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自由

我們從未感受過真正的自由，無論是體現在政治、經濟，還是在日常生活領域的自由。曾經，社會主義是一個和人類自由劃上虛擬等號的「先進位度」的代名詞，選擇社會主義，意味著政治正確和進步的時代潮流，它是人類的完全解放以及享受沒有壓迫、自由、和平的生活。顯然，這一切從始至終一直處於空想真空，從來沒有真實過。

如果從社會主義的內部權力結構來觀察，社會主義敵視人類自由並非出自於偶然，它符合這種制度一些本質性的東西。在那裡，政治自由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目標，它用一種鬧劇式的、走過場的荒唐選舉形式將共產黨人推向權力的寶座，這種選舉形式在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之間、在共產黨的內部層級之間達成一份政治同意的虛假契約，以此來掩蓋社會主義的獨裁本質；其次，社會主義與經濟上的個人自由也是對立的，這是它的權力來源，政府的無形之手會穿透社會的各個領域，以此達到操縱經濟的目的，因此，它會排斥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競爭，不會容忍任何具體的個人擁有經濟上的安全感和自主權；再次，它剝奪了個人在日常生活領域的自由，國家、政府是被神化了的、不容任何異議的一種觀念，所有人從搖籃到墳墓的這一進程，都處於國家和政府的嚴密監視之下，人們頭腦中迸發出來的每一個思想都會被一一記錄在案，沒有任何人可以從中獲得赦免的權利。

總之，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的關係，有點類似於電腦的運行系統與其內部的某個程序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個人還擁有某種起碼的自由，只是因為這種自由正好與整台電腦的運行系統處於同一水平面上，而任何與電腦運行相抵觸的個人自由都將被視作危害到整個系統的病毒，會立刻遭到清除。

借用一種歷史主義的發展眼光，社會主義其實並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然演進的必然結果，它是一項由共產黨人一手創造和發明的政治原創。人的自由裡面蘊含了某種自然而然的東西，從人道的角度上講，人們應當順應這種符合人性的東西，而共產黨人則用必然性的教條取消了這種自由，從而偏離了人性的正常軌跡。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共產黨人的強力干預，歷史是否真正會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向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一趨勢演進？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事實上，即使是在社會主義蘇聯如日中天的世代，這一歷史真理的體現也僅僅局限於那些共產主義所能控制的勢力範圍，這其中隱藏著一個深刻的謬見——這個世界遠非只是西方的自由制度與社會主義兩者所構成的二元對立，人們要麼擁抱蘇聯和它的制度，要麼被無情的歷史進程吞噬，成為超驗的歷史主義祭壇上的犧牲品——世界遠比這幅表面呈現出來的圖景更為複雜，比如，在以政教合一著稱的伊朗卻同時擁有阿拉伯世界相對民主的自由選舉制度，而在本質上敵視所有宗教的社會主義蘇聯卻能輕易背棄其信仰和政治原則，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敘利亞阿薩德獨裁政權結盟，以此對付西方的共同敵人；又比如，南非黑人在反對英國白人政府統治的同時卻遠離共產主義；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並非是那些造反者們嚮往共產主義的證據，相反，他們的公民抗命行為恰恰是對基督教神學教義和美國憲法本身的捍衛，而這樣的行動如果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或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則被視作一樁大逆不道的「反革命」罪行，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這些現象都遠遠超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觀所能解釋的抽象範疇，因為這一維度的存在，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作為一種世俗宗教的馬克思主義的普世性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工作只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西方知識界爭論的一種延續，蘇聯集團的存在，同時伴隨著西方知識界的分裂，這種分裂的局面一直持續到蘇聯的解體。蘇聯的土崩瓦解，戳破了西方「左派」眼中的一個神話，為極權的共產主義搖旗吶喊的聲音從此歸於沉寂，道德的天平向「右派」的方向上傾斜。

在我看來，當時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或許真誠地相信可以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新秩序，將那些自私貪婪的資本家和他們的同路人送上歷史審判的斷頭台，而蘇聯的存在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批判資本主義的火力點，以及實現他們心目中理想制度的現實藍本。但是，蘇聯內部存在的真正問題在當時並沒有帶入到公眾視野的討論之中，他們或許隱隱察覺到他們為社會主義蘇聯所作的辯護存在過譽之嫌，然而，他們還是寧願將蘇聯視作一個早產的新生兒，而不是一個畸形的政治怪胎。在這些衛道士之中，包括一個炙手可熱的光輝名字——讓•保爾•薩特。事實上，蘇聯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帶給西方「左派」知識分子任何想要的東西，無論是自由還是平等，或者建立一個更公正社會的美好設想。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來審視他們的觀點，一切彷彿都真相大白，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極為膚淺的。但是，我們是否就可以輕率地作出結論，認為他們的思考沒有給後人留下任何可取之處？

事實上，在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表像下面，蘊藏了他們對於人類自身境況的深刻反思，折射出他們對於人類命運的真正的深邃思考。他們的文字存在一種穿透人心的道德力量，在他們的寫作中，隱含了悲天憫人的基督情結。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知識界圍繞蘇聯集團所作的論戰，從更為廣闊的層面上揭示出困擾現代社會的一個永恆主題：在資本和國家權力這兩股強大的外部力量的現實誘惑和逼迫面前，人類該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精神的完整性？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根深蒂固地紮根在現代社會的思想土壤之中，成為影響現代人命運的決定性因素，這是一種整體性的社會精神危機。

蘇聯的終結並沒有讓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人獲得真正的解放，相反，它重新向彼得一世的大國沙文主義時代回歸，但這已經不再引起西方知識界的注意，所有的問題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似乎都迎刃而解了。在西方眼中，重要的是，人們從此生活在一個沒有共產主義威脅的全新世界上，歷史一勞永逸地走上了進步的快車道。對於西方知識分子來說，那種時刻擔心蘇聯的導彈落在他們頭上，每天都提心弔膽過日子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他們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享受勝利帶來的喜悅。

而對於我們來說，事情並沒得到任何改觀。在開放和自由貿易的名義下，今天的共產主義獨裁者們已經成為西方政府的座上賓，成為他們爭相邀寵的合作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曾經的對手摒棄各自的前嫌，將社會主義的獸獵場攜手改造成追逐資本原始積累的聖殿。作為一種相互影響的結果，那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盛行的東西，正暢通無阻地傳播到世界上任何可能的地方，並進而影響整個世界。它以其堅定不移地意志和毅力，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只是看上去不再那麼咄咄逼人、面目可憎，變得更加難以自察——當年西方「左派」知識界想做沒有做到的事情，如今正在悄然變成現實，這難道不是一個奧威爾式的絕妙隱喻？一幅辛辣諷刺的實用主義的平庸漫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