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葉新：重振知識份子的風骨

1949年，中國共產黨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的知識份子也就從此趴了下去；知識份子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社會文化群體在中國再也不復存在。

這裡所說的知識份子是特指那些公共知識份子，特指那些既有專業知識和技能，又能自覺肩負社會責任，擔當社會道義，成為社會良心的那種不卑不亢、挺胸直立於權力之外並能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能監督和制約權力的個人和群體。公共知識份子不是那些僅有知識和技術的專家、學者，那些專家和學者他們完全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學術道路，他們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們可以「不問蒼生問鬼神」，只為往聖繼絕學；他們可以只管拉車不問路，著書都謀稻粱黍。這些學者和專家確有很多出類拔萃者，他們在自己的研習領域成績突出，令人拜服。只要他們不為虎作倀，不為權力張目；只要他們不幫凶，即便去幫閑，在道德上也就不必苛責他們。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半瓶之醋，甚至淪為鄉愿和犬儒，那就另當別論了。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權力集團、知識份子、公民大眾，三者並立，互聯互制，形成一個持久緊密的三角形的社會結構。三角形邊長相等，如同各自角色平等；三角形內角固定，如同各自力量均衡；這樣一個能「內控」也能「外抗」的超穩定的結構和機制，可以反制或化解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打擊，使其無法發生作用。

知識份子在三者之間是一個居中並有平衡機制的社會力量，當社會出現動蕩時，他能起到穩定作用，不至於社會分裂乃至崩潰。如果知識份子軟弱無力，甚至力量消失，那勢必造成兩種狀況，或者專制惡魔獨霸天下，或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從而社會秩序失范，造成天下大亂；即便改朝換代，也是湯換藥不換，舊貌並未變新顏，歷史周期律依然循環。知識份子作用不能像那灶王爺，不能只是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充當和事佬，上下俱歡顏。如此之犬儒和鄉愿，左右逢源，必定會在權力的誘惑或打壓之下，墮落成「寫作班」的筆桿，如以往的石一歌，或當今的五角黨，充當宣傳工具，淪為御用鷹犬。

知識份子應是思想的匕首，言論的刀槍，精神的高山，靈魂的模範，當權力為非作歹、倒行逆施時，要敢於揭露，勇於抵抗，喚起民眾，共同發難。

在一個相對和諧而又需要變革的社會中，知識份子不但要搖旗吶喊，煽風點火，還應在火勢失控、毀及社會時，理性地、智慧地協調公民與公僕、權力與監督、自由與規則、權利和義務，執法和公正、獨裁與民主、妥協與互利、雙贏與讓步、激情與理性、獨享與兼顧……等諸多關係，從而以最小的社會成本在進行變革之後達到新的社會和諧，推動新的社會共識的形成。此時此刻的知識份子功莫大矣，是國民大眾的良師，是權力集團的諍友。

令人憂慮的是如今已經不復是「相對和諧而又需要變革」的年代，當代中國已經失去寶貴的可以進行「和平變革」的歷史機遇，已經墜入「很不和諧而又很不變革」的高危時期，並極有可能引起難以意料的非常態的突發性的社會裂變。

之所以墜入高危，當然有很多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其中知識份子力量的消亡，使得權力集團、國民大眾、知識份子穩定的三足鼎立，變為權力集團和國民大眾二者的正面對峙。更加危險的是，如今「官」「民」兩極相互敵對，絕不信任，一旦矛盾激化，勢必星火燎原，不可收拾。小則爆發無數極端性的群體事件，大則引發動搖社會基礎的全民動亂。就如官民吵架，沒有知識份子從中判別、裁定、調解、講和，只會越吵越凶，最後「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該出手時也出手，於是任何時候都大打出手，兩敗俱傷。雖然判別、裁定、調解、講和一事本屬司法機構之職責，可是當今中國司法不獨立，墮落為權力集團的幫凶，不為民眾所認可。而另外本應主持公道的媒體，也無公信可言，從央視到地方各級黨報，都不是自由言論的獨立媒體，除了南方報業尚能說一些真話、人話外，余者皆為權力集團的喉舌、工具。

當今中國太缺少作為社會良心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法國的作家左拉、前蘇聯的科學家薩哈諾夫、美國的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緬甸的政治家昂山素姬，這在中國幾無所見。

據報道，2009年中國用於「維穩」的基金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維穩」費用除了用於失地之農民、強拆之戶主等上訪或「鬧事」的民眾之外，主要還是針對異見的知識份子，由此可知，權力集團對付國民大眾和知識份子甚於對付國外敵人，所以所需經費要超過軍費。

其實不論國內外，被中國權力集團認定的敵人，都是「被敵人」，都是假想敵。就如被他們認定的朋友一樣，如前蘇聯，如現朝鮮，都非真正朋友。相反，對「被敵人」的倒是真朋友，而中國權力集團對這些真朋友卻始終不放心，始終充滿敵意。試問，現今世界各國還有哪個國家像「我的祖國」那樣對國外的真朋友如此滿懷敵意的呢？朗朗最近在白宮不是代表了「我的祖國」激情地表演了「我的祖國」對美國朋友的敵意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但最敵友不分的、最媚敵仇友的，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權力集團，堪為世界第一。

知識份子這一重要的社會力量的消亡，是在1949年「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後開始的，是權力集團對知識份子長期殘酷鎮壓的結果。思想改造、洗腦交心、批判俞平伯、聲討《武訓傳》、反胡適、反胡風、反右派，直至文革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新政權發動的涉及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不是仇視知識份子的，如此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有綱領地，並長達數十年的之久地迫害知識份子，直至整個地消滅知識份子的獨立群體，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也堪為世界第一。

早在1925年毛澤東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原稿中就已經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列為應予消滅的革命對象，被毛澤東視為「極端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1928年，毛澤東在湘贛邊區清洗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則不發，這也說明毛澤東對知識份子一直存有戒心。1930年毛澤東力主清查「AB團」，李文林等不少知識份子出身的紅軍將領慘遭殺害。1942年在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大批滿懷革命激情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都遭到肅整，王實味在這次運動中被殺害。以上這些血腥歷史，在李銳、高華等人的著作和王來棣的論文中都有揭示。1949年之後以消滅知識份子為目的歷次政治運動，不過是1925年以來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敵意的繼續和發展，只是更陰險、更兇殘、更具規模。

1949年，毛澤東曾賦詩：「一唱雄雞天下白」，白什麼？一是共產黨「天下」的「一窮二白」之白，這是毛澤東說過的；二是農業合作社的「一張白紙」之白，這也是毛澤東說過的。可對知識分子來說，這「白」是「白色恐怖」之白！毛澤東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有番講話，夠「白色恐怖」的了，他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毛澤東說此番話時，其蠻橫之神情，其陰損之內心，溢於言表。尤其是說完之後的大笑，更是讓人毛骨悚然。那些和毛澤東辯論過的民主人士，如果他們當時也在場恭聽聖諭，毛澤東對白色恐怖如此赤裸裸的表露，怎不讓他們驚悸萬分？果然，文革中，席捲全國的更大規模的白色恐怖終於到來。

凡是由體制、政權這一方所發動的恐怖活動全世界都稱之為白色恐怖，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時期的白色恐怖，從來就沒有什麼紅色恐怖，可「文革」中偏偏將白色恐怖美其名曰紅色恐怖，就如明明是陰謀，偏偏說是陽謀一樣。披上紅色的外衣，便可以將兇殘成為合法；戴上革命的冠冕，就能使屠殺成為正當。於是在「文革」中便公開地、大量地消滅知識份子，或槍斃、或坐牢；有的知識份子或驚恐而自殺，或被迫而自裁……天津作家林希是全國最年輕的胡風分子，他有篇自白，說他從被打成胡風分子一直到「文革」這麼多年，幾死者數矣：幾乎被嚇死、被氣死、被累死、被凍死、被餓死、被病死、被斗死、被打死、被逼死……均因萬幸而得免，雖九死而終獲一生，但全國「九死」而不能「一生」的知識份子究竟有多少呢？遠遠不止「四萬六千個儒」吧！「文革」距今已40多年，尚無一份知識份子死亡的準確數字和完整名單，這是「我的祖國」的高等機密，秘而不宣。人在中國是不算人的，生命是得不到尊重的，知識份子的命運也如此。

1958年毛澤東關於「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坑了四萬六千個儒」的講話還只是在黨內的講話，並未向社會公開，可是同年，也是1958年，就有雲南大學的黨委書記李書成將一份黨內文件改頭換面並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報》發表，說：雲南大學百分之九十的知識分子都反對共產黨，因此他公開提出「應當消滅知識分子」。（見李岫：《歲月、命運、人——李廣田傳》）這說出了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咬牙切齒之聲。

經營了數十年，知識份子果然消滅了。1964年毛澤東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什麼北大、清華？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那個）綠林大學的。」何謂「綠林」？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強盜也，毛澤東自比秦始皇，又自比土匪強盜，他真的戰勝了北大、清華所代表的書生。請拭目以觀今日之北大和清華，從師到生，有幾個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呢？知識份子確實徹底地被消滅了！

因此近60年以來，在正常的社會裡所應見的權力集團、知識份子、公民大眾，三者並立，互聯互制，所形成的持久緊密的三角形的社會結構，在當代從未中國出現過。毛澤東為首的權力集團對待知識份子只是利用和改造，絕不允許自由和獨立。1957年毛澤東多次以「皮」與「毛比作權力集團和知識份子的關係，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認為知識份子不具獨立性，也不應有獨立性，必需依附權力集團，為權力集團效忠。

毛澤東把兩者的關係蠻橫地顛倒了。在一個合法的憲政制的社會裡，權力集團才是附「皮」之「毛」，而知識分子和國民大眾才是權力集團所依之「皮」。也就是說，你毛澤東才真正是「毛」，廣大的國民大眾和知識份子才是毛等這一小撮「毛」所依附之「皮」。可是以「毛」為首的權力集團從來就沒有「權為民所賦」的法理理念，從不考慮他們權力的來源和合法性。他們總是以「毛」當令箭，踐踏撕碎所依之「皮」。可是「毛」一旦無所以附，勢必就成了「一地雞毛」，一塌糊塗，因此才造成目前高危的亂世局面，才造成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大「毛」病。

中國要走出高危險區，中國要能夠長治久安，亟待解決的事情很多，我不多言。吾以為徹底扭轉毛澤東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的錯誤，肅清流毒，根治「毛病」，也是要務之一。如此，才能重新樹立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地位，在權力集團、國民大眾中間發揮其「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作用，才能使中國社會既能健康前進，又能和諧穩定。

做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既不幸，也有幸。不幸的一是傷痕纍纍，犧牲多多，使得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史，成了一部災難史、血淚史。不幸的二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從沒像現在這樣的墮落過、無恥過，有的雖是被迫的，有的絕對是自願的。有幸的一是，歷史畢竟翻過了新的一頁，知識份子在血污中逐漸站起，在啟蒙大眾的同時，又警醒了自己。有幸的二是，年輕的一代的知識份子成長起來了，他們少世故，敢擔當，敢說更敢幹，他們有很多事情可做，有很多重擔可肩，有很多志向可立，有很多責任可為……真是任重而道遠，讓我們共同努力，曙光在前，春天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