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安：為89民運坐牢的高瑜：在風雨中抱緊自由

自高瑜系獄，尤其是5月8日CCTV公布其所謂「認罪」錄像以來，全球各界反響不一。既有推特上對此事此起彼伏的抗議之聲，也有國內新聞眾多「五毛」跟帖中「賣國賊」聲音高亢的責罵。即便在自由的海外，先有人在高瑜被捕前即宣稱其「儼然成江系臨時工發言人」[1]；繼而有人竟然認為高瑜這番被拘原因「與中共高層內部的權爭、政爭和利益之爭緊密相關」，並斷然指陳「高瑜不是一般異議人士和獨立記者，她在中共高層有特殊背景和『深喉』」[2]。讀到這類文章，讓我時有不知斯世何世、今夕是何年之惑。我茫然自問：他們所談論的那個高瑜，與相識20余年的、被我由衷地感嘆為「最敬愛的學姊、最偉大的記者、最剛強的女性」的這個高瑜真是同一個人嗎？或許是這些人有意無意的抹黑，極大地干擾了對高瑜的營救活動。筆者遍查海內外輿論，除5月14日國際筆會曾經呼籲全球會員採取緊急行動，「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公安部副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寄發呼籲書」[3]外，即使是身處海外的所謂異議組織或異議人士，似乎無一人站出來為這位三十年來一心一意追求新聞自由、為此三度系獄、受盡羞辱和折磨的傳奇女子辯誣，遑論救援。這位多年來為追求正義、不是在監獄中就是在去監獄的路上的老牌記者，俗語「雞蛋不能碰石頭」，但她卻是始終如一地「與蛋站在一邊」，她年逾古稀，此刻正如一枚孤零零地面對石頭的雞蛋。筆者寫作這篇拙文，只是想用親身的接觸，與那些尚有良知、願意和「雞蛋」站在一邊的人們一同分享一些片段，並且希望透過這些片段，讓人們看到，這是一枚怎樣的雞蛋。

1、冬天裡的一團火

高瑜和筆者師出同門（高是丁子霖老師文革前人民大學語文系的學生，筆者則是丁被整肅前「最後一課」所教的學生），但中間相差20余年，在六四之前，無緣相識。那時，我只知道高瑜是一個才高八斗、筆尖常帶感情的記者，並且擅長用長篇對話的方式記錄中國思想界對重大時代問題的思考。她的幾篇對話錄，《巴金與鄧朴方關於人道主義的對話》（寫於1987年）、《關於時局的對話——嚴家其：中國不容出現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滯；溫元凱：改革的停滯比失敗還要嚴重》（寫於1988年）、《站在今天說話——夏衍秦曉鷹關於「五四」的對話》（寫於1989年）發表之後，都是好評如潮、一時洛陽紙貴。（六四之後，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指斥高瑜發表於1988年「通篇勵治，無一言言亂」的嚴、溫對話為89「反革命動暴亂」的總綱領。）

六四屠城之後的北京高校校園，可謂「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乃是左棍學閥的樂園，自由知識分子的夢魘。但是「在肅殺陰冷的氣氛中，仍有一些人在執著地探索，不屈地抗爭。199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出現了一張醒目的『讀書社』招收會員啟事，標題是『重新燃起我們的熱情』……號召一切關心祖國前途命運的有志青年加入讀書社，交流思想，溝通心靈，增進知識，熔煉才幹，共同創造一個自由溫馨的天地。」[4]其時，筆者忝為這一社團的創始成員和召集人。讀書社的宗旨為：「生活、讀書、新知、生活」，是三聯書店店名的改進版，雖然倡導一條通過讀書、討論、由學問而思想的進路，但是由於對現實生活的重視，對知行合一的強調，也使得我們的讀書、討論中時時會觸碰現實中的敏感問題。我們也常常帶著這些疑問在校內校外請教。有一次去李澤厚先生家，我們慷慨激昂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而李先生一言不發。現在想來，李先生那時的警惕可以理解，但在當時我們卻大失所望，彷彿一尊偶像一下子崩塌掉了。

1990年的冬天，在高瑜老師和平里的斗室，我們幾位年輕學子卻如沐春風。她那親切的神情，孩子般的笑容，睿智的思想，飽含苦澀的幽默，讓我們這些在思想的街頭流浪的青年學生深受啟迪、鼓舞。

她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70年的共產黨從頭到尾始終是地下黨。我的父執輩們年輕時與國民黨獨裁政府斗，有的坐過班房。最痛苦的是，這個黨直到今天，似乎還是個地下黨，還不能把決策過程公諸於眾。這種局面不改變，決策機制不改變，中國的問題就會越積越多。

她又說，一黨長期獨大，必然產生一黨多派。有時是路線之爭，有時是個人恩怨。毛自稱搞了10次路線鬥爭。哪有那麼多路線？即使是路線之爭，然而，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之中，在密室之中，爭論和分歧永遠得不到正常的解決。

她還說，共產黨是街頭政治的高手，深知街頭政治的影響力。對街頭政治採取極端措施，不全是因為某個人誤聽讒言，而更是這個黨的直覺和慣性。

她繼續說，胡耀邦無疑思想開明，但他其實只是改革派的領袖。胡曾這樣批評鄧力群：「(毛)主席好的一面，一樣沒有學到；主席的毛病，一樣不拉。」你想想，這樣單純如何能做全黨領袖？趙紫陽提出「冷靜、理智、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僅憑這一點，趙在歷史上就站得住。

她滔滔不絕，但每一句話都讓我振聾發聵。20余年後回憶她的話，對她的敏銳、深刻、遠見依然欽佩有加。

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她彷彿是那個寒冷的冬天裡的一團火，那麼坦蕩，熱烈，讓我們溫暖、興奮。

當時，她極力主張推動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的代際溝通。她陸續介紹給我們認識的有何家棟、張顯揚、馮蘭瑞、張宗厚、胡績偉、孫長江、王若水、袁紅冰等先生。要知道，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幾代知識分子的聯繫是如何難得。

茲此之後，我們成了高老師家的常客。高老師給予我們的不僅是思想的啟迪，還有母性的關懷。有時天晚了，她就為我們煮餃子。高老師的餃子溫暖了我們很多年。2007年冬，我在倫敦薛同學家中，談及帝都北城舊事。薛去國多年，印象最深的是在嚴寒的北三環騎單車，苦苦追尋出路，以及北三環邊上高老師家裡熱氣騰騰的餃子。

後來我們讀書社出版了社刊《大家》，高老師更是義務的審稿人和贊助人。每期雜誌出來，她和何家棟先生、張顯揚先生、龔祥瑞先生、梁治平先生等人，每人都會掏50元、100元，買上一些本送人。有這麼些人的資助，編下一期的費用也就有了。我們的一些作品還通過她的潤飾，推薦到海內外發表。這在當時，無疑也是對我們的極大激勵。

90年代初，有一位王姓老兄（現在天朝國務院下屬某機構謀生，不便公諸名字）從秦城出來，高老師掏了300元給他。她口袋裡剩下的不多的錢卻在坐公交車回家的途中被偷了。她對此的反應是大笑，說早知如此，還不如全給了他！

2、為89民運坐牢的第一人

上述的這些片段可能會給人們一個錯覺，彷彿那時的高瑜是如何的多金。其實，其時她從監獄獲釋不久，除了微薄的稿費，再無其他收入。筆者和高老師相識24年，從未見她的斗室增添過一件傢具，遑論新的裝修。她的淡泊，如同家門口她親手種植的幾株潔白的月季，無論是否有觀眾，它們總在孤獨地綻放……每次去她家，看到那依舊碩大、挺直的白月季，每每感到，在這個彎曲的世代，總有些不彎曲的人與物！

關於她的如何捲入八九學潮並因此首度獲罪入獄，高瑜在《浴火重生》中有比較完整的記述：

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與胡績偉先生通電話，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門廣場，去勸學生撤退，他說，只要退出廣場，發表個聲明也可以。……在紀念碑上一個帳篷里，找到在旮旯里睡覺的王丹。我對他說我是代表胡績偉先生來的，我把應該說的話都對他說了，當我說到「撤離廣場」幾個字，圍觀的一個人一把抓住我的胸口，問我是幹什麼的，王丹擋住了他的手，指著我說：「絕對可靠。」說通了王丹，他又找來幾個學生領袖，我又重複勸說了一遍。他們幾個人到一旁開了個臨時會議，開完后告訴我他們同意撤離廣場，但要發表一個聲明，聲明還要由廣場各高校的代表決議。他們責成王丹起草聲明，這時王丹對我說：「高老師，我頭痛的厲害，你就幫我起草吧。」徵求王丹的意見，就叫「告全國人民書」。事關緊急，斟酌不了許多，我從地上撿起一塊大字報紙，就起草起來了，具體寫了多少條我已經忘記了，但我記得首要一條是軍隊不進城，廣場的學生組織立即組織學生撤離廣場，署名是天安門廣場高校學生代表。起草完畢王丹先拿給幾個負責人看，後來又通過廣播，在紀念碑上召集各高校代表開會議決。經過相當的爭論，最後通過了。又是李亞帶我走下紀念碑，正好遇到中央工藝美院一輛麵包車給廣場送來一筐西紅柿，李亞和我就搭這輛車一起到煤渣衚衕三號《人民日報》宿舍胡績偉先生家……我請胡老審閱，他在兩處增加了一些文字。修改好后，胡老要求我們立刻給報社送去，他說：「我可以給《人民日報》打電話。」告別胡老一家人出來后，我考慮讓《人民日報》發表有難度，就帶李亞他們直奔北京飯店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程翔、劉銳紹都在，他們幫助我複印數份，我請他們發表，隨後到廣場把原稿和複印件交給王丹，只留下一張又送到西長安街的《科技日報》，並給孫長江副社長打了電話。我回家時，已星夜當空……

高瑜當時著力所做的，是推動天朝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與學生展開對話。她所做辛勤努力，是為了「將民主從街頭引向大會堂」。她的行動與曹思源爭取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活動相配合，這些院外活動成為八九民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這些行動因為可能具有的「釜底抽薪」功能，率先受到了當局的鎮壓。

6月3日早晨9時許，高瑜被秘密綁架；同日中午，曹思源也被秘密綁架。今天看來，最高當局在發動大規模鎮壓之前，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切斷最高權力機構與民眾之間的聯繫，遏制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行使職權的可能性。高瑜在六四慘案發生之前，已經為八九民運坐牢，「榮幸地被當局塑造成中國式院外活動家的樣板」[5]。

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悲劇，它改寫了很多人的命運。許許多多的政治掮客藉此官運亨通，也有一些人自覺選擇「和雞蛋站在一邊」，從此人生風雨飄搖。1944年生於重慶國統區的高瑜，是地地道道的紅二代（其父親高韶亭是五四一代的紅色知識分子，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已經是中共黨員。中共建政后出任察哈爾省工業廳廳長。英年早逝。母親是一二九一代的知識分子），她文革前和文革中在人民大學6年的求學經歷、畢業后在偏遠農村4年的執教生涯、改革開放后風風火火的新聞人生，經過這一番黑獄的淬鍊，從此義無反顧地走向與天朝體制徹底決裂的道路，並且漸行漸遠，「浴火重生」。這一番經歷，使我回憶起89民運時北京街頭眾人高聲吟誦的一位無名詩人一首詩作蕩氣迴腸的結尾：

一旦我們踏出這愚昧的大門，
就永遠不要回來！

但這條路，註定是風雨路、不歸路。在這路上，高瑜以其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潑辣的文風、犀利的視角、擔當的肩膀，縱橫讜論，為民喉舌，踐行新聞人的自由理想。「大冶最憎金踴躍，那容世界有奇才」，高瑜及其言論，往往使一些食人肉而肥者如芒在背、如骨鯁在喉。而這，可能正是高瑜三番幾次出入黑獄、以獨特方式書寫自己的光輝歲月的最深層原因。

3、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第一推手」

2013年5月18日，一大早在帝都收到丁子霖老師的兩個簡訊：「聽你們講高瑜近況很是挂念。我有六七年未見她了。昨天給她家打座機無人接聽。」「我真想她。不知她本人身體如何？何（家棟）老生前告訴我她大把大把地服速效救心丸。我無法忘懷自己當年在生與死之間痛苦掙扎時，她給予的關心。」

我回電過去，說：「聽說高老師5月24日要去香港。要不等她回來再說？」

丁老師說，可能是去香港參加筆會。還是堅持在高去香港前見她。

5月22日下午。我去高老師家接她。在路上，高老師提議去買個西瓜。這年頭，可能只有高瑜，會想出提個西瓜去看望多年不見的老師。到了丁家樓下，丁老師已經在樓下迎候。看到心目中兩位最非凡的女性擁抱在一起，實在是我平生不多見的快事。

後來一起吃飯。在這頓飯的結尾，丁老師問：「我們能見到中國民主的那一天嗎？」

高沉默了很久，沒有回答。

丁最後自問自答：「我們是看不到了。你（指高瑜）也許能見到。」

在回去的路上，我對高瑜說：「您是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第一推手。」面對當年知情人的這一說法，高沒有否認，只是笑，又說：「你這樣說，可能有人會不高興。」

……1990年8月30日，高瑜被釋放的第二天，就來到中國人民大學靜園1樓43號去看望丁老師。丁老師嚎哭著，向高講述了其子蔣捷連（小名連連）在6月3日夜被戒嚴部隊打死的經過。高問她為什麼《北京日報》報道連連是高三學生，丁老師憤怒地說：「那是他們造謠，他們想迴避十七歲，未成年人的年齡，為此我去質問過我的同學，北京市宣傳部長李志堅。」情緒稍微平靜時，她批評高：「你太不注意保護自己了。」高又告訴丁，她介入學生運動的經過，高說：「勸學生退出廣場，是我當仁不讓的責任，我們想阻止的就是機槍、坦克和屠殺。」

後來，高瑜在《新聞自由是吾輩的目標和旗幟》中這樣追述：

我們都覺得從「六四」開始，我們師生成為有著共同苦難的人了。

以後我每月去看望丁老師一次，丁老師總是一遍又一遍向我哭訴，我一次又一次思考應該如何幫助丁老師從悲痛之中挺立起來。連連火化后，骨灰在哥哥的集體宿舍里秘密存放三個月，百日之祭，父母仍然捨不得將他埋葬，而是把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親手為他製作的一個木製的紀念碑里，碑中還存放著他求學時的心愛之物，碑的正面刻著爸爸雋秀的字體的碑文：「這短暫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永恆的記憶里。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1989.9.11.」家中全部保留著連連的生前之物，小床、書桌、書籍都在原處放著，父母，親人永遠和這個優秀的少年廝守在一起，清明、周年忌日、冥辰、中秋、春節都要為他祭奠。連連的生日與亡日只差一天，因此89年6月的掛歷也成家中珍貴的紀念物，用鏡框鑲在牆上，2日是紅框框，3日是黑框框。我想這些都應該讓世人知道，但不是我來寫，而是讓丁老師親手蘸著流淌的心血來寫，這反而能使一顆破碎的母親的心修復創傷。[6]

1991年春節，高問丁老師和蔣老師：「你們想不想把你們的心裡話對世人傾訴？敢不敢讓世人知道真情？」他們非常勇敢地回答：「敢。」很快高就得到兩位老師完成的三篇文稿，一篇是對連連成長和死亡感人刻骨的記錄；一篇是他們寫給連連的信《讓我們再親親你》，原件已隨幼子淌著鮮血的遺體一同火化；再有一篇是丁寫的《我的話》，公開聲討了李鵬，這是「六四」死難者家屬最先發出的聲音。高把三篇稿子一同交給了「六四」兩位最勇敢的香港記者，程翔和劉銳紹。「六四」后他們和社長李子誦一起被迫從香港《文匯報》辭職，正艱難地辦著《當代》雜誌。全文發表之後，影響之大可以想象。全美「學自聯」最先給丁老師和蔣老師寄來信，稱：「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子。」這種安慰勝過一切。隨後，高又聯繫了多家香港報紙去採訪丁老師和其它死難者家屬。1991年4月底，美國ABC廣播公司的柯達德（Todd Carrel）、趙愛素（Alisa Joyce Barba）找到高，高建議他們去採訪丁老師。這個採訪使全美國的母親、全世界的母親都聽到了中國母親丁子霖的談話。丁在節目中說：「兩年來我在生與死之間幾度徘徊，有時真想一死了之。但我終於選擇了生。我既不需要憐憫，也不需要安撫。但我要等待歷史作出公正結論。」不久，高又介紹英國大報《衛報》記者賀安雷（Anrew Higgins）採訪丁。賀於當年6月4日在《衛報》發表了《謊言逼迫父母找尋真相》長文，引起不小反響。從此，全世界都開始聲援丁子霖，因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是一個不斷追問真相的中國天安門母親。

1992年春節，高又帶著丁子霖和尤維潔，一起去看望張先玲。三人成群，這是天安門母親的第一次群體聚會。自此，天安門母親群體不斷崛起，成為天朝暗幕下的一座拷問道義和人性的豐碑！

高曾經是丁的學生，然而後來，丁子霖卻常常這樣說：高瑜，是我的啟蒙老師！

而前述的一年以前，丁十分著急要和她的「啟蒙老師」見面，可能就是五分擔憂加上五分不祥的預感。不祥的預感如同曠野里升起的烏鴉，只是誰也沒有想到，烏鴉如此迅速地兩次飛向高瑜，證實丁的預感！一次是去年10月，高瑜在北美講學期間，癱瘓在床多年、不離不棄的丈夫趙元康先生突發腦溢血去世；再則就是剛剛經歷喪夫之痛后，以古稀之軀，再一次遭受無妄的牢獄之災。肉食者如此奪情悖理，天厭之！天厭之！

4、一個人的通訊社

八九民運以來的25年中，除了坐監的7余年外，高瑜好像一直在與時間賽跑。有時老友請她出來喝茶、吃飯、敘舊，常常被她擋駕。隨著年歲的增長，一句口頭禪日漸頻繁地掛在嘴邊：「時間太寶貴了。」她不知老之將至的勤奮，使得她一個人彷彿就是一個通訊社，源源不斷地推出膾炙人口的作品，使中國大陸許許多多的所謂媒體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1990年8月高瑜獲釋時，大部分被抓的知識分子已經釋放。之後，又釋放了劉曉波等人。最後被當局鎖定為政治犧牲品的，其一為她在《經濟學周報》的同事陳子明和王軍濤；其二為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有聯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高瑜既有鐵肩，又是妙手，她調動自己從業以來在中新社、《經濟學周報》積累的新聞資源，當仁不讓地開始了一個人的通訊社，為這些雞蛋們鼓與呼。

陳子明回憶說：「高瑜為我們的審判以及獄中的待遇和鬥爭，為多家媒體寫過報道，其篇數之多，連她自己也記不住了。」

高瑜並不止於客觀報道，面對不平之事，她時時挺身而出。如在《不能因為他們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而審判他們——北京審判陳子明王軍濤內幕》一文中，她這樣大聲疾呼：「中國利用海灣危機打出的牌是『向來不主張以軍事武力解決國與國的爭端，主張以和平方式進行對話』，這與在國內用武力鎮壓八九民運背道而馳，但是中國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給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絲毫不顧忌現任總書記江澤民去年上任后不久對外所做的『中國政府沒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懲處參加動亂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保證，現在突然要對王軍濤、陳子明一批人進行審判，就是要借國際關係的轉機，為重返國際舞台爭回面子。……不能因為他們優秀而扼殺他們，不能因為他能起到別人所起不了的作用而扼殺他們，更不能因為他們講理性，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而扼殺他們。」

20余年後，筆者依然能感受到當年讀到這些報道和評論時的激動心情，尤其是讀到陳子明、王軍濤在法庭上不為個人而為整個八九民主運動的精彩辯護時，內心受到強烈震撼。在萬馬齊喑、很多不學有術的所謂學者（如何新等）一起抹黑六四之時，他們倆人不畏強權的行動為整個知識界爭回了一點人格！（正是在這種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在六四兩周年之際，我和幾位朋友策劃了一些紀念六四、追思逝者、呼籲釋放在押學生的活動，並因此鋃鐺入獄。回想起來，這些事是值得的，也許為當時走過街頭但沒有受到懲處的學生爭回了一點人格。）

陳、王之後，當局又對鮑彤進行正式逮捕和審判，中共要鮑彤代「六四」受過的用心，路人皆知。高瑜採訪了鮑彤的家人，對這件震動中外的政治大案做了最翔實的報導，發表在星島日報。

新聞自由是高瑜一生的目標和旗幟。她所理解的新聞自由，不僅僅是新聞從業者的自由。正如1989年兩會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先生為推動新聞立法發表的著名講話中所言，「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自由的含義是比較小的，如採訪、編輯、寫作、評論發表等方面的自由」，「我們要維護的新聞自由是全體公民的新聞自由，而不僅僅是新聞工作人員的新聞自由。公民的新聞自由，是通過新聞媒介所行使的主人翁的知情權、議政權、參政權和監督權。」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高瑜不但和雞蛋站在一邊，而且更要勇敢地去揭露石頭的醜陋和帝都的黑幕，揭穿官媒的謊言。瀏覽高瑜近年的作品，無論「薄」、「厚」，還是「康師傅」、「習包子」，他們的種種窘態，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大量的見證。2013年1月，中國新任最高領導人上台不久，在大家觀望、失語之時，高瑜先聲奪人，寫作《男兒習近平》，揭櫫其左王實質。她指出：「作為中共建國元勛的鐵血後代，習近平的談話更富鮮明的個人色彩，彰顯出他的政治抱負，他不僅要力挽中共政權於不倒，避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命運，而且要重整朝綱，以期恢復毛澤東建國初期的權威性和合法性。才是他『復興之路』的宗旨和目標。」最高領袖執政兩年來的一言一行，幾乎無不印證高瑜最初的判斷。

僅在2013年上半年，她先後寫出《習總遭遇幾多蠢》、《新舵手、老航道》、《習近平的紅色中國夢》、《習近平與傅高義怎麼進了一個門》等一系列文章使處在霧霾中的新領袖的形象躍然紙上。為此，丁子霖等師友很為她捏一把汗。她卻總以「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新聞人精神自勉。從她丈夫新喪到我今年2月來美的4個月中，筆者多次力主她去國，總為她笑拒。只是當我談到那因她第二次入獄而從北京四中輟學的兒子，同樣因為她的原因找不到一個固定的職業，只能零零碎碎打些短工；兒子相戀多年的女友，最終也因不堪忍受種種干擾離他而去時，她的決心才似乎有些鬆動。沒有想到的是當我抵美兩月後，她們母子同時被抓。理由是涉嫌泄露國家機密……想來可笑，高瑜此前已經兩度入獄，早被打入另冊，彷彿是已經上了梁山的林沖，卻有機會泄露朝廷的機密。今世的高俅們實在高明！

偶然想起王維的名句：「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七十歲的高瑜所求為何呢？她不過一介書生，布履裙裝，只是內心裝有一個執著的新聞自由的痴夢，風雨一路，仍不為今日所謂的「中國夢」所容。雞蛋常常被石頭碾碎，如同梭羅所言：「在一個監禁正義之士的政府統治下，正義之士適宜的棲身之地就是監獄」。而無論是在獄中還是走向監獄的路上，高瑜不僅是用筆、更是用生命踐行一個新聞人的自由理想。我們的後世終將發現，她凄涼的生命有如傳奇，是天朝黑暗的新聞史中最為光明燦爛、最溫暖人心的一頁！

作者簡介：廖家安，1969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碩士生，是學生雜誌《大家》的主編，並在北京大學等地進行六四紀念活動。在考取人民大學哲學博士研究生不久，於1992年6月1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拘留，后被判刑3年。出獄后在北京從事教育工作。2014年初到美國。

廖家安及校系友郭寶勝等人願意就高瑜案在海外進行一系列聲援活動。採訪聯繫人：廖家安，電話781 559 4302 ；郭寶勝電話：228 235 5736。

作者附註：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本文未送所涉及的相關人士審閱。全部文責自負，2014年8月14日。

【註釋】
[1]人民報肖慶慶：「高瑜儼然成江系臨時工發言人」
[2]彭濤（德國）：「高瑜被捕，多因挑戰習總權威」世界新聞網
[3]美國之音：「國際筆會發起全球緊急行動：呼籲釋放高瑜」
[4]郭寶勝：「六四后北京高校學生運動紀實（上）」《北京之春》2009年6月號
[5]陳子明：「高瑜：記者、院外活動家、人權勇士」《北京之春》2009年6月號
[6]高瑜：「新聞自由是吾輩的目標和旗幟」，原載《我的六四》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