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解放的悲劇》

根據中國共產黨人和許多西方人的說法，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人民共和國，最初幾年是個黃金時期。畢竟，1949年的「解放」結束了兩個殘酷的、重疊的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及與國民黨的內戰。十年後，中國進入了大躍進，一場毛製造的烏托邦式的大災難，數千萬人被累死或餓死，接著又出現了文革的恐怖。根據這種觀點，從共和國建立起到大約1956年所謂的「百花齊放」，還是富有建設性的。黨接管了一個混亂的國家，鑄造了一個「新中國」。

在荷蘭出生的香港大學歷史學家Frank Dikotter在他的新書《解放的悲劇》里打破了這種錯覺。他列出了很多近期在中共檔案館里發掘出來的史實。根據這些，Dikotter先生展示了共產黨如何奪取政權及後來如何管理政權的核心是極端的暴力，而非出於道義。

內戰接近尾聲，該書講述了共產黨的軍隊是如何發動戰爭的。單單在滿洲地區，大約有50萬平民逃離共產黨的挺進，躲進長春避難。林彪圍困長春，稱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總共有16萬平民死亡，主要是被餓斃。

當毛澤東的農民士兵進入北京和上海時，城裡充滿了恐懼和放棄希望的情緒，也有相互間的困惑。城裡人盯著這些鄉巴佬，他們當中很多人從未見過什麼世面。一些士兵試圖用電燈泡來點香煙；其他人在廁所的便盆里洗米，當他們發現拉下鏈子后大米就消失了，這讓他們很難過。

在經過編排的勝利遊行后，共產黨開始了它的暴力。首當其衝的是這個國家的「地主們」。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們不希望在民眾和黨之間存在任何東西，他們要粉碎農村人與地方領導者之間的關係。「土地改革」意味著推翻一個邪惡的階級。

尤其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戰爭，在中國農村，很多都不對勁了，但並不存在共產黨人所攻擊的那個「地主階級」。大多數中國人是小地主，財富都差不多。因為只有肥沃的土地可以租出去，租戶不比地主窮多少。在南方種植水稻的租戶比在北方貧瘠的平原上的地主過得富庶。

儘管如此，如Dikotter先生展示的，工作組進行了煽動，號召沒完沒了地開會，把村民分成從蘇聯學來的五種人為製造的階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最後兩個階級的成員可以繼承從富人那裡沒收來的土地，並被敦促「化苦難為仇恨」。舊怨被挖出來了，貪婪起到了有力的作用。有的時候，整個村莊的人勇敢地站起來支持那些被指控是地主的人。大多數情況下，隨著工作組的灌輸，中國緊密的農村社區解體了。

那位共產主義「暴力天才」要把更多的人牽連進來。地主在村法庭前受審后，被毆打和槍斃，他們的土地和財產被人群瓜分。這成為去尋找新的受害者的一個誘因，其中許多人被活活燒死或活埋。但受害者越多，悲痛欲絕的家屬們害怕被報復的恐懼就越大。於是殺戮在繼續。孩童也未能倖免。到1952年年底，已有200萬中國人被殺害。

與此同時，共產黨還對那些被視為反革命、國民黨人或外國間諜的人發動了恐怖鎮壓，有的只有8歲。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用卡車運到刑場。縱觀這些狂歡式的暴力，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們冷靜地定下了配額：每1000名中國人中死4個人是恰當的。在今天被認為具有開放思想的鄧小平管轄下的3個省，至1951年11月，處決了15萬人。總的死亡人數將永遠是未知數。但在1952年底，薄一波讚許地說處決了200萬人。

毛澤東承認，不可能殺掉每一個人。於是一個巨大的古拉格誕生了，將反革命分子、流浪漢、妓女、資本家、市場商人、外國人以及後來的知識分子都吞了進去。在「勞改營」里的人口迅速達到約200萬。一名犯人後來說，無情的灌輸無異於「是對自己身體和心理的清算」。

正如Dikotter先生所展示的，這個國家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用地主濺出來的血來賦予農民權力。但這些動亂摧殘了中國的農村。牲畜、化肥和技能都短缺。農民長期依賴的那些市場和其他聯繫被摧毀了。耕種要冒著被人罵是萬惡的地主做的事的風險，但國家要求農民上交更多的糧食作為稅收。生活加倍困苦。村民們賣兒賣女。

黨的答覆是要更快地走向公社，就是把所有的私有產業國有化。公開的反叛爆發了。一旦被平定下去，農民被編入公社，被禁止到別的地方。短短几年內，這個國家把它宣稱要「解放」的人們變成了奴隸。

到了1956年，普遍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處於低谷。此前三年，毛失去了他的導師斯大林。毛一直忠實地遵循斯大林的指令，並依靠蘇聯的援助。現在，赫魯曉夫譴責他的前任——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但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的「天才」這時發揮了作用。

隨著波蘭的動亂和匈牙利的公開起義，毛將自己定位為倡導一種更人性化的社會主義。他呼籲針對民眾對黨的普遍不滿情緒，開展「百花齊放」運動。起初批評來得很遲緩，後來如滾雪球一般，連毛澤東都震驚。但隨後毛進行了反擊。有超過50萬中國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毛本人穩穩地又回到了黨領袖的位置，他的同僚們現在才知道，毛能如何讓人們轉向針對他們。毛又做好了準備，要把這個國家帶入巨型的實驗——大躍進。Dikotter先生已在《毛澤東的大飢荒》中做了記述。他計劃寫的最後一部是有關文化大革命，為一個真正災難性的時期落幕。

（本文譯自《經濟學人》2013年9月7日刊登的書評，題為「通往奴役之路」）

原文China at the liberation，The road to serf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