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小議尋釁滋事

5月6日，我在常熟。上網後知，我的朋友浦志強、徐友漁、郝建、胡石根、劉荻被刑拘，涉嫌罪名竟是「尋釁滋事」。在當天的日記中，我寫道：

站在馬路邊上來個快閃表達，就叫「聚眾擾亂」；坐在民宅之中作個回顧研討，就叫「尋釁滋事」。這是千古名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最新寫照！

上面的話，是我在第一時間對五君子案作出的反應。後來，我在白夏、林培瑞、黎安友等學者的聲明中，見到了完全類似的表述：一次私人聚會，如何「尋釁滋事」？5月15日，我去北大參加一個關於宇宙學的研討會，黎鳴先生見到我，劈頭就說：家裡開個會就叫「尋釁滋事」，是不是瘋了？！

我想，大凡持有起碼理性和法律常識的人，都會具有這樣的共識：將「尋釁滋事」扣到五君子頭上，真是夠荒唐的。

不過，這些天來，我又琢磨了下面的問題：當局啟用「尋釁滋事」來對中國民間肆意拍磚，是否全然不可思議？他們為何就能不懼荒唐、不避荒唐呢？

經過琢磨，我有兩點心得。

一、當局選用「尋釁滋事」作為打壓工具，有其策略考量。這種考量是，要盡量將公民不配合、不合作的正義抗爭非政治化和污名化。正如前不久在懲處新公民運動活躍人士時，當局棄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改拿「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一樣，用「尋釁滋事」來問罪，似乎可將君子的作為污名成小混混、小痞子的行徑，從而將良心犯策略地（儘管大體徒勞地）貶為刑事犯。

二、當局指控國人「尋釁滋事」，有其心理基礎。甲午年的這起五君子案，激活了我對10年前一段親身經歷的逼真記憶：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技術偵察處的便衣奉命對我晝夜跟蹤；人身自由受到嚴重侵犯的我，一般不會和跟蹤者多加計較，但有一次在公交車上，我被跟煩了，一股無名火上涌后，忍不住當眾斥責了非法跟蹤我的「尾巴」：六四開槍殺了人，你們上頭心裡一直有鬼，每到六四就緊張得不行，就怕民眾舉行紀念活動。回去告訴你們上司，解決的辦法是對六四鎮壓認錯認罪，而不是死扛死頂。面對我毅然訴諸民眾的「突發事件」，那位便衣漲紅了臉，脫口而出甩我一句狠話：我說不過你，但我能整你一個「尋釁滋事」，你信不信？！

我所親歷的這一幕表明了什麼呢？它表明，當受害者有所抗爭、從而使迫害者心情不爽時，在來不及（或故意不想）上綱上線的情形下，後者的本能反應和即時應對是，指控前者在「尋釁滋事」！

為什麼迫害者會有這樣的自然響應呢？原因當在於，在一切非民主的社會制度下，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要求都是：聽話順服，安分守己。他們認為：天下本無事，刁民滋擾之。在他們眼裡，民間任何不聽話、不順服、不安分、不守己的行為，都是挑釁專制秩序的找茬惹事行為。因此，他們可以毫無荒誕感地指責說：明明不讓你們去蘇州靈岩山祭奠林昭，你們不聽招呼偏要去，那不就是「尋釁滋事」嗎？同樣，他們能夠振振有詞地控罪說：明明不讓你們在六四紀念日前一起吃飯，你們偏要在杭州一家飯館里吃，那不就是「尋釁滋事」嗎？……一句話，凡是當局法外設禁、不許別人乾的事，有人偏不聽話，偏要去干，那就是「尋釁滋事」。於是人們不無驚訝地看到，具有獨立人格、崇尚自由精神的唐荊陵、劉士輝、昝愛宗、劉偉、袁新亭、王清營等雖然沒幹任何違法之事，但當局二話沒說，就把他們裝進涉嫌「尋釁滋事」的大口袋。而依我看，假如超級自干五司馬南、胡錫進、張宏良、吳法天等人一時犯擰，違背當局關於六四事件要抹去集體記憶、製造歷史空白的潛規則，執意去搞什麼反對八九「動亂」、支持六四「平暴」的研討會，照樣也會被當局斥為「滋事之徒」——只不過，決不會被「刑拘」投入看守所罷了。

進入5月份以來，隨著十分敏感的六四25周年紀念日的臨近，當局對「尋釁滋事」這根棍子的喜用和樂用，居然使相對僻冷的「尋釁滋事」成了撥動大眾神經的熱詞。我在上文中已然坦陳，在以特權為本者的眼裡，的確可以頗具「合理性」地將國人突破臣民式生存方式、不再安分守己的行為，統統視為「尋釁滋事」；然而，若從人權的視角去審察，神州大地上，到底又是誰在尋釁、誰在滋事呢？

顯然，在人權理念這一照妖鏡下，人們將會發現一種真正可惡的「尋釁滋事」：

出於內心的尊仰，國人去祭奠一位反對專制、批判極權的民族先驅，這是行使自己的正當權利；而警察奉命去墓地襲擾、去抓人，才是尋釁滋事。

民眾相約一起吃個飯，天經地義；而警察奉命衝進包廂去攪局、驅飯客，才是尋釁滋事。

學者對六四事件有不同看法，在家裡開個研討會，并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地把真實信息發布到網上，不過是在行使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權；而警察奉命抓人、抄家，才是尋釁滋事。

王清營被刑拘后，他的太太為丈夫請律師，合理合法；而國保警察威脅、恐嚇王太太，才是尋釁滋事。

周澤律師辦妥手續進入南昌中院法庭，依法循規；而法警將其蠻橫架拖，才是尋釁滋事。

一般地，講講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歷史真相，是中國公民的權利；而下令「七不講」，要封別人的嘴，才是尋釁滋事。更一般地，不想再當臣民，試著換個活法堂堂正正做公民，這是國人的權利；而公權力非要對此橫加打壓，執意和人權過不去，這才是尋釁滋事。

經過一番梳理，事情已經很清楚，存在兩種並非本來意義上的「尋釁滋事」：一種是被執政者污名化的公民行使和捍衛基本人權的所謂「尋釁滋事」，另一種是公民時時見證的公權力侵犯和踐踏基本人權的「尋釁滋事」。中國大陸上，這兩種「尋釁滋事」一直在較量，在博弈。我相信，像台灣同胞和許多別的民族都曾經歷過的那樣，以人權為根本的前者，終將戰勝以特權為命根的後者。那樣的趨勢，已然十分清晰；那樣的前景，已經不太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