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腦帝國

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研究人員，注意到一些極其異常的現象。在朝鮮戰爭中被中國俘虜的一些美軍士兵，在獲得釋放之後，竟然變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尤其令人吃驚的是，在返回美國多年之後，這些人儘管生活在西方制度之下，卻不斷宣稱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激烈地攻擊美國的文化制度。其中一部分人，因此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

無獨有偶。天主教神父盧卡（Luca）與西蒙（Simon），曾經在1949年之前，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但隨著49年新政府的建立，他們和許多傳教士一起，被關押進集中營，在那裡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改造」。作為虔誠的宗教人士，他們一開始對這種思想灌輸，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但隨之而來的，是嚴酷的刑罰。盧卡神父的雙腿，幾乎被折磨殘廢。

在無休止的肉體折磨與精神勸誘之下，大部分神父都放棄了上帝信仰，而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之後，他們被驅逐出中國，返回各自的國家。同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餘生承受精神與現實的分裂痛苦。這些被「改造」了思想的傳教士，以共產主義的無神論立場，批判他們先前的宗教信仰。其中，一部分人最終成為精神病患者。

以上案例，收錄於英國心理學家凱瑟琳•泰勒博士（Kathleen Taylor）的《洗腦》（Brainwashing）一書之中。在這本書中，作者以心理學與腦神經學的角度，來解釋洗腦的內在機理。儘管在當今，洗腦一詞，常常被用於戲謔或諷刺的修辭場合，但泰勒博士，卻以翔實的案例告訴人們，洗腦，毫無疑問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思想控制方式。而這種思想控制方式，無異於極權體制的意識形態的發動引擎。

已故歷史學家高華教授，在其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以豐富史料，揭示了中共延安整風的真實過程。在整風當中，被組織審訊的對象，一方面受到巨大精神壓力下的勸誘，一方面受到疲勞審訊、飢餓關押、吊刑鞭刑等酷刑折磨。在這種思想改造方式下，絕大部分人迅速轉變信念，成為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與追隨者。

以泰勒博士的研究成果來看，延安整風，實際上是一場大規模有組織的洗腦運動。而這場洗腦運動的結果，無疑非常成功。在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取得了中共黨內太陽般的領袖地位，而中共的組織凝聚力，也大為強化，並且成為後來內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專制統治者，歷來具有控制民眾思想的強烈動機。若能將民眾內心的反抗意識根除，則何愁江山不固。秦始皇焚經禁學，歷代歷朝的文字獄，都是在民眾內心中鎮壓造反。但這類單純的思想打壓，往往效果並不卓著。而像洗腦這種威力驚人的思想控制方式，卻並非是中國的原產。

在洗腦過程中，洗腦實施者，將信仰勸誘與肉體酷刑並用，而這極可能是對某些一神教的教廷刑罰的一種模仿。作為一種思想控制方式，洗腦最早被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大規模應用於政治鬥爭。而俄國恰恰同時具備強大的集權專制與強有力的東正教傳統。由此可以推測，組織化的洗腦，是傳統集權體制與宗教體制交叉背景之下，伴隨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分化，而演變出的一個特殊產物。這個產物藉助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而興起，並跨過歐亞大陸，傳播到千里之外的中國。

精神勸誘與肉體酷刑，是實施洗腦的兩個最重要手段。顯然，洗腦的核心支柱，是洗腦者對暴力的徹底控制。當勸誘不能完全成功時，暴力是讓抗議者屈服的最終手段。正如高華教授所指出，中國在49年以後的歷次大規模政治運動，如「鎮反」、「反右」、「文革」，都可視作是對早期的延安整風運動的延伸與擴大。毫無例外的是，在這些洗腦運動中，都充斥著無法統計的大規模組織暴力。

泰勒博士在書中，通過研究案例說明，雖然大部分人都表現出服從權威的屬性，但也存在極少數人，似乎天生具有挑戰權威的意識特性。對於這類人，僅僅通過精神勸誘，很實現思想控制。對於極權來說，恐怕也只有訴諸暴力，從肉體上徹底消滅這些極少數的抗爭者，才能達到全面控制社會思想的目標。

在統治邏輯上，洗腦與極權，形成反饋式的交互強化。極權通過操縱暴力來控制思想，又通過控制思想來鞏固暴力。洗腦深刻地改變了個體的精神結構與社會的心理意識。在洗腦文化大行其道的國家，即便在極權結束之後，往往仍然會長期存在大量的頑固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進一步凸顯了洗腦的嚴重社會危害性。

194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向美國政府發送了一封長達數千詞的長文電報（即著名的The Long Telegram）。在凱南看來，共產主義支配下的蘇聯，彷彿染上了一種怪異的病毒。這種病毒無法醫治，並且極易傳染。美國所能採取的最好策略，就是與之保持隔離，並防止其繼續擴散。直到最終某一天，在過度侵蝕機體之後，這種病毒連同它的宿主，一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