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的遺憾——兼談國民黨因啥被推翻

首先申明，這裡所說的國民黨，不是當下馬英九們代表的國民黨「藍營」，而是被我們多年稱作的「蔣家王朝」。雖然兩黨實為一黨，但由於時空轉換，斗轉星移，滄海桑田，物是人非，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閑話少說。要推翻國民黨，是當年有人覺得國民黨不好，或者說不夠好，或者說達不到我們有些人的要求。我們希望和要求這個黨能變好，或說變得比當時要好；尤其我們希望和要求它能儘快地變好。可它好像努力了——也許沒努力，也許努力得不夠，總之它做不到，或說沒能做到。於是，我們等不及了，加之我們當時又有強大的力量，也就把它給推翻了。

按說，雖然刻意打破了一個舊東西，可如果這箇舊東西是不可或缺的話，我們自然也就只能立即再造一個類似的新東西替代。而再造的這個新東西，不用說不只是新，從功能上也一定要比被打破的那箇舊東西先進。我們不能說舊東西打破了，再造的一個新東西與舊東西的功能沒什麼區別，甚至還不如被打破的舊東西。真是那樣，還不如不打破。不然，用老百姓的話說：那不是發瘋嗎！

然而，我們都體驗到了「發瘋」的滋味。推翻了國民黨后，我們很快就做了「國民黨第二」，甚至從很多方面做的還不如國民黨好，只是我們吸取了國民黨被推翻的教訓，把一切不利於「國民黨第二」的事情都消滅在萌芽之中。這樣，就造成了我們再不好，也還是比國民黨要好的一種假象，「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我們沒有被推翻，我們也不會被推翻。

可我總覺得，一個政權像國民黨那樣，被推翻，其實並不是什麼特別丑的事，無非是說它做得不好，不合很多人的心意，人們強行甚至不惜使用各種極為奸詐的陰謀詭計外加暴力不讓它幹了。這就像一個人，沒有把事情做好，一邊的人不僅希望和要求他做好，還希望和要求他能儘快做好，而這個人呢，好像也努力了（我們很難說他沒努力，因為那樣不合邏輯），但畢竟還是沒有在人們可以忍受的時間內把人們希望和要求的事情做得合乎人們心意（這裡姑且不去考慮一些希望國民黨「變好」的人們明裡暗裡干擾、使壞），於是，人們強行把他趕走，也就是不許他幹了。這樣，他也就只有逃跑不幹了。其實，如果不是採用陰謀詭計不是採用暴力，而是正大光明用和平手段把它弄下去的話，簡直就與西方民主國家政府的更迭沒什麼本質區別。估計當年胡適始終沒有向著中共的原因，除了他天生就只喜歡「正統」而不喜歡「匪」之外，也與另一方的勝利不夠光明正大有關。

自己被推翻，當然不能說是什麼光彩的事，但也說不上有多下賤，至少比我們下面所看到甚至是親身經歷的這種情形更能理解也更能接受一點。

這種情形就是：執意趕走別人的這個人，說他之所以要趕走前面那個人，是因為他一定比前面那個人做得要好，一定符合最廣大的人們的心意，就像西方政黨推舉的那些競選者在作競選演說時一樣。可是很快人們發現，這個人做得反而還不如前面被暴力趕走的那個人做得好。於是，人們也同樣站出來說話了，並且希望和要求這個人要把前面被趕走的那個人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兌現自己的諾言。

這個人當然明白人們的意思，但他長了個心眼，尤其是由於害怕也落得前面那個人的下場，一開始就高度警惕，甚至採取了各種措施，只是這些措施都不是為了要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對付那些希望和要求他把事情做好的人。種種跡象表明，他要在別的什麼人甚至是大家有能力趕他之前就要把所有的人「鎮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嚇唬住；採取各種形式，警告所有希望和要求他把事情做好的人不要亂說亂動，否則絕沒有好果子吃，並且像「大鬍子連長」在用鍘刀鍘劉胡蘭之前先鍘了幾個其他人一樣一次次做出恐怖「示範」，比如軟禁，比如抓捕，比如判刑。這樣一來，他做得好不好，他什麼時候真能像人們希望和要求的那樣才能把事情做好，就全憑他自己說了算，也全由著他的性子來。人們對他的所作所為，只能幹瞪眼，只能袖手旁觀。

當然，之所有會這樣，關鍵還在於這個人在趕走前一個人之前、之後，已積聚了超人的力量，憑他一己之力即可控制所有人，因此大家也就休想把他像趕前一個人那樣輕易趕跑。

既如此，人們也就忍不住想問一句：難道這就是要趕跑前一個人的本意？或說，難道這就是我們要推翻國民黨的初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也太荒唐了吧！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奪取政權時對全世界說的就是要實行民主，至少比前一個人更民主，也正因為這個許諾，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才留在了大陸，很多海外的知識分子也回到了祖國。已經108歲的周有光先生不久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告訴記者，說他1946年已前往紐約為新華銀行工作，而在1949年共產黨建立新的政權前不久，他回來了。他願意回來的理由，就是「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我支持共產黨」，而他支持共產黨的理由是：「畢竟他們答應我們，要建立民主。」然而事實如何，全世界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對採訪他的媒體所言：「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

時間一晃，大半個世紀過去，今天的許博士在法庭上陳述時是這樣說的：「新公民運動倡導每個中國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我們是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順民，草民，暴民；把公民的權利當真，那些寫在《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憲法里的選舉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神聖的權利不能永遠是一張白條。」是啊，西方人民所享有的，我們有些人也都給中國人民許諾了，甚至已經成為白紙黑字。然而，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僅僅停留在白紙黑字上，時空似乎凝固了。

十幾億中國人不可能容忍一直這樣。

文章敲到這裡，本該推進鍵盤，不意在此期間讀到原北京電視台著名主持人胡紫薇的文章《對於罪惡我們無法一分為二》，其中這樣說道：「如今古拉格的囚犯區已經成為供遊人獵奇的景點，這本書（引者按：即指《古拉格：一部歷史》）所描述的那一切也許就像旅遊紀念品櫃檯里的鐮刀鎚子一樣，對於我們的生活已不構成任何現實的威脅。真的是這樣么？我們需要探究的是，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政權的勞教制度離我們到底有多遠。」於是，作者緊接著就寫道：「流放和苦役在沙俄時代古已有之，列寧斯大林等職業革命家都曾經在流放地坐牢。但是，它的發揚光大和泛體制化卻要托十月革命之賜，被索爾仁尼琴名之為『古拉格』的勞動苦役營幾乎立即成為蘇維埃制度的組成部份，以實現針對真實和指控的敵人而採取的大規模恐怖行動。」

本人完全贊同胡紫薇女士觀點。我們先前不是也有所謂渣滓洞、歌樂山等「集中營」嗎？可後來誰能想到我們也又出現了更慘無人道的夾邊溝呢？「可以說，20世紀每一次大規模的族群滅絕事件——古拉格，猶太人的滅絕行動，亞美尼亞大屠殺，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紅色高棉革命，波黑戰爭。雖各有特色，但是他們無一不是指向一個淵源：極權政治；無一不是指向一個目標：貶低、毀滅自己的一部份同類，把他們物化為為虱子、臭蟲和毒草，把他們貶低成劣等、次要或者邪惡的人，以便達到清除的目的。」（見《對於罪惡我們無法一分為二》）

看來，只要制度是相同的，目標是相同的，手段、方式相差一定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