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永康落馬論戰看新極權的兩面

周永康落馬的消息被公布后，在社交網路平台上周案的話題鋪天蓋地，一些知名公知或網友如五嶽散人、焦國標、孫立平等表達的觀點引起極大爭議和交鋒。

「我等民間，何苦為當道背書」

《零八憲章》第一批簽署者、知名時政評論人五嶽散人在微博說「佩服老大，終於把面吃了。能在這麼錯綜複雜的條件下做成這碗面，魄力與手段真不是我等屌絲能想象的。真心佩服，老大保重，提防反撲。」此語一出，民間嘩然，網友怒改其名為五嶽舔人。

以《討伐中宣部》一文聞名的焦國標認為「共產黨和整個紅二代都是習總的腳手架，他藉助腳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現代中國，而不是腳手架本身。這就是我對習總的總判斷。」媒體人黎學文批評說「焦先生：遙記當年討伐雄文，何其壯哉，我等民間，何苦為當道背書，此二年來何有民主自由之絲毫跡象？君不見當年同道多在獄中！知識人不誠實，實在悲哀，卿本佳人，奈何從賊？！」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提出「破權貴，除惡政，立憲政」三步走中國轉型路線，認為對權貴的肅貪是啟動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和轉型契機，「無論當前的反腐敗有什麼背景和動機，都是中國可遇不可求的契機」。此觀點被知名學者趙楚和著名律師張雪忠批評為缺乏基本的思維誠實和缺乏最基礎的政治學知識。

而民間學者杜導斌也因認為周永康一案昭示一個極端不義時代的結束，預示一個正義翻身年代應該來臨，「該給習王一點時間，目前不僅僅只是打掉幾隻老虎，同時也是在掃清制度構建的障礙」，「周永康主政政法是中國法治最黑暗的時期」，而被網友譏之為「選擇性失明」，無視近兩年對民間的大掃蕩的規模和力度為三十年來之最，是「散播虛假希望」。

圍繞周案的有關爭論是近兩年以來革命與改良、激進與溫和等思潮論戰的延續，顯示了民間在新極權下對轉型路徑的不同抉擇和由此導致的觀念衝突。把周永康與體制進行切割，把維穩體制的構建和所謂法治倒退的責任歸咎於周，進而對最高統治者寄託希望，期待其「順應潮流，像蔣經國先生一樣，以專制結束專制」（萬潤南語）。究其原因不外乎或為對民間抗爭不抱希望，或為一九八九年的坦克恐懼症而對社會抗爭及其後果的恐懼壓倒了理性，或為即使是對民間抗爭有所肯定也是渴望利用抗爭力量去倒逼官方主動改良，期待官方主動進行政改並美化為最佳轉型路徑，從而無視權力清洗和對社會的全面控制都是新極權自我加強的兩面。

「男兒」反腐可謂一箭三雕

筆者多次撰文指出官方基於對其統治前景的末世恐懼，因而建立新極權體制以繼續維護其統治。新極權體制與后極權時代「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相比，是要「有所作為」的，所以才斥責蘇共垮台「竟無一人是男兒」。而新極權的「有所作為」就是做一個捍衛紅色權貴萬世一系統治地位的「男兒」。

新極權的「男兒」作為，一是高舉反腐大旗。然而反腐的深層因素是紅二代家族利益和新權貴利益的衝突。江胡治下二十年，大量出身草根寒門的新權貴在通訊、石油、房地產等產業壟斷了巨大的利益，相比之下傳統紅色權貴所獲有限，故而把利益機制的僵化、門閥化歸咎於新權貴，以反腐來進行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高舉反腐大旗亦能打掉各路諸侯的地方山頭主義，改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實，進一步強化中央權力，強化紅色權貴的集權，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通過反腐同時亦能忽悠民間，轉移對體制的質疑，平息普通民眾對腐敗遍地的怨氣，以維護其執政合法性。因此反腐可謂一箭三雕。說白了官家的反腐就是「縱貪官以使效忠，棄貪官以清異己，打大貪以息民怨，沒其財以充帝用，起頌聲以顯帝明」的帝王術。

新極權的「男兒」作為，二是強化對社會的控制，把后極權時代對社會控制在某方面的鬆動視為政治上的軟弱和失誤，因而強化了對社會實行控制的維穩體制。新極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對自由思想、普世價值的反動為近三十年之最。清媒體，控言論，抓異己，踐人權，棄法治，對民間的持續高壓、掃蕩亦為近三十年之最，無數優秀公民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尋釁滋事」之類罪名構陷入獄。刑事拘留濫用為常規威懾手段殘虐公民。新極權下對社會如此赤裸裸的暴力壓制，居然還從中解讀出什麼是在掃清制度構建的障礙，是在建造民主自由的現代中國，這不只是缺乏基本的知識誠實，更是在為極權背書。

所以新極權下的肅貪絕不是什麼啟動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和轉型契機，與之相反的事實是，新極權通過肅貪強化集權體制，通過強化網格化維穩全面格式化社會，任何可能動搖體制控制的改良都不可能存在，社會自由空間更會被無限縮窄，更加血腥和恐怖的時代正在到來。在此意義上，任何改良幻覺都是在為專制延伸鋪床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