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

因為要寫一本《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史》，所以對「思想改造」這個詞也就較為留意。要理清「思想改造」這個詞，我以為要先說明這樣三個問題：

一、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
二、思想改造；
三、思想改造運動。

一、

對知識分子，毛澤東在很長時間內所持的是這樣一種看法：他總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沒有把他們看成是自己人。可以這樣說，對於知識分子，他一直有成見，總是不信任他們，這個評價，從一個政黨的體制化行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過一個《關於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所謂1933年的兩個文件是指：一、「怎樣分析階級」；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48年重印這兩個決定的目的是因為這兩個決定「只有一小部分現時已不適宜用，現在將這一部分刪去，其餘全部在現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適用。」這兩個決定中對於知識分子的認識，也就是後來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政策，而且在以後對知識分子的評價中還沒有達到這兩個決定的認識水平。

在「怎樣分析階級」的決定中，對於知識分子是這樣說的：「知識分子不應該看做一種階級成份，知識分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決定，其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一切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服從民主政府法令的條件下，應該充分使用他們為民主政府服務。同時教育他們克服其地主的、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知識分子在他們從事非剝削別人的工作，如當教員、當編輯員、當新聞記者、當事務員、當著作家、當藝術家等的時候，是一種使用腦力的勞動者。此種腦力勞動者，應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護。」（《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決定》第14頁，中共北嶽區黨委翻印，1948年7月2日）

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有一個講話，這個講話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講話的第五部分是「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問題」。他說：「他們中也有極小部分人，是堅決跟反動派跑的，但是極大部分人看到了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種種腐敗反動，而對國民黨統治和美帝國主義侵略表示不滿，對於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抱著某種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態度，這些人是可能爭取的，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導他們，給以適當的教育和改造，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為著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服務的。」（同上第51頁）

對於知識分子的這個評價，到了五十年代就變成了毛澤東的「皮毛論」。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就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毛澤東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現在可以從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兩次講話中看出來。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中說：「關於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文件又做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分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解放社編《整風文獻》第12頁，新華書店，1950年3月）毛澤東在這次演講中講了許多諷刺知識分子的話，從他的講話風格上可以看出，他對知識分子是沒有什麼好感的。到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於知識分子的判斷，就成了這樣的評價：「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幹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幹凈，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了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同上第290頁）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雖然對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相當的肯定，但他的最終結論還是：「今後政府應有計劃在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與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這個態度伴隨了毛澤東一生，這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總是得不到信任的重要原因。

二、

從四十年代的延安開始，「改造」這個詞，就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而言的（同時也包括一些開明紳士和工商業者）。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使用「改造」一詞時，都是在教育知識分子時說的。可以說，在延安時期，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從來就沒有放鬆過。但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的「思想改造」，卻是從1949年以後才出現的。在這之前，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可以說就是要「改造」，但卻還沒有特別說明是要「改造」思想，而是要「改造」一切。那時對於知識分子的一個口號是「爭取、團結、改造、培養」。這是1949年9月29 日，中共中原中央局專門制定的方針，這個方針後來成為所有解放區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這個指示中這樣認為：「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這是全解放區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新文化新教育》第53頁，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2月）1948年中共中央曾專門做過「關於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及對新區學校教育的批示」，在這個通知中說：「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為此應辦抗大式的訓練班，逐批地對已有的知識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規模的辦，目的在爭取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受一次這樣的訓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編《政策彙編》第245頁，1949年3月）在五十年代初期，「思想改造」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名詞。先有了「思想改造」，然後才有了「思想改造運動」。它們之間有一定的聯繫，但卻不完全是一回事。

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兩本新知識詞典中對於「思想改造」都是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解釋的。當時集體編著的《新知識辭典續編》，對於「思想改造」這樣說：「一定的階級，產生一定的反映其階級利益的思想，如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等。凡是其它階級出身的人參加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具有無產階級思想。這種使思想轉變的方法過程，叫做思想改造。」（該書第259頁，上海北新書局1951年10月）

陳北鷗編著的《人民學習辭典》對「思想改造」是這樣解釋的：

「一定的階級產生一定反映本階級利益的思想。例如：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思想等。只有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最能反映客觀真理。凡是其它階級出身，願意追求真理的人，都應當放棄自己階級的立場、偏見，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改造自己的思想。凡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排除非工人階級思想，使思想轉變的方法過程，叫做思想改造。」（該書第224頁，上海廣益書局，1953年）

這兩本辭典的解釋大同小異，可以見出當時人們對這個名詞的認識。由「思想改造」到「思想改造運動」，這期間有過一些變化。在五十年代初期，人們常常聽到「思想改造」這樣的說法，但這僅僅是一種要求從舊時代過來的各類人都要適應新時代的一個普及性的新辭彙，它成為一種運動還是一年多以後的事。由「思想改造」成為後來的「思想改造運動」，固然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精神體現的必然結果，但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知識分子自己也應當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就是說，後來發生的「思想改造運動」，是由時代本身的壓力和知識分子的主動性相結合才成為一場給知識分子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的起源，和兩個人有直接關係。一個是馬寅初，另一個是周恩來。

三、

「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可以從1951年9月3日算起。這一天，周恩來和北大校長馬寅初有一次談話，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和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談話，聽他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恩來八月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並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九日，致信毛澤東、劉少奇，報告本月以來馬寅初以口頭和書面邀請周恩來和其它中共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會作報告，以推動思想改造為目的的學習運動開展的情況。」（第179頁）當時身為北大校長的馬寅初給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說：「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44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1月）如果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說，馬寅初的這封信是有損他個人名節的，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請政界顯要來做北大的教師，這不是書生本色。馬寅初的這封信最後轉給了毛澤東。1951年9月11日，毛澤東在馬寅初給周恩來的那封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毛澤東一生對北大沒有什麼興趣，所以他對馬寅初的邀請並不放在心上。那時新北大總是想貼近毛澤東，但毛澤東對此較為冷淡。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對北大邀請他參加五四紀念會，也是很快拒絕了。他說：「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讀書》1998年3期第122頁，陳平原文章）後來毛澤東雖然給北大寫了校名，但他對北大看來是不大熱情的。

馬寅初在他給周恩來的信中提到的「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為全國十八個專業會議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作的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周恩來在這個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進步，我們的思想感情，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夠適合於人民的利益，而不違背人民的利益。」（《周恩來年譜》上卷第1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五十年代初期，所有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是很複雜的，在強大的壓力下，他們有恐懼感，但同時也對新時代存有幻想。他們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說沒有一點自覺性，但主要還是外在的壓力。這一點我們從當時燕京大學的兩個教授顧頡剛和鄧之誠的日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為篇幅關係，就不引原文了，參見《萬象》1999年第1、3期上刊載的兩位先生的日記，遼寧教育出版社）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了一個報告，這就是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他在報告的一開始就說：「北京大學教師學生和馬校長要我給他們做一個報告。我想，既然給北京大學講，也就應該給別的大學講。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這個報告會就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其它大學的教師和同學代表也請來了。我講什麼呢？做一般的政治報告吧，也許不適合大家的要求，因為大家正在進行思想改造的學習，這樣的報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學習，就一定要下決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講一講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周恩來選集》下卷，第5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周恩來的這個報告是以他個人的經歷開始的，報告親切、生動，很有感染力，他特別講了南開校長張伯苓的事。他說：「張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國民黨政府的考試院長，重慶解放以後，開始有了覺悟，後悔了。以後他回到北京，又轉到天津。他和我總算是師生關係了，也很接近，但是我絲毫沒有勉強他寫一個東西。以後他慢慢地認識了新中國，認識了人民中國的好處，開始跟我講了一些他最贊成、最高興的事，但是我仍然沒有請他寫個東西。我覺得一個人的進步要等他自覺地認識以後才最可靠。這樣一耽擱，沒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臨終前他寫了一個遣囑，大家可能在報上看到了。也許這是我的一個缺點，沒有及早地幫助他提高覺悟。假使我知道他身體那樣差，早一點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點進步表現，使人民對他有更多的諒解。這是我抱歉的地方。」（同上70頁）周恩來舉的第二個例子是翁文灝。他說：「翁文灝，大家也很熟悉，新華社宣布過他是戰犯之一。但是他在歐洲表示願意回到新中國來，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到美國去當教授。因為他有這樣的表示，我們就歡迎回來。他回來以後，有些朋友覺得他應該寫一個聲明，這樣好使人民諒解他。但是我仍然覺得不要太勉強，要他慢慢覺悟，自覺地寫。」（同上）五十年代初期，周恩來在知識分子當中很有威望，他的這次講話令知識分子非常感動。他還講了梁漱溟。他說：「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時候跟我說，有些問題他要觀察一下。他在這點上很直爽，我們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紹他到各個地方去觀察。他每次回來的確都有進步，這一點我們應該歡迎。他觀察一個時期就提出一個新的認識，那很好嘛！」（同上）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以後，全國各地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在這一段時間內，全國幾乎所有有名的知識分子都開始以接受記者採訪、單獨發表檢討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過去化清界線。因為此類文章的數量相當龐大，這裡就不再抄引了。

1951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教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第1版）

10月23的《人民日報》也發表短評《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這次會議以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進入了一個高潮。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話，幾乎成了知識分子寫文章時必然要引用的一段名言。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說：「學校是培植幹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機關。黨和人民政府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因此，必須立即開始準備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於一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養幹部和積極分子，並在這些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即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526頁）

同年12月9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思想改造是知識分子對人民祖國的責任》。社論中說：「這是思想領域中的階級鬥爭，『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須經過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輕鬆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長期的，這是說，從一個階級的觀念形態的轉變，不是幾次會議，一個運動所能全部解決的，必須經過長期鬥爭的磨練，像毛主席教育我們要『經常掃地，經常洗臉』一樣。」這是四九年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於運動的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為隨後到來的1952年的院系調整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從此以後，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結束，它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