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代中國的主流社會或中共主管的宣傳口徑,仍然在製造莫須有的西方陰謀論,西方陰謀論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古訓的翻版,這種敵視西方的思維模式,對於一些人來說,是不懂得世界史,特別是不懂世界近現代史的歷史脈絡,也看不清西方社會的道德精神與市場規則,是蒙昧導致的盲目反西方;另一些人呢,是明知西方不可能對中國有瓜分或顛覆的陰謀,反西方是為了統治集團的一已私利。統治者們高調反西方,以製造國族的敵人與異已,自己就在精神上與被統治者有了一致性,通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把自己與被統治者做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對西方陰謀論最頂級的咒語是「亡國滅種」。
最近網上看到新左派極端的奇葩觀點:如果大清不搞洋務運動,不「改革開放」,就不會招攬來甲午海戰這樣的國恥了。如果這個觀點能夠延伸一下,說:如果日本人像大清一樣,不搞明治維新不向西方學習,大清就不會滅亡得那樣快了。如果說西方國家更多需要的是大清的市場與口岸通商開放的話,俄國人需要的則是大清東北土地與面向太平洋的不凍港,而日本需要的,則是島國的永久安全,即爬上岸,逐步吞蝕大陸。給大清致命一擊的,不是西方列強,而是日本對大清的甲午海戰及其後續的戰爭。
古老文明的滅亡,從根本上講都是自殺的結果,而非他殺與謀殺。
日本通過學習西方,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政治上基本完成了「全盤」西化,而大清呢,只師夷長技以制夷,技術上可以引進西方的先進之物,但政治制度不可以動搖(後來想改變了,但來不及了),而當時中國因政治體制而生成的腐敗問題,一位來自英國的「中國通」赫德看得明白,早在一百五十年前(1865年11月6日),他就向中國總理衙門提交了一篇《局外旁觀論》,指出:中國因政治落後,官場中「盡職者少,營私者多」,「執法者惟利是視,理財者自便身家」,軍隊「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文武各事之行,盡屬於虛」。比照一下當前的中國現狀,因政治落後而造成的官場亂象,還是不是幾近一樣?
這位被中國當代歷史教科書定性為「英帝國主義侵華的代表人物」,居然還為大清開出良方:希望大清政府向西方學習,包括技術方面的學習,財政制度方面的學習,以及開放外交,向國外派駐使節。這封洋人的諫書,最後當然是石沉大海,清宮中忙於權力爭奪,權臣們不可能致力於政治改革,政治改革首先傷害的,必然是他們眼前的利益,如果大清政治像西方那樣清明,公權受到制約,那權臣們為官一任,能圖到什麼呢?所以大清最高統治者後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與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但體制滯重的肉身,自甘愚昧與墮落的官僚體系,也不可能主動配合來自高層的政改。
還有一位叫阿利克的英國人,其在上書《新議略論》中建議大清改革,他直接指明,大清國情惡化根本原因是政治腐敗,如果持續下去,必遭帝國主義干預之後,瓜而分之。大清官員讀過之後,並不以為然,反而認為英國人如此上書必有陰謀,或者就是為了一已利益,而危言悚聽。
當時英國人是大清朝的旁觀者,現在我們也是大清的旁觀者,我們現在看到的,上書諫言的英國人是有陰謀與利益追求呢,還是大清官員們有陰暗心理與利益所寄呢?
當代中日關係或中日出現釣魚島爭端,會通過美國政府來協調,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甚至發出過這樣強硬的聲音:如果美國管不了日本,世界與中國會來管的。我們再把歷史往前翻到1879年,李鴻章主動希望美國「干預」中日關係,當時中日爭端的不是釣魚島,而是琉球問題,李希望美國總統格蘭特說服日本人,稍做讓步,給大清一個面子,格蘭特到了日本后,給中堂李大人來了一封信,信中似乎沒有言及琉球問題,中日之間的問題,你們都是大國,完全可以自主解決,美國無意插手,這位美國總統卻大談大清應該致力於政治改革,他甚至預言因中國政治滯后,中日差距已是十萬八千里了,如果中國「參用西法」:國勢必日強盛,各國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訂條約吃虧之處,尚可徐議更改。各國通商獲利之處,中國亦不至落後。蓋取用西法,廣行通商,則人民生理,國家財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國有益,本國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國亟求自強。
美國一百年前與一百年後的今天,所持立場與價值理念基本都沒有變化:一是對中日之間的問題,不持立場,由雙方自行解決;二是希望中國政治向西方學習,通過政治變革,使中國走市場化民主化道路,而這於中國於世界,都是有利的。而當時的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特馬更多的從利益層面把話說得直接明白,中國學習西法,對西方國家的利益完全可以放在檯面上說道,完全不是陰謀:中國要發展經濟,必須要購買洋人的技術成果、必須向洋人購買器材、還需要借用外資。總之,一個學習西方的中國,有利於西方。
百年後中共主導的中國政府,直到1992鄧小平南巡之後,才認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並加入國際關稅貿易經濟組織,但政治民主化、價值普世化、國家法制化、社會自由化卻仍然被視為西方觀念,完全不符合中國國情,加以醜化與排斥,並視其為西方對中國的政治滲透與陰謀。
中共的意識形態正在日益清末化,結果會是怎樣,大清的結局已是鑒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