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緣何難以取信於民

周永康案曝光后，中共馬上昭告天下，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以法治為主題。給予法治這麼高的地位，據說在中共歷史上是第一次。一個前所未有的法治時代，據說即將到來。

但是，掌聲寥寥。中國民間社會尤其中國的知識分子，抱以普遍的質疑。橘生於淮北則為枳，這在中國屢見不鮮。於是，民主到中國成了「中國式民主」，市場到中國成了權貴資本主義。這法治到中國，是不是也會蛻變為「中國式法治」而跟人類主流社會理解的法治大異其趣？中共能有幾分法治誠意？

中共遇到的所有危機中，最大危機是信用危機。不斷的承諾不斷的背棄，承諾越美好背棄越徹底，這在1949年之後的六十五年中是常態。沒多少人還會把中共的承諾當真。所以，當中共隆重推出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美好辭藻的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之後，激不起一絲漣漪，在中國民間社會沒多少使用頻率。因為沒誰相信這是真的。中共法治決心遇到普遍質疑，同樣也是因為其信用的長期短缺。

法治誠意遇到普遍質疑的另一個原因，是黨國體制的屹立不動。中國實際上就是儲安平所說的黨天下，無論怎麼改革，無論時代怎麼變，這點沒有任何變化。黨權高於民權，黨權高於政府，黨權高於法律，黨權高於一切，總之黨權的絕對化，黨權的不容挑戰，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並不是中國才有黨國體制，中國也不是中共才搞黨國體制。但這麼絕對的黨國體制，確實只是中共才有。蘇聯有一長制，並非都書記即黨組織說了算。國民黨以黨領政也集中在中央層面，地方層面黨部很邊緣，政府很強勢。惟有中共的黨權沒有任何邊界，沒有任何彈性，滲透一切包辦一切無孔不入不惜代價，不給社會任何空間，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約。

這種體制，註定了黨必然高於法律即通常所稱的黨大於法，神聖的法律必然喪失其獨立性而淪為黨的工具。黨權不收縮，不從無限黨權變為有限黨權，就不可能有法治空間。即無限黨權是法治的最大障礙。黨權退多少，法治的空間就進多少。在黨權沒有任何實質性調整的情況下欲行法治，當然就是緣木求魚，又怎麼可能取信於民呢？

「絕對黨權」

法治誠意遇到普遍質疑的再一個原因，是專政體制的屹立不動。為了保衛絕對黨權，中共建立了世上最強大的專政體制。這是整個體制中，最黑暗最野蠻的一個部分，無論怎麼改革，無論時代怎麼變，這點迄今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當下所謂維穩無非就是專政體制的翻版，實質上就是以全體人民為絕對黨權的假想敵，實質上就是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暴力。

即便周永康倒台之後，這點上也沒有任何讓人樂觀的跡象。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主導的對公民社會的大鎮壓仍在持續，劉曉波、許志永、郭飛雄、浦志強等大批良心犯仍未重獲自由。最新信號來自幾天前：8月5日，對屬於新公民運動系列案的「新餘三君子案」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即三位無辜的公民劉萍、魏中平、李思華未曾因所謂法治即將到來減刑哪怕一天，充分印證周永康時代的惡政沒有結束而仍在延續。當然不排除法律會在某些領域起作用，即在非政治的民事、刑事領域，但一旦涉及政治，法律便徹底失靈，黨的意志支配一切。這是一個強大的慣性。法治先行，但政治領域除外，政治領域不得法治，只能黨說了算。這樣的雙軌制本身就是對法治的諷刺，因為法治就是一碗水端平，就是沒有任何例外。只要雙軌制的強大慣性還在持續，人們的確沒有理由相信中共的法治誠意。

商鞅變法，徏木為信。今天中共推行的法治要能取信於民，可就不是徏木那麼簡單了。不拿自己開刀，不全面終結惡政和系統清理惡政，不限制絕對黨權，其所謂法治就不可能有任何取信於民的可能。以法治國，首先是以法治黨。黨必須建立對於法律的信仰與敬畏，黨必須無條件臣服於法律的制約接受法律的統治，黨必須還權社會給社會騰出空間，總之必須告別儲安平所說的黨天下。這是法治的先決條件。

顯然，這條件並不具備。這是中共當下主張的法治難以取信於民的根本原因。但，不能取信於民再正常不過，不信就對了。法治本來就不可能來自恩賜，不可能只來自統治者的良心發現。所謂法治根本上說來自公民社會自己的爭取，來自公民社會跟統治者的艱苦博弈。只有當公民社會的力量足夠強大以致不可抗拒，官民力量對比達致相對均衡，以這相對均衡為前提的法治，也才是可能的。一方面對統治者聽其言觀其行，一方面以公民社會蓬勃的自我生長去不斷倒逼不斷規訓統治者，這，可能是通向法治天下的最穩健的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