進行審判和量刑,不能夠、也不應該允許他用昔日的戰功來折抵罪行。
對於現代中國的建設,鄧小平是有功的。有些人將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成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完全歸功於鄧小平,我認為這顯然誇大了他的作用。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在經濟制度上的一些關鍵突破,實際上是舊制度破產的結果,是無數普通的中國人運用常識來思考、來行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處在一個正確的時候、正確的位置,他的順應民意的舉動減少了社會發展的成本,縮短了中國人民繼續在痛苦中掙扎的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他的確建立了歷史的功勛。
與此同時,鄧小平又是一個歷史的罪人。他的最大的罪惡就是公然派軍隊槍殺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學生和市民。當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他究竟有多少了解真實情況的能力,李鵬、陳希同等黨內保守派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對他進行了誤導,等等,對於這些問題,由於執政黨對歷史文獻的封鎖,人們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鄧當時是有行為能力的,他的判斷和決斷與他一貫主張的堅持一黨專制的政治立場完全一致,因此,他對「六四」鎮壓的歷史罪行負有最終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向來是一個信奉「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綠林政治哲學的政黨。進城以前,奪取政權是首要任務;進城之後,維持一黨執政便成了首要任務。在黨的大多數領袖們的眼裡,對和錯不重要,道德法律也不重要,只有手中的權力最重要。他們以為,有了權力,不僅僅可以獲取眼前的利益,還可以改寫歷史,沽名釣譽。在評價鄧小平的時候,我們應該堅決拋棄這種惡俗的標準,尤其不能用功勞掩蓋罪行。對任何犯下罪行的政治人物,都應該進行正義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