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親手埋葬了自己--再議東歐巨變

蘇共離析、蘇聯解體20多年了，圍繞戈爾巴喬夫的爭議仍未停息，有人贊他還人民以自由，有人罵他背叛共產主義。是耶非耶，飄散風中。我則不敢相信共產黨內部居然能出現這樣一個異類，數十年吸「狼奶」而仍然保持蓬勃的人性，身居「皇帝」大位卻千方百計要將權力關進籠子里。這是人嗎？在我看來，近似神了！

1985年上台時，戈爾巴喬夫接手的蘇聯共產黨，經過勃列日涅夫18年的改造已經蛻變成一個特權階層（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兩位繼任者任期較短，保持了這一現狀）。由於勃列日涅夫的權力是建立在他欣賞、提拔的親信們的「團結」和「穩定」基礎上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對這些親信極為袒護，美其名曰「保證對幹部的尊重」。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社會的貪污、腐敗和特權等問題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但縱然黨內危機凸現，當上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還是完全可以繼續勃列日涅夫的老路，享受「皇帝」般的超級特權。以當時蘇聯的綜合情況看，雖然隱患重重，但國內外形勢尚好，遠未到崩盤的時候。走老路對黨來說固然存在「擊鼓傳花」之虞，但對戈爾巴喬夫個人權勢則有益無害。

然而，戈爾巴喬夫作出了另一種選擇，走上了改革共產黨將黨推向民主軌道的新路。這條新路布滿荊棘，關卡重重，最後導致了黨的分裂和垮台，同時也將他這個總書記毀滅。

我百思難得其解，戈爾巴喬夫為何要這樣做？他成長於這個體制，得益於這個體制，與這個體制密不可分，可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況且新路的風險，已被前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的遭遇所證明。當年赫魯曉夫上台後以「放豬娃」出身的大無畏精神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矛頭直指「斯大林時代的個人崇拜」，震驚世人。時任邊疆區團委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下基層發現人們看法不一。青年和知識分子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了解斯大林大清洗情況的人們，熱烈支持赫魯曉夫。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報告中列舉的事實，絕對不接受對斯大林的評價。還有一些人並不懷疑事實的真實性，卻反感赫魯曉夫的做法：為什麼要家醜外揚？為什麼要公開討論這件事情，把人們的思想搞亂？

而在蘇共上層，大家很快明白了一點：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體制本身，就是對體制的存在構成威脅，因而也威脅到當權者的安寧。於是對斯大林的批判告一段落。二十大之後，蘇聯《真理報》轉載中國《人民日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文章中說，斯大林「體現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戰士」。隨後蘇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定》，決定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誠」。

對這一結果，當時年輕的戈爾巴喬夫是不滿意的，他很欽佩和肯定赫魯曉夫的膽略和勇氣，又覺得赫魯曉夫未能揭露斯大林後面的極權主義本質。這也許是後來他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的緣故吧！

客觀而言，我認為在斯大林去世才3年的時候，赫魯曉夫以尚未成為一號人物的身份就敢力排眾議批判斯大林，揭露其所犯罪行，後來還將斯大林遺體遷出莫斯科紅場，實在是令人不敢想象的舉動！無從了解他的內心想法，我只能說，這個黨徒身上的人性未泯並高於黨性！且不說他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來的，且不說斯大林生前在蘇共黨內有著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就說在大清洗運動中，赫魯曉夫也曾大力跟隨和支持斯大林，手上同樣沾滿了同志和同胞的鮮血。否定和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也會牽連其身。

這種「共謀」，在共產國家中普遍存在，紅色政權是用鮮血餵養長大的，同志和敵人的鮮血。大家同榮共恥，同生共滅。其他共產國家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情，赫魯曉夫做了，他打破了這一潛規則，也為他後面被趕下台埋下了伏筆。

列寧是死後交權的，斯大林亦是終身制。赫魯曉夫之後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等蘇共總書記都是如此，唯獨赫魯曉夫中途被人趕下台。那些發動政變推翻他的人心裡大致會這樣想：你敢否定斯大林，我們為何不敢否定你？

現在輪到戈爾巴喬夫上場了。我估計，他上台時也不會料到自己會是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他的確是真心想改革這個黨並採取了一些「厲害」的措施，但後來隨著局勢越來越混亂，越來越脫離他的控制，黨未能如他所願走上民主軌道，而是翻車了。

史家們在假設，如果沒有葉利欽的臨門一腳，下令停止蘇共在俄羅斯境內的一切活動，那麼蘇共還能否存活下去？

又一個問題來了：是誰使得葉利欽擁有這樣的能量呢？顯然，是戈爾巴喬夫「成就」了葉利欽，是他的「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理念和行動將葉利欽「培養」成為勢均力敵並最後超過他的對手。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是戈爾巴喬夫葬送了蘇共乃至蘇聯，也不為錯。但顯然，這並非他的初衷，他的初衷是要挽救這個黨；但顯然，正是他的初衷最後導致了這個結局。

一切要從「公開性」說起。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擊敗其他人成為新的蘇共總書記，一開始也像前任一樣將主題鎖定在「改善經濟體制和整個管理體系」上。一年之後發現改革遭遇巨大阻力。阻力不是來自外部，正是來自龐大的黨政機關，他們就像一座座攔河大壩，橫亘在改革的道路上。

「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最終也搞不下去」，當時戈爾巴喬夫就面臨這樣的困境，但在保守的同僚中難有共識，於是被迫尋求民眾支持。先是將自己視察地方時的講話直接交給電視播發，繼之接受外國媒體面對面訪談，再之就是鼓勵在報刊、電視和廣播上對蘇聯社會中的醜陋現象、不足和缺點發表批評意見。

此前在蘇聯，新聞報道是受嚴格審查和管制的。戈爾巴喬夫回憶說：從莫斯科直到最遙遠的邊疆，無論是黨報還是工會、共青團、作家協會的報紙，甚至連漁民、獵人、老戰士組織的報紙在內，不管是什麼人辦的，都是宣傳部凌駕於所有報紙之上。那時候全體編輯都相信黨的規定是正確的。每月一次或兩次在黨中央宣傳部舉行與總編們的碰頭會，有時部長會議副主席和一些部長也前來參加。會上對報刊發表的文章提出表揚或批評，指示應該寫些什麼和怎麼寫。凡有關報刊的刊期、印數、欄目等事項的任何變動，均需經黨中央書記處批准。中央委員會機關日常『追蹤』發表了些什麼文章，督導員向領導報告自己的觀察結果和評價，馴服聽話的人得到鼓勵，愛挑刺兒的人受到嚴懲。

黨的總書記親自推動的這種「公開性」猶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即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一個一個的「報道禁區」被打破，每一次的突破都會引起有關部門的強烈抵抗，但因為有總書記的撐腰，「公開性」越來越深入蘇聯社會。1988年，報刊檢查制度被廢止。

當不少以前被禁的影片和書籍得以重見天日時，戈爾巴喬夫感慨萬千：真可惜，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是的，我們這一代缺少精神營養，只准吃一份單純意識形態的可憐口糧，被剝奪了親自去比較、對照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想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機會。

「公開性」的實行，使蘇聯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他們知道了二戰前夕《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二戰期間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事件、蘇英劃分東歐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定等蘇聯官方諱莫如深的歷史事實；他們知道了蘇聯軍國主義化的真相：「原來，軍費開支所佔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16%，而是40%！軍事工業系統的產值占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個億的科研總經費中，將近200個億都用于軍事設備的研製。」

歷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評論說，重新考察蘇聯歷史猶如從一場持久的神話般的夢裡覺醒過來。對許多蘇聯人來說，事情很清楚，沒有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象蘇聯歷史那樣被篡改。

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公開性」：沒有公開性就不會有民主。必須使公開性成為不停頓地發揮效力的一種制度。中央需要公開性，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樣需要，甚至可能還更需要。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戈爾巴喬夫把「公開性」提到了更高的地位，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並說「我們需要公開性就象需要空氣一樣」。

一系列改革由於各級各層黨政幹部的阻擾而進展緩慢，戈爾巴喬夫日益看清楚蘇共不再是修修補補的問題，而是必須對其徹底改造。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吹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衝鋒號。他在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上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體制不久就發生了「嚴重變形」，從而導致斯大林的獨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體制，「我們現在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都在於這一體制」。因此，解決蘇聯問題的關鍵就是改革蘇聯的政治體制。

在這次大會上，戈爾巴喬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實質內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進而，戈爾巴喬夫提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要嚴格限制在民主程序範圍內」去爭取執政地位。

對於蘇共來說，這就是要革它的命了！遭遇的反彈和阻力將有多大，可想而知。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戈爾巴喬夫居然差點辦成了這件大事！在國際共運史上，還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像他這樣將共產黨改造得這樣徹底，堪稱奇迹！

如果實在要探究原因，我以為，這既和戈爾巴喬夫個人的價值觀和政治追求密不可分，也與蘇聯領導人的更迭方式有關。死後交班制使得新領導人接收了完全的權威，不存在「太上皇」的掣肘。更關鍵的是，戈爾巴喬夫倡導的「公開性」幫了他的大忙，使他獲得來自億萬民眾的支持，使他如同希臘神話故事裡的巨人安泰，力大無窮勢不可擋，赫魯曉夫的悲劇難以重演。

1989年春天蘇聯第一次舉行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部分差額直選。由電視和無線電現場直播，出現了助選的刊物、集會和電視辯論等新事物。通過民主選舉，20%的非黨人士獲得了勝利，引人注目的是在黨內受排擠的葉利欽和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都成功當選；而蘇共一些領導人則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落選（沒有獲得50%以上的選票）。

1989年5-6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新的最高蘇維埃，由於反對派人士的當選，新的最高蘇維埃已不再是從前的橡皮圖章，他們對總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長表示了反對意見，初步顯示了蘇聯議會的力量。戈爾巴喬夫回憶說：「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激烈辯論，在報刊、電視上，在俱樂部里，市場、公民社會、法治國家、自由選舉、政治多元化、多黨制、全人類價值、世界一體化等一系列諸如此類的觀念，已經變成了一種準則，在民意中紮下了根。」

由於「公開性」和民主化，非正式組織和團體雨後春筍般冒出，從1988年到1989年，蘇聯社會中的非正式組織從3萬個猛增到6萬個。許多非正式組織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並且開始按照政黨形式活動。

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正式廢除了憲法第六條關於「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等規定，蘇共不再具有法定的領導地位。從十九世紀起，蘇共將同其它政治組織平等行動，參加選舉，用民主手段爭取組成聯盟和共和國政府以及地方政權機關的權力。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以後，蘇聯正式宣布「結束政治壟斷」，實行多黨制。

一切似乎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構想往前順利推進。但是，凡事皆有兩面性，有利亦有弊。「公開性」和民主化同樣如此。戈爾巴喬夫從中獲得巨大支持和力量，亦同時要承受它們的副作用。「公開性」與民主化釋放並鼓勵了本已潛在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各種民族主義思潮泛濫，分離主義蔓延並不斷發生民族衝突。俄羅斯向中央要主權、鬧獨立，又大大推動了其他加盟共和國分離主義傾向的蔓延。立陶宛於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獨立，其他共和國也紛紛加以仿效，先後發表了宣布恢復或收復主權的聲明，並開始制訂實現獨立的步驟和措施。

作為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和剛當選的蘇聯第一任總統，蘇聯解體不符合戈爾巴喬夫的利益，絕非他所願意看到。他要力挽狂瀾：舉行全民公決，開啟主權聯盟國家談判的「新奧加廖沃進程」。

戈爾巴喬夫在行動，其他人也在行動。1991年8月19日，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十幾位前蘇共黨政領導組成「國家緊急委員會」發起對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反黨亡蘇陰謀」的政變行動。在他們眼裡，正是這二人聯手葬送了黨和國家。

政變雖然失敗，但重挫戈爾巴喬夫的權威，局勢朝不利於他的方向急奔，再也不肯回頭。

8•19事件后，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於8月23日簽署「關於暫停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活動的命令」。8月24日，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國共產黨和地方黨組織的命運由它們自己決定」。同日，他還發布命令，停止各政黨和政治運動在蘇聯武裝力量、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護法機關、鐵道部隊、其他軍事單位和國家機關中的活動。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此境之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被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布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1991年12月8日，葉利欽夥同烏克蘭、白俄羅斯等三國領導人背著戈爾巴喬夫在白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會晤，共同簽署了由三個國家組成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其中宣稱，「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一個主體和一種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復存在」，蘇聯的法律和一切準則在三國已不再適用。這三個斯拉夫國家的總人口、總面積和經濟實力在聯盟中占絕對優勢。三國的決定使戈爾巴喬夫簽訂新聯盟條約的努力化為泡影。

大勢已去，無可挽回。1991年12月25日，蘇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正式宣布辭職。當日19時38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69周年即將來臨之際，克里姆林宮頂上空飄揚的蘇聯鐮刀和鎚子國旗徐徐下降；19時45分，一面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宮。從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歷史宣告終結。

從1985年至1991年，7年時間裡，戈爾巴喬夫嘔心瀝血進行的改革工作，換來的竟是「亡黨亡國」的結局。亡黨不一定讓戈爾巴喬夫傷心，但蘇聯解體始終是他心頭的痛。不過在這短短的7年時間裡，由於他的對內對外新思維，東西德和平統一，冷戰結束，他也由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世界因為他而朝好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亡黨亡國的附帶品是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近似「皇帝般的權力」，淪為一介平民。但這是他主動選擇的，是他親手埋葬了自己。不過誰又能否認，這種「與子偕亡」不是一種偉大的重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