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路徑是必然悲劇

有一個歷史的問題需要再一次提出：晚清政府在最後差不多100年的時間之內，的確讓中國的市場變得比過去要活躍，要有規模，要有國際化氣象，一批官商結合企業的興起，的確使得中國社會第一次出現了具有醒目特徵的近現代企業和企業家，中國的國力在1842年-1895年之間，一度雄踞亞洲之首，無論是國家的經濟總量，還是軍事力量，其他亞洲國家都不能望其項背。但為什麼晚清政府卻沒有利用這樣的經濟發展態勢，將中國帶入真正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不僅晚清政府沒有建立其現代化的國家秩序，反而進入1900年代之後，辛亥革命爆發，這個曾經構想自上而下改革的帝國政府，竟然迅速崩潰。

一種解釋的路徑，是晚清政府面對新的時代，新的經濟格局，依然使用陳舊的管理方式，這導致近代化的進程和朝廷管理方式之間構成一種巨大的撕裂。的確，晚清最後幾十年，民間的反抗此起彼伏，地方政權軍事化，地方鄉紳和新崛起的商業團體，使得晚清政府的大政府管理方式失去了足夠的財力和軍力支持。傳統的藥方，當然是要繼續做大政府的規模和實力，然後用堵的方式化解社會問題；新的方法，則是順應社會的轉型和市場經濟的邏輯，用現代化的方法，尤其是市場經濟的方法，來解決危機。

很遺憾，晚清政府選擇的是前者。

事實上，真正的儒家傳統觀念，並不支持國家過多參與經濟管理事務，但是這種觀念很早就被朝廷拋棄，一種相反的價值觀成為主流，人們普遍相信，工業的發展，經濟的轉型，政府對經濟事務的控制，是帝國得以繼續存在下去的基礎。剛開始，官僚們對外國人的經濟滲透是非常警惕的，提出了自強的主流意識形態，以求避開帝國主義的控制，確保朝廷大體。大量的改良主義人士，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維度上思考和工作，比如設立通商口岸，就是為了將外國人的勢力鎖定在幾個狹小的城市，而不至於讓整個中國都被外國人控制。比如著名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朝廷官員意識到了技術的重要性，中國的改革，必須吸收科學新技術，這甚至包括了要改革教育制度，制定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的法規，有人還趁機提出了更加重要的制度，代議制。

但這一切的構想，都是要以官僚的覺醒為基礎，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秩序來推行。這才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最大的歷史真相：這個國家的現代化的思想和政策，一直以來都是通過官僚和改良者之間的私人關係，才得以緩慢推廣。事實正是如此。中國曆來的確存在改良主義，但是大量的改良主義人士，都有意無意地遵循兩種原則，第一是提倡自上而下的漸進主義秩序，幻想構建一個由國家和政府推動的真正的改革，第二是大量的改良主義人士為此紛紛擠進官僚團體，接受政府的顧問等諸多閑職，甚至是實職。

兩個歷史的悖論顯得非常醒目：一個早就被既得利益把持的現行官僚集團，事實上不太可能對自身的利益進行真正有影響力的改革，這導致中國社會進入近代化以來，所有的改革都是隔靴搔癢，不切實際，導致所有的改革似乎都是政府對民間社會，對每一個人的利益恩賜；另一個巨大的現實則是，大量本來有改革精神，有一定現代化事業的改革派人士，一旦進入官僚體系，迅速被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吸收並同化。

歷史就是按照這種令人沮喪的邏輯在推進。當試圖改革的人們看到了一點短期的利益，改革的激情就開始減弱，改革的內容也越來越空洞。歷史作證，1895年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晚清政府已經沒有任何能力領導一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轉型。當時，一批改良主義人士認識到了這一點，但反思的路徑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思維方式。比如人們發現，在沒有進行稅制改革的前提下，政府的財力應不太允許政府對所有的工業化進行直接的投資，而土地稅早就面臨著民間的抵制，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難以為繼。在財政收入的分配方面，各省的實力在做大，中央政府的力量在弱小。基本上，除了海關稅有所增加之外，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財源，只能勉強維持行政開支。

本來，在過去的大概20年之內，政府曾經以官商結合的模式主導建設了一批近代化的企業，但依然是官僚和企業家階層嚴重的相互依賴，導致這一批官商合辦的企業沒有良好的發展，市場的力量弱於政府的力量，晚清政府並沒有在這個時候培訓出真正的新財源。

初衷當然是美好的。李鴻章等改良派的精英甚至比很多人都看得更遠，比如在操持官商合辦企業的時候，為了防止朝廷和各路官僚對企業的干預，當然也是為了調動民間的積極性，新起來的企業被允許主要依靠民間資金，而不是完全依賴朝廷的投資。改良派人士似乎找到了一種不錯的企業管理方式，通過選擇私人投資者和私人企業管理者，給予他們一些政府的權力，甚至吸收他們進入政府機構，讓他們成為官僚集團的一部分。中國政府歷來的謀略大概都是這樣：已經形成的官僚集團只是這個國家管理層的核心，在這個核心的周圍，則是眾多的合作者，在企業和企業家越來越重要的時代背景下，這個合作的對象，當然要發展到對所有資本持有者和企業家，要越過意識形態的障礙，越過官僚階層的出身論，將傳統的政府管理集團演變成一個更大範圍的官僚組合。

這樣做的好處，幾乎是立即可以預期的。在發展近現代工業，甚至在發展這個古老國家的市場經濟秩序的過程中，政府不用承擔生產和交換的成本，但是卻能夠對新生的商業階層實行有效的控制。這正是著名的洋務運動的主要方法論。官僚階層事實上對改良派，尤其對一批有資本市場能力的買辦人士，並不信任，但國家面臨近代化的壓力，朝廷財政匱乏，變化成為必然。所以政府必須啟用民間人士，發揮私人資本的作用，以此推動由政府實際掌控的國家近現代工業化運動。這正是官商結合體制大行其道的利益邏輯，也正是通商口岸的經濟形態終於可以得以市場化的市場理由。

但這麼做的壞處更加一目了然。首先是政府和企業的不分開，導致政府必須要干預企業，這嚴重抑制了企業的自由成長，抑制了市場的進一步分工，導致企業和企業家只能充當政府官僚的門下走狗，剛開始可能有明顯的效益，但很快人們就發現，企業不過是政府的延伸，企業家不過是官僚集團的傭人，國家的經濟依然是醒目的大政府自上而下的秩序，而不是市場的自發秩序。這樣的格局，對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優秀人才，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比如企業的產權，企業家不可能完全把握，當企業破產的時候，所有的負擔都屬於企業家，但官僚卻是優先的債權人。

一個國家的經濟格局如此，作為新生代的商業資本階層，顯然不願意長期處在這種被動的狀態中。在內部分裂越來越嚴重，政府不得不接受官商合作的制度背景下，商人力量的提高，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一大批具有企業家天分的商人不僅推動著市場的發展，而且開始真正影響社會甚至政治利益格局。晚清最後20年的確就是如此，王朝在衰落，商人團體在發展，私人和民間性質的企業家階層，商業團體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條件，就需要重新界定。晚清最後20年推出的諸多經濟改革政策，正是民間力量推動的結果。

應該說，中日海戰之後，晚清的大政府經濟導向政策開始瓦解，中國社會從過去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路徑，慢慢轉向了一種由民間推動的自下而上的社會轉型。這個時候的晚清政府，事實上是做出了讓步的，環境發展如此，官僚們知道必須順應大勢。一系列新政中，教育、軍事和行政等方面的改革，比較醒目。政府的目的，當然是要復興清朝權威，通過中央集權的，有經濟發展能力的官僚體制，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1906年是一個改革之年，清政府甚至開始籌備議會選舉。站在中國歷史的軌跡里看，這太讓人意外了。事實上很多政府都這麼做過，比如當年的俾斯麥，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政府，但日本顯然成功了，晚清卻歸於徹底失敗。

一種權威的解釋，是推動改良的人士，權力不夠大，他們沒有能力徹底讓中國走向現代化，走向共和，走向真正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說，在一個長期依靠自上而下改革的思維路徑之下，改良派存在對大政府天然的依賴性，中國需要的應該是一種民間的覺醒，一種自下而上的漸進性的改革，然後用一種到逼的方式來推動政府放權讓利。

這樣的解釋有道理，晚清最後幾年的改革，事實上一直是政府主導的改良計劃，政府退出的計劃是保守的，是對既得利益的依依不捨，這讓很多期待改革的人們傷心不已。悲劇由此出現，改良的目的是和平的漸變，但結果卻是革命性的暴力戰爭。

至此，依靠自上而下的秩序進行改良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在這裡劃上了一個悲劇性的句號。暴力帶來的，不可能是建設，只能是破壞。有意思的是，晚清在一片噓聲中崩潰，但晚清自上而下的大政府主義方法論並沒有就此偃旗息鼓，它變換了一種形式，開始出現在中國人的生活里，無論是民國時代，還是後面靠槍杆子奪得政權的共產黨政權，都深深迷戀這種自上而下的發展方法論，不僅經濟政策方面如此，文化思想領域，更是如此。這個古老國家的發展，雖然腳步邁進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大門，但在觀念的層面，思想的層面，方法論的層面，頭腦卻依然停留在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大政府模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