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水滸傳》都看過多遍,老實說,看不出有什麼英雄氣,多的是流氓氣。看史記,倒看到沛然而至的英雄氣,讓人感覺到人的尊嚴和偉岸。作為一個士,孟子可以不買君王的帳,在兩人的會見中,可以對君王說,喂,你走過來。莊子可以對於宰相的聘書嘲笑一番。因為在他們眼裡,你一個君王所擁有的權力,在我眼裡並無多少價值,而我所擁有的智慧,卻是你君王所沒有的,我們之間是平等的,作為一介布衣,我照樣可以傲視王侯。而在《三國》與《水滸》中,追求權力,卻成了所有人奮鬥的目的。
為什麼中國人往後,精神反而越萎靡?為什麼士氣從春秋戰國之後每況愈下?為什麼我們從昂首挺胸的人反而變了俯首膝行的奴才和精神侏儒?這種返祖現象為什麼愈往後愈厲害?這當然不是這麼一篇短文可以說得清楚的。但是,貴族精神的逐步流失,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
什麼叫貴族精神?確實也是眾說紛紜。但是,我以為,有一條是必須的,那就是心中有自律的底線、行動有嚴格的規矩,他們可以不計成敗得失,自覺地堅守心中的底線和規矩,並以此為榮。
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戰爭歷史,就是貴族精神逐步消滅的過程。眾多的戰爭,催生了中國兵法的異常發達。兵法的精髓是什麼?就是為了實現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無論是孫子司馬吳子孫臏兵法還是以後出現的三十六計,兵法的所有法則,概而言之就是兩個字:騙人。如果說,在戰爭狀態下,騙人尚勉強可以理解,那麼正常社會還以不守規矩和說謊為榮的時候,道德上就沒有了底線。
從史記中,我們還能看到貴族精神的一些風采,也可以看到最後一抹貴族精神的晚霞是如何消失的。
周天子分封的宋,是「亡國之餘」,他們是殷商後裔。宋人堅守其原有的禮制和宗教,在文化上有著自己的驕傲,所以在整個中原地區,顯得有些另類,在許多當時的著作中,宋人都是迂闊的象徵。「守株待兔」、「揠苗助長」等貶義的成語,寫的都是宋人。堅持講「禮」的孔子,也是宋人。
公元前638年,宋、楚兩國爭奪中原霸權,宋襄公為了削弱楚國的力量,出兵攻打楚國的盟友鄭國,楚國就攻宋救鄭。於是宋、楚爆發了「泓之戰」。
十一月初一,楚軍進抵泓水南岸時,宋軍已佔領了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陣待敵。
當楚軍開始渡河時,右司馬公孫固向宋襄公建議:「彼眾我寡,可半渡而擊」,宋襄公拒不同意:仁義之師「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楚軍渡河后開始列陣,公孫固請宋襄公乘楚軍列陣混亂、立足未穩之際發起進攻,宋襄公又不允許:「不鼓不成列」。直待楚軍列陣完畢后,方下令擊鼓進攻。但是由於實力懸殊,宋軍大敗。宋襄公的衛隊全部被殲,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傷。
面對失敗,國人皆怨襄公。但宋襄公並未覺得自己有錯,他說:「古之為軍,臨大事不忘大禮」、「君子不重傷(不再次傷害受傷的敵人)、不擒二毛(不捉拿頭髮花白的敵軍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敵人於險隘中取勝)、不鼓不成列(不主動攻擊尚未列好陣的敵人)」,自己遵守規矩行事,勝負乃是天意,作為元首,自己並無不當。
泓之戰後,楚國在中原的擴張已無阻力。在其後數年間,楚國勢力一度達到黃河以北,直到晉楚城濮之戰後,楚國的擴張勢頭才得到遏制。宋國在泓之戰後,從曾經的春秋五霸之一,淪為二流國家。
正如成書於漢代的《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泓之戰標誌著自商、周以來以「成列而鼓」為主的「禮義之兵」退出歷史舞台,以「詭詐奇謀」為主導的作戰方式出現在中華大地。
公元前637年五月,在病床上輾轉了半年之後,宋襄公在悲愴中死去。作為一個貴族精神的象徵,消失在歷史的深處。
泓之戰後,偷襲、誘騙變成了戰爭的常態,以水淹城、圍困全城、餓死百姓、驅婦女上戰場、掘敵方墳墓等殃及無辜民眾的戰事也頻頻出現,成千成萬地殺俘也變得不稀奇,原先宋襄公所堅持的道義與規矩,已逐漸成為遙遠的回憶。一個世界變成了如此的模樣,是社會共同選擇的結果。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一種文明,建立難,破壞易。以秦滅六國而言,是野蠻戰勝了文明。以楚漢相爭而論,是流氓戰勝了貴族。從人的精神上說,漢以後的文化,並沒有逐步進化,而是相反。
宋襄公是敢於失敗的英雄,行為有點像一千多年後西方的騎士,是唐吉訶德。在西方,唐吉訶德為人所尊重,認為他雖敗猶榮。而在東方,只講結果不論手段,所以,對宋襄公的評價,愈往後愈低,常常被嘲笑。到了二十世紀前半葉,還被一個大人物稱之為「蠢豬」,恐怕是所有評價中最差了。真是夏蟲不可以語冰。只是整個社會都聰明得過了頭,當所有的「蠢豬」消失了之後,我們才忽然發現,所有人也都變成了只講吃喝拉撒而不講人的尊嚴的蠢豬了。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悖論。
漢統一中國后,春秋時期的貴族精神,也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也只有個別人的堅守與抗爭,往往也得不到社會與大眾的認同,變成了個人自撞南牆式的殉道。
一個社會,只想實際利益而不顧道義規矩與名聲,會怎麼樣呢?現實就是最好的說明。因為我們都自覺地「不可沽名學霸王」了。
司馬遷不愧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他的目光穿透了歷史的時空,不在一時一地的勝負上作評判,而是著眼於人類的文明發展。他在《史記》中對宋襄公的評價仍然是肯定的:「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很明顯,司馬遷是認同宋襄公的。只是,司馬遷也死了兩千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