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如何為中國後來的災難埋下伏筆？

許多學者把反右運動看成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因為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版圖，扼殺了獨立思想存在的空間，為毛澤東和中共以後幾十年的災難性政策奠定了基礎。

但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卻表示：反右"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堅決予以反擊，藉以教育廣大黨員和人民，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人民中間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穩定了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放棄這種鬥爭，……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嚴重混亂。"

回顧反右運動，幾乎全部右派都是"因言獲罪"，其罪行是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美國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郭羅基表示，中共從1957年開始確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罪"這個罪行。他說，儘管中國當時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但是，"在中國，好像言論自由只能講革命言論，只能講正確言論。只能發表正確意見，不能發表錯誤意見。要真正實行言論自由，無論是革命言論，還是反革命言論，都應該可以自由發表，就要推翻『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這個命題。這個命題不推翻，就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政治民主，中國就不會進步。"

曾經在1994年到1999年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張全景在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承認："1957年反『右』之前，民主生活會最好，相互之間能夠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被批評的同志還可以作解釋。""反『右』后，在說真話方面受到影響。"

網上雜誌"縱覽中國"的主編陳奎德認為，毛澤東當年就是想通過反右運動形成在中國的"一言堂"。反右運動奠定了中國以後幾十年的意識形態版圖，消滅了一切自由主義的可能性。反右之後，所有的其它黨派的聲音、其它黨派的報紙和所有的宣傳陣地全部收歸共產黨所有。在1957年之前，各個民主黨派還有自己的報紙和言論陣地。到了57年，全部被中共收編。

陳奎德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以後的中國的政治版圖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意志往前走了，基本上中國人就沒有自己說話的語言方式，沒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完全是一個頭腦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所以57年反右為什麼在中國現代史上如此重要，我覺得與這個共產黨統治的格局的形成有極大的相關性。"

許多學者認為，毛澤東歷來就對知識分子抱有不信任的態度。早在1925年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就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對知識層次越高的人，就表現出越大的不信任。反右中，他在發表題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時說："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後來他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中宣稱，中國社會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右派分子同被打倒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是一個剝削階級，正在逐步接受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是另一個剝削階級，至此將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正式對立起來，使知識分子成為中國政治階梯中的底層。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說："1957年消滅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培養出來的中國幾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毛澤東消滅知識分子的主要目的是要消滅知識分子的理性的思想和批判社會的力量。毛澤東和反右運動他是要讓知識分子的靈魂坍塌和扭曲。從這一點來說，57年這個整人的結果是非常嚴重的，真的使一代知識分子，幾代知識分子斷了代。他要打垮和消滅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獨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自主的人格和社會批判的力量。"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認為，反右運動毀滅了一代人的真誠和信仰。他說："以前，土改、鎮反、肅反的時候，不管多殘酷，至少理想語言還在那兒。但是57年以後，理想語言變成語言遊戲。以前，你也許不能說真話；但以後你不能不說假話。我覺得，這個影響的深遠一直蔓延到現在的中國社會上的所謂犬儒主義，說假話，出假貨，賣假藥，說一套，做一套，只顧自己。"

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許良英在《反右派運動是當代中國第一次大災難》一文中表示，反右後謊言成為中國政治中的常態："是非、真假完全顛倒，謊話、假話滿天飛，人人在謊言中生活。毛澤東更是在謊言中自我膨脹，反右尚未結束就提出『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幻想三年就要實現共產主義。結果餓死了4000萬人，造成了第二個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當年由於拒絕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而被迫退出共產黨的趙根植說："反右最可悲的結局就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底線就沒有了，是非、善惡顛倒過來了。以前我們從小的教育就是說要忠孝仁義。對朋友就是要講仁，要講義。現在不行了，這就是不站穩立場。站穩立場就是說，你為了保護自己，為了自己能爬上去，就可以揭發，甚至揭發自己的兄弟、姐妹、夫妻。很多妻子離婚了，揭發丈夫，她自己就保住了。傳統道德打破了，而且又沒有新的道德。"

反右運動的另一個後果是毛澤東在中共領導層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太中心主任吳國光教授說："(反右後)毛在黨內地位改變了，影響力改變了。根據薄一波的回憶說：『自從反右結束以後的"南寧會議"，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難像以往那樣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討問題了。這標誌著建國以後黨內的民主生活開始由正常和比較正常向不正常轉變。』毛就拉開了他和他黨內同志的權威的這樣一個落差。"

回顧反右全過程，整個運動全部根據中共中央一系列內部文件布署進行，未經人大或者人大常委會討論。其中多次標誌性事件，都是毛澤東的指示或者發言。地方對右派的定論與處分，也由基層黨支部上報，無須法律程序，也不允許本人申辯。一個黨支書的拍板，就能決定一個人乃至一家人的命運，其隨意性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這種黨高於一切和無視法律的做法，實際上就是"黨天下"。再加上毛澤東的個人地位進一步上升，黨和國家沒有約束機制，這一切都為後來中華民族的一系列大災難埋下了伏筆，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