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始末(3)：戒嚴之都

戒嚴和派軍隊進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進一步激化了政府與學生的對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用手提喇叭對絕食學生說：「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這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也是趙的最後一搏。在中共高層的權利鬥爭中，主張以協商對話手段解決問題的溫和派徹底失勢。

當晚，總理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宣布，首都北京從5月20日起部分實施戒嚴。

反對戒嚴

戒嚴和派軍隊進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進一步激化了政府與學生的對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他們走上街頭，向下令戒嚴的鄧小平和李鵬發出了這樣的呼聲：

「小-平-你-好！你-好-糊-塗！」

「反對暴力！打倒李鵬！」

「大兵進城，先抓李鵬！」

解放軍的形象一直是「人民的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的。解放軍與老百姓的關係一直被比喻為「魚水情」。

上一次，北京的老百姓看到軍隊荷槍實彈的開進城是在1949年。

40年前進城，軍隊遇到的是民眾的夾道歡迎。這一次，他們又來了，但在每一個進京的路口，迎接他們的卻是社會各界民眾的攔截和苦口婆心的勸說。

「你們是人民的軍隊，不是一小撮人的軍隊！」

「人民解放軍，站到人民一邊來！」

軍車被阻擋的人潮困住，車上年輕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中國的軍隊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

戒嚴部隊的一位指揮官面對電視攝像鏡頭這樣表示：

「軍隊是一個特殊的武裝團體，作為軍人來講，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是，我們是不會向人民開槍的。」

全民動員

戒嚴令，也把一場學生運動進一步的推向了全社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政府宣布戒嚴后成立。工自聯還組織了「糾察隊」，發動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軍車。

民眾幾天的晝夜圍堵似乎見了成效。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

「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由於受到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攔阻，幾天來一直沒有進入城區。」

戒嚴的軍隊被堵在了城外，城裡則到處是遊行的人流。戒嚴令成了一張廢紙。

一向令百姓畏懼的政府似乎不存在了，街上遊行的群眾高呼的口號是「召開人大，罷免李鵬」。

高層領導人沒有人出來講話，沒有人理會廣場的學生，也不再有軍警阻攔遊行，甚至連維持長安街上交通秩序的責任都由學生和市民承擔了起來。

風暴之眼

這是一個奇特的僵持階段，混亂中似乎又有秩序，喧囂中透出平靜，一種詭異的平靜。

BBC英國廣播公司當年駐北京記者麥傑斯分析說，中共高層當時正在統一思想，以便動手結束這一難堪的局面：

「宣布戒嚴之後政府有一段時間確實癱瘓了。中共高層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對於鄧小平來說，動用軍隊鎮壓示威者，很難在領導層中統一意見。鄧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使那些必要的勢力『聽話』。很明顯，最後的行動將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這一行動要有軍隊各部分的參與。因此，獲得各軍區首腦和各高層政治領導人的認可是關鍵的一步。這一『思想統一』的過程用了很長的時間，但在六四開槍鎮壓前的兩、三天，中共高層終於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

政府在做下手前的準備，學生也在爭論下一步的策略。部分學生領袖和參與運動的知識精英感到，在廣場上這樣繼續僵持下去已沒有什麼意義，應改變策略，回校進行基礎民主建設。

王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持了廣場上一次各界聯席會議后，向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宣布了會議決議：

「…為主動創造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局面，建議：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情願行動，在5月30日，戒嚴令頒布第10天，暫告一段落。」

欲罷不能

但是，王丹宣讀的決議，沒有得到廣場上另一些學生領袖和大多數學生的認同。執行戒嚴的軍隊仍然兵臨城下，政府強硬的態度使得學生領袖中的溫和派沒有市場。

當年任香港《經濟日報》政治版記者的羅一萍，從學運開始就一直在跟蹤報道。羅一萍說，她當時就感到，國際媒體的聚焦和絕食后廣場上的氣氛，已經把一些學生領袖推上了欲罷不能的境地，很容易讓激進的學生領袖佔優勢。

「眾多的媒體，包括非常著名的國際媒體，像CNN，BBC等，都派了很重的『兵』在廣場上。廣場變成了很重要的一個『舞台』，站在這個舞台上，許多學生領袖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那麼，把自己的定位越激進，在『觀眾』中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喊『撤退』，沒人理你。如果喊『我要自焚』，記者馬上擁上來」。

振作精神

撤不撤出廣場成了學運領導圈裡爭論的焦點。廣場上300多個北京和全國各地高校的自治會代表們每天都要開會爭論一番，但結果卻每天都一樣，主張堅守廣場的佔了上風。

到了5月下旬，廣場上的狀況已經越來越混亂。學生能否堅持下去已經成為問題。

當時身為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的嚴家琪深為廣場上學生的處境和這場運動的前景感到憂慮：

「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市的許多學生已經逐漸離開廣場，廣場上主要是外地進京的學生。但到五月底，外地學生也很難堅持了，因為廣場上很熱，又不能很好的休息。」

就在這個關鍵時候，一大批海外援助的到來，給堅守廣場的學生的士氣打了一計強心針。

5月27日，香港舉辦了連續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為大陸的學生運動籌集了上千萬港元的款項。很快，捐款和帳篷、通訊設備等物資就送到了廣場上。

廣場上，香港運來的五顏六色的帳篷一排排搭起來了，學生們的情緒也再一次高漲。

四君絕食

就在這時，「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做出決定：知識分子精英加入學生絕食。作為聯席會議的召集人，王丹解釋當時為什麼要做出這個決定：

「廣場上秩序太亂，需要有溫和的力量控制廣場。而廣場上誰激進誰成為主導。我們計劃用100個知識分子，四個人、四個人一批的上，逐漸的這些知識分子通過絕食這種方式佔據廣場的主導。」

現被中國政府關在監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他召集了高新、周舵，還有當時紅遍中國大江南北、人正在北京的台灣歌星侯德建，即後來被稱作的「四君子」，6月2日來到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

侯德建這樣回憶當時他們的絕食行動：

「戒嚴的軍隊可能用暴力的方式解決中國的內部矛盾。這隻會激起更多的仇恨。我們想要阻止這個暴力行為，也同時希望情緒非常激動的同學和市民們，能夠冷靜一點，才能夠理性、理智的來面對我們的問題。」

正如侯德建所說，「四君子」絕食的本意，是想讓溫和力量在廣場上佔上風、降低運動的激烈程度。

但是，一旦置身廣場，便被學生的激情所感染。「四君子」的行動與初衷相反，他們的絕食激發了學生和民眾更大的熱情，本已疲憊的廣場再次人潮湧動。

而這時，政府也下了最後決心，不惜用機槍和坦克開道，把學生趕出天安門廣場。

政府終於要動手了。

年輕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中國的軍隊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形。

戒嚴的軍隊被堵在了城外，城裡則到處是遊行的人流。戒嚴令成了一張廢紙。

「四君子」的行動與初衷相反，他們的絕食激發了學生和民眾更大的熱情，本已疲憊的廣場再次人潮湧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