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眼中的毛澤東

延安的「不和諧」音符

在蕭軍的一生中，與兩位歷史名人有著不解之緣，一個是文人魯迅，另一個是政治家毛澤東。文化人看文化人，沒有什麼隔膜，但蕭軍看毛澤東就不同。蕭軍百年誕辰前出版的《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首次披露了蕭軍的延安日記，其中載有不少對毛澤東的觀感。

據筆者對該書不完全的統計，從1941年7月18日到1945年11月9日，他曾十三次會見毛澤東。這些見面，大多是在毛的住地，有幾次則是在蕭軍的住地。

不過，與許多文人不同的是，從一開始，蕭軍要見毛的理由，就是為了揭露延安的陰暗面，控訴他本人和文化人在延安的精神抑鬱，以及所遭受的傷害，意欲向這位「小朝廷」的君主討個公道。在1940年9月8日，首次決定見毛時，他已經「不再對這些共產黨人存過高的希求」，並認識到「他們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的較好的人」，認識到「美麗之中一定要有醜惡的東西存在；常常是美麗的花朵要從醜惡的糞土裡生長出來」。

他原本準備與毛澤東談過之後就離開邊區，但經過張聞天的慰留，他決定，為了這個他仍信任的黨，自己不應向醜惡的事物退縮，而應留下與之鬥爭！

對於延安的「領袖崇拜」，他很早就表示了不滿。在1941年2月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昨日下午去馬列學院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斯大林）的照片放得特別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中國也正在進行這現象，這是奴性的表現，我反對它。……我決定，凡是政治上他們自己歌頌的人物，我就不再去描寫他們，我要描寫那些不被注意的人們」。

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正在被推到第一個高峰時，他甚至撰文暗諷「借了同志們的血把自己偉大起來的人」。文章被送到毛澤東那裡，這句話被刪去了。但是毛不得不同意，應「多描寫群眾，少描寫領袖個人」。

蕭軍不僅批評了「用政治刀子隨便解剖文藝作品」的現象，還批評了中共黨的文藝管理方式：「黨性是需要，但是行幫習氣是不需要的。」「叛徒本身固然可惡，而促成一個叛徒的原因更可惡。」

蕭軍說，「我用這樣的話開闢了他們，從他們的臉上我看出了驚訝」。

建議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被毛利用

毛澤東顯然不需要這樣的批評者。毛澤東曾經諷刺那些「吃著延安的小米，卻罵著共產黨的文人」，根本沒有擺正自己和黨的位置。不過，他發現蕭軍想要為黨的文藝工作有所作為，想要在新生政權中確立魯迅的偶像地位的雄心，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蕭軍回憶錄《人與人間》大概是第一次披露，所謂「延安文藝座談會」原本是他提議召開的。但毛澤東順勢接過了這個建議，並讓蕭軍為他準備了文藝界的材料。而會議的結果是，毛澤東按照「革命的需要」（實際上是他自己的要求），對延安文藝隊伍從思想上進行了一次「洗禮」，為將其鍛造成一支「拿筆杆子的軍隊」奠定了基礎。最終導致的，是黨對文藝的絕對統治。

在接下來的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當蕭軍想扮演主持公道的唐•吉呵德時，人們對他的表情已不再是「驚訝」，而是憤怒的聲討和無情的打擊了……

蕭軍的延安日記披露，其實，從一開始，毛澤東就看穿，王實味的問題，實際上是文化人生活單調和性情抑鬱的問題，他個人所不喜歡的只是那種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冷潮」，認為那是「心理陰暗」的表現。有鑒於此，毛澤東不得不表示他歡迎蕭軍式的「熱罵」。至於王實味後來為什麼成了「托派」？為什麼批評延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人都成了被「搶救」對象，有些（除了蕭軍自己的戰友外）甚至成了「特務」？對此蕭軍有什麼思考？在披露的蕭軍日記中並沒有反映。據蕭軍的小兒子蕭燕說，出版的蕭軍「延安日記」僅僅是原件內容的三分之一，所以，只能給後人留下遺憾了。

被「小米」征服

這一回，蕭軍真的捲鋪蓋走人了。也許是得益於他始終保持的「自由人」身份，也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的特批，他恐怕是在「整風」宣告結束前，唯一可以自由走動的文人了。

1943年11月8日，蕭軍他攜妻帶女，趕著五匹牲口，冒著立冬日的雨雪，舉家遷到了距離延安有一百里地的川口農村。住破窯洞，自己打柴、擔水、磨面、做飯，開荒種菜、接生孩子、伺候產婆、洗尿布、借糧、討菜……

正是在這個荒僻的村野，蕭軍完成了自己「審美觀」的轉變：早先，他把身軀病弱但精神世界豐富的蕭紅，視為他一生中見過的「最美麗的女人」，並且可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但此刻，一個美麗、端莊而成熟的文盲婦女，卻成了他心目中的「聖母」。

同時，他也目睹了所謂「解放區」的基層政權，不過是被一群「流氓」把持，而農民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辛苦勞作生產出來的糧食是如何「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姦細吃了」。他更親自品嘗了做一個真正農民的辛酸和暗無天日。1944年1月19日，他在日記里寫道：「妻孥、革命、文學……我全要忠於他們，也全被他們所擊！」

此前，在延安文藝界的整風中，丁玲曾向他的「獨立性」發起攻擊，說共產黨離開他固然是損失，但損失最大的還是他自己。蕭軍也針鋒相對地作了回駁：「好！革命離開誰一個或幾個人也不會不勝利的……但我不和共產黨作友人也決不會就滅亡」！

辯論的結果，是蕭軍拂袖而去，丁玲卻收穫了噓聲。

但是，這一回，蕭軍真正地感到了自己先前的豪言壯語是過於浪漫了。「不為五斗米折腰」談何容易？事實證明，一旦脫離了毛澤東發給的「小米」，不是自己將獲得解放並創造新生活，而是貧窮的生活將改造他、重塑他，直至地老天荒，自生自滅！

他終於懂得了黨對他的「苦心」。而這一回，是黨贏了。

蕭軍原先準備至少在農村住兩年，但結果待了不到三個月，就開始「要挾」黨了：黨若再不給他安排工作，他將不顧黨的顏面，不惜以討飯的姿態走出邊區！

這一回，是你自願要回來的啊！毛澤東於無聲之中，就征服了這個硬漢子。他最懂得，沒有延安發給的「小米」，文藝家有再大的本事，也翻不出他如來佛的手心。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蕭軍當初要求見毛，還有另一重動機，那就是「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以決定我將來的態度和去留」。但他認識的結果似乎是，只相信毛澤東一人是好人，其他都是值得懷疑的。他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延安的一切醜惡，他與之廝殺得驚天動地、血肉模糊的「糞堆」，其實是只有在毛澤東的容忍下，才能夠存在下去的。不然，毛澤東用什麼來治這些骨子裡都懷著一個自由夢的文人們呢？只有用你們自己來治你們自己，他才能高枕無憂啊！

當然，蕭軍的延安日記，是經過彭真審查的。在蕭軍獲准回到延安以後，要求安排工作以前，黨向他提出了這個自知「過分」的要求。而蕭軍相信，它們肯定也被毛澤東本人讀過，甚至作過抄錄。因為這批日記在彭真手裡放了有三個多月之久。彭真一直託病，說沒有看完。對此，蕭軍既懷著坦然的心態，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筆者相信，即使是像蕭軍這樣坦蕩、豪爽的人，他當日在落筆之時，也未必就完全沒有防備之心。因為他已經明確暗示，即使是對於「自己人」，也不能夠脫下「掩心甲」。

也許，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件「掩心甲」吧？

即便如此，蕭軍對毛澤東的認識也是在不斷地進步著的。請看他在不同時期對毛澤東的評論：1941年7月18日：

「你（指毛）的自傳是誠樸的，我看你如果不是從事政治，倒很可能成為一個文藝作家。」在談到魯迅先生地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戰鬥的故事，他的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當我提到瞿秋白、馮雪峰等，他們（毛、任弼時、聶榮臻）似乎表情有所不同。此次談話的結果：1、使我懂得了，他是對一些事隔閡的……2、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對他的夫人江青，觀感也轉變了一些……為了吃煙過多，他的牙根大部變黑了，臉色黃的，有些浮腫，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樣子，下巴上有一個小瘤，生著幾根毫毛……從他的臉上看不出稜角，眼睛也沒有桀驁的光，他是中國讀書人的樣子。

毛澤東在初次見面后也對蕭軍表示了好感，說他是「極坦白豪爽的人」。但他並沒有支持蕭軍對延安的觀點，而是讓他多注意自己的問題，如此方能「安心立命」。並讓他以後有事與胡喬木聯繫。

在第四次見面后，蕭軍寫下了對江青的印象：我和江青談了一些話，覺得她並不如我所想象那樣壞，是一個薄命女人像。她訴說著做母親的苦處，自己的記憶力退化，以及文化人在延安無地位。

在這次見面中，蕭軍已經察覺到毛澤東的「敏感點」：「他認為我所提出的末流作家借黨撐腰的事，以及文抗的支書不應用半瓶醋的意見，是他所沒想到的。」並說了一通「真理常常在黨外」、「黨要受群眾壓迫，我就愛那封建傳統啦」之類一語雙關的話。這大概也啟發了毛澤東日後利用「群眾」批評王明「教條主義」，借「小鬼」打倒「閻王」的靈感。

「農民性」、陰柔，與中國式的「自然主義」

1942年1月1日的蕭軍日記，記錄了他們第7次談話后對毛的觀感：

他使人的感覺是：鬆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對一件事透徹地解釋，有些地方虛無脈絡。他是個敏感輕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里含孕著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我雖然覺得我們不容易更真實地剖透自己（有些不必要不可能）但我還要耐心來理解他。尋到他的規律性。雖然我已漸漸冷淡了去訪他的興味。

那一天，毛澤東所表現出的「疏懶性成」，多少和李敏的發燒40多度有關，江青坐在一旁著急，毛則表現得很不安。這是值得體諒的。但想讓毛對人剖心相見，恐怕是永遠不可能的。

筆者認為，能看到毛澤東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蕭軍已經觸及到毛澤東的本質了。

1942年2月8日，蕭軍在日記中寫道：

下午……毛澤東講演如何反對黨八股的問題……他很精彩和很懇切地罵了這些用黨八股的人是鬼風、陰風、狗叫……每個聽著的人全是那樣幸福地笑著。他是很好地一個中學教師，有一種能融解別人感情的能力，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如果說他是領導者，還莫如說是教育者。

毛澤東顯然是「偷看」過蕭軍日記的。後來他在「四個偉大」中獨獨留下「偉大的導師」時說過，自己本來就是一個教師。

兩天以後，毛澤東對蕭軍的一席話，彷彿是對上月疏怠蕭軍的一種解釋。他從自己在瑞金忍受打擊開始，講到準備老婆「看著他垮台另嫁旁人」，毛澤東說：「一個人要懂得尊敬人，這也可以說是利用人的弱點……一個人被寫得太好或太壞全是不舒服的……我早先很自由，一到了軍隊里就不自由了，等於死了一樣……不自由毋寧死啊！」「比方我和你之間，我們講話全要有著限度，假如你不是負著一種責任的人，我們可以從手淫問題談到人生問題……因為現在你已經一半不屬於自己了……」

這一天，蕭軍對毛澤東又有了新的發現：「他唯一的長處是能『下人』和本色。」「從魯迅先生那裡我學得了堅強，從毛這裡我學得了柔韌。」

此後蕭軍對毛的看法趨於定型：「他缺乏一種沈潛的，深刻的，藝術的力量！他是太中國式的，感覺式的，他應該更深沈，鍛煉成一種深刻的，悲劇似的力量。馬克思是不同的。」（1942年4月28日）「他是個領導教育的人物，但深刻浸澈力不夠，他先做到了寬而不夠深。」「作為一個作家的我，不能像政治家一般圓滑，一定要嚴刻，但這後面卻是無邊際的寬大，前者是在表面上是寬大的，在最後卻是嚴刻的。」（1942年5月25日）「讀《中國通史簡編》到朱元璋殺功臣時，使我感到古今政治有一個通則，就是用則取之，不用則棄之或消滅之，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無條件地『服從』，為無論任何帝王、政黨所不易的原則。」（1943年4月24日）「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又讀了一次……文章作風不統一，欠嚴肅，輕佻、報紙作風，感覺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當，缺乏一種斬釘截鐵的力量。」「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覺性的天才，後天蘊藏性不夠，是一個經驗性的天才，哲學性不夠。深度不夠。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政論家……但不是一個深刻的，洞澈的思想家。行動的力量象徵，精神崇拜的象徵。是一個明敏有餘，影響力不足的人。權威的力量，偶像的力量，可以使人發生迷惑！祇有真正懂得本質的人，才能不為他所影響，走出這影響。」（1943年6月21日）

蕭軍的「入黨」之謎

蕭軍大概是投奔延安的作家中罕見的拒絕被黨「整合」的人。

大概是蕭軍第4次見到毛時，毛留蕭軍在自己的住處吃飯，同桌的人還有主管幹部的陳雲。在談到蕭軍的入黨問題時，蕭軍說：「我是不樂意結婚的女人。」對於這個回答，陳雲感到非常吃驚。他說，在延安幾乎十分之九的人是從文藝路上來的，沒有一個是小組發展的。

後來彭真要求讀蕭軍日記時，再次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你的《八月的鄉村》沒有問題，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時候你卻總不能和黨靠攏，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這就使我懷疑了。」而蕭軍的回答引起了所有在場人的哄堂大笑，蕭軍說：「我入黨等於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一樣。」

不能不說，這正是共產黨的意圖。

延安整風在蕭軍和毛澤東之間埋下了一條看不見的隔閡，從那以後，毛澤東見他總是不太自然了。因為毛澤東沒少批評「向黨鬧獨立性」的人，相信蕭軍也知道其中所指。不久，延安的中央領導人開始避免與各界人士有私人的來往，信件也不再自己寫了。大約蕭軍也再沒收到過毛澤東的信。他理解，這是中共走向「制度化」的徵候。但他依然把「提供自己的意見」作為義務。下鄉之前，他想找毛再談一次，但沒有結果。直到3年以後的1945年11月，蕭軍一家隨中共主力向東北轉移，毛澤東派車把蕭軍接到自己的棗園住地，他們才有了真正的告別。

在這最後一次會見中，忙著與老蔣「爭天下」的毛澤東並沒有忘記蕭軍入黨的問題。他甚至向蕭軍承諾，入黨不一定要「取消他的一切特性，創造性」。雖然，在毛澤東的眼裡，知識份子充其量不過是必須附在他這張「皮」上的「毛」，但他恐怕還是希望蕭軍——這個以性格倔強、鬧獨立性聞名的「刺頭兒」——能夠當面表示「歸順」和依附，能夠給他這個面子的。但即使是在毛澤東面前，蕭軍依然以「害怕自己發脾氣」終止於這個門檻。

但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蕭軍回到自己的老家東北后，還是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不過，沒有材料證明他是否獲黨批准，此後，他竟奇怪地被「冷凍」起來，長達30多年之久。自然，他一天的黨組織生活也沒有過，黨費也是免交的。80年代「平反」后，他既未要求重新入黨，黨組織也沒有對他履行「恢復組織生活」的手續，可見，這件事的「不了了之」是一個兩相情願的事實。

但如此一來，蕭軍為什麼沒有將自己的信念堅持到底，難免又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筆者認為，蕭軍的此舉應屬「一念之差」，而不存在背叛自己信念的問題。至於產生這「一念之差」的原因，可能是害怕被新政權邊緣化，可能是因為某種未泯的「功業心」，也可能是一時「隨俗」——想給老家的鄉親們一個交代。蕭軍終其一生是「革命文化」的一分子。由於某種機緣，幸而沒有成「占統治地位」的革命文化的一員。他的「熱愛自由」，恐怕還沒有像胡適、陳寅恪那樣，上升到自由主義的信仰和價值層面。而是心性不受拘束，是比較樸素的「自由的哥薩克」。這種人類的自然心性，在異化較深的人那裡大多被消磨和泯滅，但卻是一切「自由主義」主張的人性基礎。任何「主義」若沒有這種人性的基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當然，蕭軍在「入黨」問題上的奇特遭遇之所以值得討論，並不在於這位作家的信仰與我們有何關係，在此討論，完全是因為它與毛澤東的「治人術」這個話題有關。因為，任何一位熟悉蕭毛交往歷史的人都難免會問：毛澤東知道這一切嗎？

毛澤東與蕭軍：同途殊歸的「弒父者」

蕭軍的回憶錄《人與人間》，時間只寫到1949年，所以，我們無法得知，他對後來的毛澤東作為有何評價。但從他披露的此前的日記和回憶文字來看，他對毛的批判，似乎止於對毛澤東「局限性」和「水平」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對毛還是有感情的。

林斤瀾回憶說，蕭軍曾宣稱，魯迅是我的父輩，而毛澤東只能算我大哥。很顯然，在一個億萬人都發生迷惑的時代，他從未以奴性的姿勢仰視過毛。他覺得，自己與毛之間，在人格上的平等的。用蕭軍的小兒子蕭燕的話來說，他們之間有一些「相象」。筆者以為，這應該是指，二人從來以「恆星」而不是「行星」定位自己，從來以帶正電的「原子核」而不是以帶負電的「電子」定位自己，從來以獨立的人格而不是任何人的「僕從」與「附屬品」定位自己。只不過，在「陰柔」的毛那裡，他只能容忍或最終總是把自己的身邊變為一個「行星－電子－奴隸」的世界——讓自己成為一個核心；而蕭軍雖然具有某種「專制」的脾氣，卻是容不得人的奴性的。

當然，在個人經歷方面，蕭軍與毛的許多相似之處，大概也是他們感情相通的原因。

毛澤東從不隱諱憎恨自己的父親。因為父親總是責備他懶墮，督促他幹活兒，還給他和兄弟們吃得很差，並且不給他錢花。在毛的青年時代，的確有謠傳說，毛澤東想殺死自己的父親。

蕭軍在少兒時代，卻是真正想殺死自己父親的。他在7個月大時就沒有了母親。而母親是被父親毆打后，吞鴉片自殺的。母親本想帶走這個唯一的兒子，臨終前給蕭軍也灌了不少鴉片，只是由於性格倔強的孩子的掙扎，招來了家人的干預，滿嘴被塗得烏黑的他，被灌了許多糞水，才救下了一條小命。所以，蕭軍從小就揚言：「長大要替母親報仇！」為此，他沒少挨父親的痛揍。這種「身教」造就了蕭軍的暴戾習氣。

父親除了經常打罵，還非常瞧不起他。在父親眼裡，這個「打遍街，罵遍巷」的孩子，若能夠有出息，那簡直要「虎叫三聲龍下蛋」。他曾譏笑兒子說，你將來若不是個「拔煙袋」的（指無賴），就是個「偷油瓶」的（指小偷），或者是個拄著拐杖挨家挨戶地「捅狗牙」的（指要飯的乞丐）。「經商必氣死掌柜的，學藝必打死當師傅的」，至多出息個「無浪遊」。正是父親的這些言語激發，促使小小年紀的蕭軍就有了當土匪的願望。

與毛澤東曾向父親妥協——譬如，父親叫他當眾下跪時，毛澤東要求只跪單腿——不同的是，蕭軍寧遭加倍的痛打也決不妥協：「我的父親對於我就是這樣一種可惡的暴力的化身，我很痛惜自己不能夠一下子長大，能夠反抗他，他毆打我時我也能毆打他——後來到我13、4歲時終於開始還擊了。他打我我就咬他的腿和手……」

蕭軍和毛終生都沒有理解，以至原諒過自己的父親。他們從未意識到，他與父親的矛盾，是不同年齡和社會角色所賦予的：少年人貪睡，而繁重的農活逼迫他必須晚睡早起；少年兒童的天職就是玩耍，而一家之長的天職則是使財富增值，他們深知這財富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天性浪漫的少年人同情弱者，而靠苦幹出身的父親根本不相信眼淚；少年人希望慈愛，但家庭有限的資源必須向生產力傾斜；少年人希望長輩講理，但中國的家長制和文化不高的父輩更習慣於暴力教育；少年人喜歡讀閑書，家長則希望所學能夠有所用……家庭，在一個初人那裡，是一個自然的感情單元，但在社會發展史中，那年月，仍然是一個生產單位。這就意味著，一家之長的父親，不僅是孩子們的生命給與者，同時也是生產的組織者和經營管理者。為了使家業發達和不在殘酷的社會競爭中失敗，他不得不遵循以最少的投入換取最大產出的血腥原則！——這一切，在在都是那個時代父子衝突的釀造之源……

但蕭軍與毛不同的是，在他離家之前，卻完成了從「叛離」到「回歸」的整個性格發育過程。在回憶錄中，他曾講述過兩個有趣的細節。一個來自祖父的教育，一個來自他本真的穎悟。

在父親破產後，蕭軍一直跟著祖父、祖母生活。起初，他對於勞動的確是個生手：「夏天來了，我就去南山上割荊條。因為我起始割得很少，當我用頭頂著走進村中，有的人們就譏笑我：『小心讓老鴉看到，叼去做巢啊……』吃飯的時候，祖父是並不說什麼的，待他吃過飯以後，就要去檢查我的成績了，回來就開始數責：『你不嫌害臊嗎？割了那麼一點柴，還有臉吃飯嗎？』眼淚浮上我的眼睛了！我感到羞恥，我感到祖父再也不是原先那個祖父了……他變得嚴苛而認真，他把我作為一個成年人——這時我只有10歲——來使用！……最使我感到傷心的是，他竟把我的工作和吃飯連接在一起來衡量我了。這傷害了我的自尊，我初次感到人間的真正寒冷、吃飯的艱難啊！」

大概是因為有過這種啟蒙教育，後來毛澤東把「吃延安的小米」與「批評延安的不良現象」聯繫起來的時候，蕭軍並沒有發更多的議論。儘管祖父當時的教訓使他傷心，但是，傷心歸傷心，他卻漸漸地變得能幹起來了。以後，他每次打回來的柴不獨能挑成一付小擔子，每天還能夠上山兩次。最使人感嘆的是，在這個轉變中，那個曾經被他打破頭的孩子給予了他重要的扶助。他不僅幫助蕭軍攏柴、捆柴，一同回家的路上，還幫助蕭軍擔柴。正是在他的扶助下，蕭軍開始能夠獨立地擔當起部分家務勞動了。

對於他從不原諒的父親，他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善意的理解。他似乎是突然發現，父親只是喜歡在人前奚落他、批評他。這也許是父親「善意的恨鐵不成鋼」吧？也許是為了自尊的緣故，想要從別人的口中博取對兒子的誇獎吧？而他知道，這些誇獎，無疑能滿足做父親的虛榮心的。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蕭軍幼年的尊嚴感和責任心，竟是由這樣一種機緣觸發的：「『父債子還……這債不能瞎……』在我走過人群時，常常聽到人們在背後這樣談論著。這卻給了我一種喜悅和天真的自負，覺得自己在這世界上被存在了，已經有人把他們的希望放到自己的肩上來了，使自己儼然變成了偉大，同時暗暗地自誓著：——我必定還你們！我必定……

後來父親每當喝過了酒，總是把我叫到他身邊，帶著一種歉意似地樣子重複著這幾句話：『……不用指望爸爸會給你留下任何東西，只有一身飢荒（即債務）夠你小子扛的了！是好小子……就應該把爸爸的飢荒全還清，並且加上利息。』我們父子之間似乎只有這一刻才有了一種溫暖的父子之情穿過每個人的心孔！」

筆者認為，正因為蕭軍在天倫上有過這樣一種回歸，因而，即使在被「冷凍」的時代——整整30多年裡，性情偏執的他不僅沒有瘋，沒有傻，沒有鑽任何牛角尖，從而在老年後變得不可理喻，相反，他的晚年是圓滿的、快樂的：「但得能為天下雨，白雲原自一身輕。」

而走上「弒父」不歸路的毛澤東，在終於殺死了整個「父黨」之後，自50年代初期起，就生活在精神的恐懼中。

其次，蕭軍與毛澤東都是具有「牛仔」的氣質。他們都自稱是「綠林大學」的畢業生，並著迷於獨來獨往的「遊俠」生活。他們均自任下層社會的代表和保護者，能憐貧惜苦，主張扶弱濟貧，喜好「打抱不平」。他們都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反潮流」精神，阻力越大鬥志越強。只是在毛澤東那裡，對人民的同情轉變為利用，在他的驅策下，人民被趕上一條「你死我活」、「有我無他」——與有產者不共戴天的「專制」歧途；而在蕭軍那裡，依然保持著它社會善意的「良心」本色。

毛澤東所看好和屢加利用的「流氓無產者」階層，蕭軍是絕對痛惡的。

當然，蕭軍與毛澤東都喜歡魯迅。這是人所共知的。只是毛澤東對於魯迅的欣賞與蕭軍的對於魯迅之愛戴，可能是有差別的。由於這屬於另一個更大的課題，有興趣的人去探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