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瘋狂自由化」的主義

中共主管高幹的人事部門——中央組織部發出通知，要求幹部堅定信仰和民族精神獨立性，不要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組織部門發文，強調官員的意識形態信仰，並不多見，我們常見到的是中共宣傳部門，動輒批評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化、腐朽生活方式，在中共宣傳與組織系統語言里，是一個密切相關的「壞詞鏈」。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們所指的資本主義，還停留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他們似乎全然不知，斗轉星移，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已進入追求普世價值的新世紀。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看到了資本不受制約時或遇到暴利時，對人性與社會的摧殘，馬克思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有50%的利潤，他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他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馬克思說的是「資本」，其所指主要是經濟領域的資本，但權力資本呢？暴力資本呢？山中土匪、官府中的官吏，還有城中的劫匪與小偷，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這些人更可能是無本萬利），一樣的鋌而走險。這裡我們看出了馬克思理論出發點中的問題了，他唯一想制約控制甚至消滅的是「資本」，他沒有看出，問題不是出在「資本」身上，也不是出在資本家身上，而是出在人性之中。人可以通過資本來追逐暴利，也可以通過公權力、通過一己體力（暴力），來非法謀取他人財富。

馬克思的理論出發點一錯，後面就跟著大錯而特錯了。既然資本是逐利的，所以必然會是剝削的，必然會異化人性與社會，從而造成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而革命要解決的問題是消滅私有制，解除資本的剝削特性，沒有資本、沒有私有制，也便沒有了剝削與壓迫，這樣就要消滅地主富農資本家，實現生產生活資料公有化，從社會主義逐步過度到共產主義，人類幸福美好、平等自由的時代就來到了。

如果馬克思把問題歸結到人性上呢，就會看出問題的另一面，無產階級得到了政權之後，仍然是一部分人管理與控制國家機器，這些人披著無產階級外衣，即便是無產階級，但人性的貪婪本質，決定了他們在沒有有效的權利制約的情形下，革命家與資本家一樣，為了利益而鋌而走險，問題是，人性的貪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一旦意識到，就可以通過各種力量予以制約，因為資本主義畢竟是在自由市場與法制社會中產生出來的，並沒有發展成為國家資本主義，即並沒有控制國家權力，而暴力革命起家的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以非法暴力剝奪財產所有者，如果說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臟污的血的話，革命者所獲得的權力與財富，則是通過砍人頭堆壘起來的。資本通過市場畢竟還有利他性，而革命通過暴力，沒有雙贏，只有革命者獲得絕對的成功與勝利。

但資本主義一步步走到今天，經歷了初始期的少人性缺人道，到中期的大蕭條與戰爭（一戰、二戰），再到二戰之後，逐步進入穩定期，新教與資本主義倫理、國家調控、社會力量制約、民主憲政制度等等，共同發揮著作用，使資本臣服於社會，又不失其適度的野性（自由屬性）。

資本主義通過國家暴力經濟以殖民地方式、瓜分勢力範圍的方式，以實現市場國際化、自由化擴張，這種方式在二戰之後被遏制，這是資本的國際擴張的被終結，那麼資本還會通過人性的弱點，腐蝕人性，使社會普通產生享樂或縱慾主義，這又由什麼力量來遏制呢？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是促使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關鍵，也可以說，它是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平穩、有序發展的保證，韋伯引用聖經里箴言22：29里所描述的：「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新教徒從這種宗教來源里得出了「事業」的概念，將一個人的經濟成功視為是救贖的象徵，而掙錢的行為在現代的經濟秩序下則代表了一個人服從其使命的呼喚。有趣的是，日本人二戰之後居然也能從佛教精神中，找尋到資本主義的道德精神，即勞作與創造是一種修行，稻盛和夫在自己的書中如此總結：「工作對人類而言，其實具有更深遠、更崇高的價值與意義。勞動可以幫助我們戰勝慾望，磨鍊心性，培養人格，其目的不只是換取生活所需，因為換取生活所需只不過是勞動所附帶的功能而已。」

經營管理是一種工作，體力勞動也是一種工作，工作都是修行，新教倫理視同一種責任與事業，當這種形而上的宗教精神浸染資本經營領域之時，資本與財富的理念在價值觀層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正因為宗教對資本主義精神的改變，我們看到，許多資本家在致力於賺錢的同時，同樣致力於公益慈善，許多美國大資本家甚至聯合要求政府對富人多徵稅，蓋茨這樣的巨富，除了留極少部分財富給自己的孩子，其它個人財富全部捐組慈善基金，以回饋社會。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也說過：「通過正當的經濟活動而全力以赴地投身於財富的追求，與避免把這樣得來的錢財用於個人享樂，兩者獨特地結合在了一起，這便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特徵」。這種資本主義精神使得人們相信，「在一個選定的職業中有效地工作是一種義務和美德」。

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宗教信仰提升自己的道德價值層次，但這並不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國家與民間社會在制約資本力量過程中，也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譬如工會組織，有效的維護勞動者工作權益，政府則通過頒布最低工資標準，保障勞動者基本收益，通過稅收調節高收入與低收入人群的貧富之差，通過獨立的司法體系，來審理社會各種糾紛與衝突，通過選票來選舉各級議員及州府縣府甚至國家最高領導人，以使國家政權代表全民利益。當然還有無所不在的自由媒體監督與批評，以及公民合法的示威罷工權，這些力量對資本與公權編織出一個有效的籠子，使其難以為害公民與社會，「資本」主義因此不可能「自由化」。

共產黨人如果稍有良知，會發現他們批評與醜化的西方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越來越像馬克思描繪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時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卻完全是一副權貴資本主義模樣。中宣部提拔的各級黨員幹部，每年數以萬計、十萬計的腐敗案發生，他們不檢視自己的制度因素，把問題歸結到資本主義道德價值觀，真是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