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極權將迎來巔峰時代

民間反應可謂熱烈。對於久在權力之下，忍氣吞聲的許多普通國民來說，任何一個當權者或者前當權者的倒台事件，很容易變成一種喜慶。而中國知識界的某些人士，彷彿更為歡欣鼓舞。有些人將「倒周」事件，視作黨內開明路線勝利的標誌，甚至還有人認為，這將成為開啟法治改革的契機。

但這些人似乎忘記了，2012年，當薄熙來被宣布接受中紀委調查之後，當時的那一幕幕歡慶景象，與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但隨後所發生的，卻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政治改革，而是對民間打壓力度的急劇加大。袁冬、劉萍、許志永、浦志強等諸多維權人士，均是在這一時期之內，遭到刑拘或判決。

權力鬥爭，確實通常與路線鬥爭相互交織。例如，上世紀20年代後期，蘇聯繼續「新經濟」路線的背景，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等人的權斗；中共延安整風的背景，是毛澤東與王明等人的權斗；文革的背景，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權斗。本次的反腐大潮，也同時反映出，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雙重屬性。

只不過，目前越來越佔上風的一種趨勢，恐怕並非很多人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而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儘管經常有人，把49年後的歷史，分為文革期與改革期兩個階段，但權力集團作為列寧式政黨的這一本質屬性，卻從未有絲毫改變。

列寧式政黨，實行嚴格的自頂向下的黨國架構。這種權力組織，既不能兼容自底向上的民主模式，也無法兼容三權分立的分權模式，同時也不能容忍超越政黨權力的廣義的憲政模式。這一性質，由列寧式政黨的本身邏輯所決定。否則，一旦這個核心模式受到動搖，則列寧式政黨，極有可能被引發權力雪崩，以致被瓦解摧毀。前蘇聯政治改革的失敗，便是一例。

民主模式下，多個政黨在開放環境中和平參與競爭，在競爭中改善自身，強化優勢。而列寧式政黨的黨國模式，並不存在這樣的公開競爭機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列寧式政黨，通過組織運動與內部清洗，來純化自身組織，強化組織忠誠度與內部凝聚力。蘇聯的大清洗，中國的延安整風、反右文革，均屬於這種組織強化方式。

當下的反腐運動，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反腐運動，不但不會改變權力高度壟斷的事實，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中央權力，提高組織凝聚力與忠誠度。而在國內外雲譎波詭的政治浪潮之中，所凸顯出的另一種國家道路，則越來越清晰可見。

八九之後，中國的統治者，將專政統治，與有限市場成功結合，形成一種穩定的新極權形態。而由於無法受到實質的限制，權力得以恣意掠奪財富，導致嚴重的制度腐化與貧富極化。據統計，自2002年到2011年十年期間，中國的非法外流資金，合計超過1萬億美元，居世界之首。而根據北京大學最近所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國三分之一的財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財富分配極不平衡。實際情況，恐怕要比這些看得見的數字還要嚴重。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長期實行「韜光養晦」的策略。一方面積極躋身於世界貿易，一方面避免與其它大國發生正面衝突。在過去的數十年期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貿易比重越來越大。中國目前的貿易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

顯然，國內的嚴重社會問題，極可能為將來的重大危機，埋下潛因；而國家實力的增長，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也促使統治者，改變調整對外戰略。當下所觀察到的國家道路，一方面受到國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執政者對現狀的把握，以及對政權前景的構想。

列寧式政黨，不可能改變自身的權力壟斷的根本架構，因此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國內的制度腐化與貧富分化。體制只能進一步取消社會組織，壓制社會反抗，封堵由問題到危機的路徑機制，並以此達到消解未來社會危機的目的。

在對外關係方面，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顯著增長，體制也需要進一步建立，以自身為中心的地緣秩序生態圈，以服務於長期的政權戰略利益。

對內壓制，對外擴張，便是當下的對國內外危機與變化的統合解決方案。而隨著周永康的倒掉，這一道路，在國內已經取得近乎全面的勝利。可以料想，在權力大獲全勝之後，隨之而來的，非但不會是任何自由化法治化改革，反而極可能是對國民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升級，以及對國民文化的再次馴服與塑造。本來就極為有限的社會空間與個體自由，則將會進一步受到擠壓與剝奪。

在國際關係方面，以新極權模式為中心的新地緣格局，必然會對美國長期主導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以美日為核心的東亞聯盟，形成直接的利益挑戰。而由此產生的摩擦與衝突，也將更為頻繁，更為激化。

可以預期，在這一階段之內，體制的這種道路模式，於內不會受到實質的挑戰，於外也不會形成致命的衝突。中國將迎來新極權的巔峰時代。而同時，也將會是政治改革徹底幻滅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