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以來中國媒體的艱難掙扎

1989年5月，當中國宣布戒嚴令后，香港親共報紙《文匯報》的主編金堯如及其他最高層編輯做出了在社論處「開天窗」的決定，以示抗議。在這片空白處，簡單地印著「痛心疾首！」

今年3月29日，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出席了在香港紀念金堯如一年一度的「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會」。錢鋼的發言講述了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在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坎坷之路。以下是他的發言，題為「六四以來的中國媒體」。

朋友們：

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已有25年。當時我在北京，是《解放軍報》的一名記者。那個春天，我被捲入了事件中。

那年4月，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面臨被解職，因為該報膽敢刊登了一篇悼念胡耀邦逝世的文章。出於個人決定，我給欽本立發了一封電報以示支持。電報說「歷史的榮譽屬於你欽本立，你是中國言論自由的先驅」。

5月份學生們開始了絕食，我和一個朋友到天安門廣場去看望他們。因為這兩件事，我被免職，並在後來的清洗中被開除出軍隊。

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我就認識香港《文匯報》的主編金堯如。那時堯如開著輛舊卡車，滿北京到處轉，去採訪學生，這個讓我印象很深刻。我還敦促自己在《解放軍報》的記者團隊要向堯如學習，他是專業新聞的典範。

已經25年了。自「六四事件」后，中國的記者們又在爭取言論自由的艱難道路上走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主持人邀請我談談在過去25年中我們所走過的道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裡面有如此多的挫折，還有如此多的變化。請允許我用十分鐘來描繪歷史上這一時期的一個簡單草圖。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與爭取言論自由密切相關的有五個因素。它們是：政治權力、新聞媒體、市場經濟、信息技術和公民社會。我們可以更簡潔地稱之為：權力、媒體、市場、技術和公民。

在鄧小平時代，當時只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權力和媒體。在江澤民時代，有三個：權力、媒體和市場。而在胡錦濤時代，技術和公民也加入進來。

在經濟改革前的毛澤東時代，權力吞噬了媒體。所有報紙都一個樣，一個聲音，媒體僅僅是專制主義的工具。經濟改革后，有了一些專業性和自主觀念的回歸。在1980年代政治改革浪潮中，曾有過相應的推動新聞改革。

當時的媒體都是黨的媒體。媒體被權力所控制，但是又在尋求自己的一種自治。媒體經常被權力迫使說謊，但它們又力圖講出真相。遊戲與掙扎標誌著那個時代。

1989年春天，隨著親民主運動聚集了力量，一些記者公開喊出要言論自由。那時，中國還沒有市場經濟，雖然已開始了媒體以市場為導向的實驗，如北京的《經濟周刊》，但這些只是萌芽。同時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商業媒體，比如在街邊出售的那些小報，但我們遠遠沒有任何的媒體市場。

在鄧小平「南巡」之後的時期，對媒體而言是個短暫的蜜月期。那些巴望言論自由的媒體人立即採取了行動。這期間帶來了象《南方周末》和《財經》雜誌這些媒體的興起。權力和媒體的二維結構變成了權力-媒體-市場的三維結構。

事實上，江澤民的那句「悶聲發大財」可以用到共產黨的新聞政策中來。在此期間，政治權力與媒體和市場的關係、結盟很模糊。當然，黨要媒體老老實實，但也希望媒體能為它產生利潤。

在江澤民時代，權貴資本主義瘋狂發展。那些尋求言論自由的媒體人用市場化作武器來抵抗政治權力，而且他們發現權力和市場往往是鎖定在一起的。權力需要市場，市場畏懼權力，有時資本願意聽從權力，甚至與權力手牽手來控制和打壓媒體。

但是在江澤民時代，出現了網際網路。當然，直到胡錦濤時代，人們才真正開始感受到網際網路的力量。

當胡錦濤2002年秋天上台後，網際網路已是一個活躍的空間，主要的平台是商業性新聞門戶網站、聊天室和新聞文章后的留言部分。大約在胡錦濤第一個任期（2002至2007年）的中途出現了博客，並出現了關於「公民記者」潛在影響力的討論。

很多突發性故事是由市民首先在網上報道的（當局不允許網際網路門戶網站擁有自己的新聞團隊）。我們通常是通過網上的「人肉搜索」來曝光腐敗官員。網際網路成為了一個熱鬧的多樣化空間，在網上各種觀點都可能被放大。

大約在胡錦濤第二個任期（2007至2012年）中段，微博在網上興起。在胡任期的最後時段，出現了微信。在中國，越來越多人在使用移動網際網路——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過去，印刷報紙、製作廣播和電視節目，所需的成本很高。現在製作新聞的門檻被推得越來越低。「我的媒體」時代已經到來。現在分享圖片和視頻比以往容易得多。對於政治權力和資本，這是一場挑戰。信息技術的最終受益者是全體公民。

在胡錦濤統治的十年中，公民社會穩步發展。當然，這不歸功於領導層，而是歸功於反抗壁壘的公民們不斷的努力。民間運動和新媒體之間相遇產生的風暴雲，以不可預見的方式改變著天氣。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權力-媒體-市場-技術-公民這五維結構所帶來的變化。

信息技術已動搖了傳統媒體，如報紙和雜誌。與此同時也創造出了無數的新媒體。在媒體市場上，網際網路已佔絕對優勢。在網際網路公司中，大玩家是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象新浪和騰訊。他們的財務結構方面與黨和政府的媒體完全不同。信息技術與媒體市場之間的親密關係已成為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

對於傳統媒體，這些是艱難的時刻。一方面，他們面臨著來自新聞審查制度的嚴格控制，另一方面，他們面臨著來自新媒體激烈、無情的競爭。很多良心記者仍在傳統媒體里工作。同時，許多專業記者已從報紙和雜誌中遊離出來，為推動自由尋找新的機遇。

我們可以預期，公民和民間社會將成為進一步變革的催化劑。在爭取自身權益及公平正義當中，公民們也必須為爭取信息開放和不會因言治罪而抗爭。這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

不用說，在網際網路上你所看到的至少有一半是不真實的。在我們這個價值觀沉淪的時代，發現無良媒體和無良記者並不奇怪。

針對媒體糟糕的職業操守，最佳的平衡因素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有權要求媒體為其行為負責，及追尋真相。事實上，在中國，越來越多的記者在參與公民社會的發展進程。他們與公民一起，尋求言論自由，有經驗的記者已利用網際網路來挑戰新聞報道中的障礙。有時，他們取得進展，有時他們受到無情的審查。

在中國，負責控制輿論的官員們都清楚知道他們所面臨的挑戰。在「六四」后的25年中，市場、技術和公民已迫使政治權力改變其舊的控制系統。目前擺在他們面前最緊迫的任務是把國家資本主義的巨大資源用於利用和控制媒體市場和信息技術，壓制公民社會。他們的期望是要利用市場和技術來推進黨自身的目標，來加強黨自身的出版物、網站和媒體集團的影響力。他們掌握著在任何時候清除網上任何「聲音」的權力。在2013年下半年，隨著習近平談到「輿論鬥爭」，中國的網際網路遭遇嚴冬。微博遭受的打擊至今仍未復原。

言論自由，哪裡是出路？我想，與其用樂觀或悲觀地來談論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用行動來回答。我們應該把自己投入目前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之中。

最具決定性的變化很可能來自於市場、技術和公民的行動。2014年不是1989年。試想一下，如果那時我們有網際網路，如果那時就有Twitter、Facebook、微博和微信，如果已經存在像我們現在成熟的民間組織，那麼事情是否會不一樣？我們不屈服於猜想。但未來，是我們自己可以創造的。

在過去的25年中，通往言論自由的路一直崎嶇曲折。坦率地說，這二十五年我們沒走多遠。但我已看到了有如此多的記者和如此多的網路寫手，他們一直在努力，即使他們的博客「被和諧」，即使他們遭受虐待甚至被拘禁，他們從來沒有放棄戰鬥。他們繼續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表達他們對自由的信仰。

因此，關於實現言論自由，關於真正實現中國憲法第35條保障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最重要的問題是：今天我們可以做什麼？

謝謝大家！

（以上譯文略有刪節）

原文鏈接：The press in China since June 4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