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馬蕭：毛澤東時代的還原與反思

為了解決中共執政合法性問題所引發的焦慮，當局逐漸將中共前領袖毛澤東重新推向大陸政治的前沿陣地，利用民眾的懷舊情緒來舒緩中共的統治危機，作為中共最早締造者之一以及１９４９年以來執掌中國大陸最高權力的獨裁統治者，毛一生的功過是非再次成為中共官方和民間社會研究和熱議的話題。

２０１３年，湖南籍作家馬蕭深入到中國大陸社會的最底層，以湖南一個普通小村莊的農民作為調查目標和突破口，耗時近４個月，實地調查、採訪了數十位普通的農民，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經歷過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后的「土改」、「集體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他們當年的「出身」各異，涵蓋了中農、貧僱農、黑五類子弟，有大隊的幹部、社隊的作業組長、婦女主任以及「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當權派，等等，有通過他們的講述，還原出毛澤東時代生活在最底層的農民的真實狀況，再現了過去的那段荒唐歷史，作為對毛澤東時代的一個反思，為此，博談網記者專訪了作家馬蕭，馬蕭對博談網記者表示，「我對用鞭子強行驅趕人們進入『社會主義』的做法始終保持一種懷疑態度」，並歡迎對毛澤東時代那段歷史感興趣的朋友轉載、引用今次調查、採訪的內容。

　　　　　　　　　　　　　　　　
下面是對馬蕭的專訪：

記者：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去做這個調查？

馬蕭：我做這個調查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和我自身有關的，出於個人閱歷、知識、對於世界的洞察力的有限性的考慮，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他自身的局限性所在，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世界的全部真理，或者在任何事情上都有取之不絕的力量源泉，這樣的全知全能者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到了一定的程度上，他會逐漸地走向停頓、萎縮，當人們處於這個十字路口的時候，他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的存在景況，如果他還不想讓自已的人生走向停滯，他應當努力去開拓一條新的、更有利於自身走向未來的道路，顯然，我現在似乎正處於這樣一個人生的艱難時刻，我嘗試政治寫作已有好幾年的時間，在這段日子裡，我思考並寫作了許多同政治、同自身的存在境況有關的東西，然而，我發現，我賴以寫作的資源正在慢慢枯竭，在創作中幾乎沒有什麼特殊的靈感和想像力，坦率地講，我中斷寫作已經快有一年時間了，在這一年裡，我一方面沉浸在政治的思考之中，另一方面，我卻無法對我所思考的東西形成完整地自我表達，這種生活的悖謬令我感到十分苦惱，因此，我希望擺脫這種尷尬的、令人難過的局面，這是我把自已從沉重的政治思考中解放出來，深入到社會和生活的最底部，嘗試去發掘我自身的別的潛力，這是我作這次調查的內在動力。

另外一個原因是來自於外部的，據我的觀察，當局一直在試圖重塑毛澤東的政治形象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官方哲學，他們在這方面是不遺餘力的，看上去，本屆政府比往屆投入的精力更多一些，像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是隨處可見的，比如，今年３、４月份的時候，我因為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去訪問一位基層的黨委書記，卻在無意之中發現他的辦公室里擺設著一墩嶄新的、高約８０公分左右的毛澤東全身銅像，這是很久以來沒有出現過的事情，出於黨的政治紀律的考慮，我相信這肯定不是他個人一時興緻所致，而是來自上頭的命令，對於那些嚮往自由的人們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的消息，顯然，我們無從得知這樣的政治動作是否直接來自於當局的最高層，但它釋放出理解政治的某種東西，它至少和靠近那個權力中心的機會主義者們靈敏的政治嗅覺有關，這意味著新一屆的黨的政治局將要採取的政治態度，它是一種封閉的、貧窮的、崇尚暴力、沒有個人安全和經濟自由化的社會狀況的代名詞，從根本上來說是沒有任何出路的，令人不安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況顯然在黨內的最高層有它的存在基礎，這值得人們去警惕，在這個心理的驅動下，我希望自已能夠為此做些什麼。

記者：據我所知，在中國大陸，做這樣的社會調查是有一定政治風險的，出於自身政治安全的考慮，自今年年初以來，中國大陸當局逮捕了很多政治上的挑戰者，顯然，當局不允許政治上的反對力量出現，不論這種力量來自現行的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在您的整個採訪、調查過程中，您有沒有受到這方面的阻力，他們有沒有想辦法試圖阻止您去完成這項工作？

馬蕭：沒有，整個調查、採訪的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我想這和我的採訪對象有很大的關係，他們都是來自這個體制的最底層，同時也是秘密警察所能控制和達到的神經末梢的最末端的部分，因此他們可能還沒有反應過來；或者他們已經開始關注這件事情，正在考慮採取什麼樣的解決方案；也許他們認為像這樣的東西從根本上來說是無足輕重的，不需要去理會它；也許他們還在持一種觀望的態度，看我是否有下一步的行動計劃，並隨著情況的變化對我採取相應的措施，等等，總之，通過你們的公開發布，他們肯定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並且他們肯定不期待這樣的事情發生，至於警察如何處理，在最終結果沒有出來之前，我無知得知，因為他們對付政治上的異議人士的決策過程從來都不會向外界透露，因此，我並不敢輕率地說我目前的生活或者處境就是安全的。

順便說一說我個人方面的想法，在我們這裡，一個人如果想做自已感興趣、認為有意義的事情，那他肯定或多或少地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遭到來自當局的報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像今年以來被當局逮捕的人們當中，其中就有很多我所熟悉的朋友，比如，趙常青，他是一位意志非常堅定、充滿樂觀主義精神的知識份子，我在２００８年就認識了他，當時他在西安，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從監獄服刑完滿剛被釋放，他來北京之後我還同他一起尋找臨時安頓的住所，他今年被捕時兒子還未滿一周歲；還有王功權，他是一位熱心於公共參與的企業家，出於這個原因，他成為當局眼中的麻煩製造者，這樣的朋友還有很多，郭飛雄、許志永、劉萍，等等，我還想特別提一下劉霞的處境，作為劉曉波的妻子，她在沒有經任何合法程序和合適的理由的情況之下，被秘密警察限制了三年的人身自由，至今還未見有政治上鬆動的跡象，這是令人遺憾的，某種程度上也揭示出中國大陸目前的人權狀況是非常糟糕的。

記者：在您的調查過程中，有什麼收穫？或者有什麼新的想法，感覺跟之前的認識有什麼不一樣的方面？

馬蕭：首先，我有一種難以釋懷的情感，我對那種用鞭子，刺刀，坦克，機關槍強行驅趕人們進入「社會主義」的做法始終保持一種懷疑態度，即使他們是出於純粹的、善良的目的，這樣的作法也是違背人的意志的，與人的自由是相互抵觸的，更何況現在看來，事情已經很清楚了，他們所做的不過是為了穩定他們那個特殊的權力小集團的私利而已，理想？信仰？忠誠某種主義？或者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明天？這些東西更像是為了維持他們手中的權力而故意製造的一些障眼法，其意義僅僅在於混淆視聽，通過這樣的行動，我接觸到關於真實歷史的第一手感官資料，確證了我之前的一些模糊認知，比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在我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現實生活中其實出現過，就是從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０年代的「人民公社」時期，在那裡，資產階級和它的剝削制度被徹底消滅，所有的社會資源都由國家來統一支配，「集體主義」的抽象意識充滿了社會主義勞動者的頭腦，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在現實生活中奇迹般的消失了，他們擁有一種共同的自由——勞動和為社會主義唱讚歌的自由，這是最接近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想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的社會主義並非通往遙遠未來的一個幸福終點站，而是逝去的古老歲月里烙下的一記歷史的絕響，其結果是導向毫無意義的死亡和一個荒誕的人間悲劇，通過這些受訪者們的真實體驗，我得以撥開覆蓋在歷史重重迷霧之上的東西，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意識形態偏見、迷惑人的伎倆、花招的引誘，從某種虛無主義的幻覺狀態中擺脫出來，我相信，這會對所有人的認識有所幫助，包括現在那些正在掌握巨大權力的共產黨人。

在實際的調查過程中，給我最大的感觸是來自於我的受訪者，即使是一個最狂熱、最盲從的毛澤東主義者，比如，當年的大隊幹部、紅衛兵或者一個社隊的作業組長，在回顧他們自身往事的時候，我都能感受到一種來自良心的溫度，當然，我還有許多另外的感觸，比如，信任，這是一種同人的尊嚴有關的東西，我的受訪者們始終生活在「社會主義」的最底層，除了勞動和在適當的時候要求他們表示「忠誠」，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和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真實感受，當有人走近他們，主動傾聽他們的聲音，我強烈地意識到好像就在一塊永久的凍土層上不經意地鑿開了一個冰窟窿，他們打開塵封已久的心門，向我敞開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真實情感、個人觀點，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他們像一個真正的自由人那樣表達自已的感悟，對於我來說，這樣的場面是令人感動的，世界不再是冷漠的，它改變了其長期固守的面貌和色彩，一種具有人情味的談話氛圍在我面呈現出來，我認為它有著非凡的意義，即便這種改變很短暫、很難被人察覺，但至少可以證明這種改變是可能發生的，顯然，我並不是在故意誇大或粉飾某些東西，我的受訪者們同樣也並不是完美的、無憾的，他們在他們當年所生活的環境中也可能犯下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因而在講述他們自已的故事中會刻意隱藏、過濾掉一些東西，那些令人羞辱的記憶和不光彩的人生記錄，或者保留自已內心的某些真實想法，出於政治審查的考慮，等等，但是，我可以確信，他們並沒有撒謊的成份在內，而這種狀況只有在一種沒有恐懼感、自由的狀態下面才可能發生。

在我的整個調查過程中，我感受到一種難以用語言來描述的力量，一種與真實、人性的自由釋放和人類真正意義上的團結有關的道德力量，自由只會產生在人們的平等、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交往之中，而社會主義則精心培育了一種封閉的、隔絕的、相互猜疑和彼此敵對的社會存在狀態，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創作一部與這段歷史有關的文學作品，或者拍攝一部反映毛澤東時代農村、農民真實生活的紀錄片，我想這應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記者：謝謝您接受採訪，您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問題嗎？

馬蕭：不客氣，我想感謝你們的工作，正是由於你們的出色工作和努力，讓我們的聲音和這些來自社會主義最底層的農民的聲音能夠被外部世界聽到，在一個言論遭遇到審查制度的生活狀態之中，它有其特殊的存在意義，這是來自於社會底層的、與官方的宣傳話語完全不同的真實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