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異議人士的國家是什麼國家

中國外交部6月3日的例行記者會，當發言人洪磊被問及律師浦志強、記者高瑜等多人被捕一事，他回答：「中國只有違法者，沒有所謂的異議人士。」關於六四，他又說：「有關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風波，中國政府早有結論。」這種黨式話語是從中共自認的「老祖宗」蘇聯那裡來的。又從北京政府指天發誓說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中國「有新聞自由」、中國「沒有審查制度」、中國「沒有政治犯，只有罪犯」這一套說詞里，可以總結出一條規律，凡是天朝說「沒有」的，就一定有，凡是天朝說「有」的，就一定沒有。

說到六四「結論」，那個「早有」的結論是什麼？是「反革命暴亂」。然而，中共自己也覺得這個造句很成問題，然而集全黨智慧，也構思不出合適字眼。後來，還是黨外人士費孝通在一次發言中用了「北京風波」一詞，中共這才如獲至寶，於是拾人牙慧，所謂「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從此成為官方的對外用語。

然而，六四始終是當局揮不去、卸不下的歷史包袱。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撒切爾夫人）的回憶錄寫道：她在一九九一年九月訪華，在中南海會見李鵬時，曾要求和曾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趙紫陽見面，被李鵬拒絕。戴卓爾夫人進而質問：「中國政府怎能用軍隊對付自己的人民？」李鵬面色青紫，竟語無倫次地譴責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戴卓爾夫人提醒他：「實際上中共殺害的中國人比外國人所殺害的要多，這是事實，只要想一想文革就知道了。」李鵬的爭辯是：只有共產黨才能發現和糾正文革的錯誤。一通舌戰之後，李鵬卻又懇請戴卓爾夫人對媒體說中英雙方會談「氣氛友善」，卻被戴卓爾夫人拒絕。

李鵬是和六四鎮壓捆綁在一起的標誌式人物，他的說詞當然是堅持「屠殺有理」。而到了江澤民這一朝，六四鎮壓卻成了「正確」而「不光榮」的一宗「政治風波」了。既然是正確的，中共對六四的定性當然絕不鬆口；只是不那麼光榮，也不願別人提起。江澤民在美國接受「六十分鐘時事訪談」，當主持人切入六四話題，江的隨員在搶答說：「你問這個問題不公平，這不是發生在江主席任內的事情。」以中共官場規矩，下屬這樣搶答是殺頭的大罪。顯然是江澤民早知繞不開六四而事先設計出來的，他有意把自己和這一歷史血案之間劃出一個「模糊地帶」。

又到了胡溫時代，中共對六四的終極立場不變，但「反革命暴亂」的造句早就隱形了，換成「穩定」造句。溫家寶在回答《華盛頓郵報》的六四提問時，沉默八秒鐘，以曖昧的方式表明自己與前任略微不同的姿態，然後繞一個大圈子強調：中國需要穩定，如果中國再多五十年的穩定，就會如何如何。而官方更正式的六四說詞是「中國政府早有明確結論」。到了習近平這一朝，按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的造句，連「明確」兩個字都刪除了，剩下的是「有關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風波，中國政府早有結論」。

雖然當局對六四包袱感到很不自在，在說詞上小心翼翼，步步為營，但對於民眾的六四情結卻是進攻態勢，無論在忌日之前抓人還是忌日之後放人，傳遞出來的信息毫不含糊，就是不許談論、不許紀念，更不許翻案，更動用公共權力去清洗人民的集體記憶。

極權機器對人民靈與肉的全面奴役，必然的步驟首先是清洗記憶。如同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專制城堡里最繁忙的，就是那個高牆背後晝夜燈火通明的「真理部」，它開足馬力在流水線上生產「真理」，改寫歷史，以及清除政治不正確的集體記憶，以謊言取代真實，用權力強暴歷史，這是所有專制主義殊途同歸的基點。它動用國家機器徹底壟斷話語和歷史解釋權。就如同《一九八四》這部書所寫：「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

八九風波就是一場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當時北京百萬人民上街，他們都是異議人士。至今堅守六四集體記憶的人，他們也都是異議人士。當局宣稱「中國只有違法者，沒有所謂的異議人士」。一個沒有異議的國家是什麼國家？那就是魯迅所說的「無聲的中國」，就是《一九八四》所寫的那個恐怖的專制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