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多少別墅？

在當今中國宣傳領域，毛澤東仍是全國人民生活簡樸的學習榜樣。這個榜樣的實例，分別是他的樸素的衣服，簡單的一日三餐，稿費的分發，以及死後的所有財產等。說實話，這些確實是當今中國的貪官們應該學習的。但人所不知的是：毛澤東在全國的別墅眾多，是專為他提供出外休息的住所。以當年的物質條件標準，內外裝修全是一流的。因此，在國家並不富裕、人民生活極端窮苦之時，這些別墅可謂是最高級別的奢侈品。最為重要的是：各地官員在為毛修建別墅時，毛是首肯的，並沒有提出反對意見，而且還確實在一些別墅中生活過一段時間。如果他反對，誰敢這樣做呢？如果我們按當年的生活標準與物價，這些別墅加起來的價值，怕當代中國能利用公款辦私事的人誰也辦不到。有人說：這些別墅不是毛的私人財產，因此不能視為毛的生活腐化。這就更有錯了，因為他是利用國家財產來為自己服務，而不是為百姓服務的。與當今官員們利用公款吃喝、出國旅行、玩夜總會相比，這些不動產算是大巫了。有一位官員拍著自己的大肚子說：「這裡面裝了500萬元的名酒。」別看他沒有表面上的貪污。

在全國所謂的「三年災害」剛剛餓死了幾千萬人之後的1962年，就有當地官員在北戴河為毛澤東專修了新的別墅，把原來的別墅讓給江青專用了。幾乎與此同時，在緊挨老人家故宅湖南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廳、卧室、辦公室、運動室、游泳池、防原子彈洞等應有盡有的豪華別墅。另外，此前此後，北京、上海、杭州、武漢、廣州、南寧、成都、鄭州、長沙、南昌、濟南、大連、青島、廬山等地，也都有他的別墅；有的一地還不止一座別墅。在太原，毛雖未及垂青，但當地官員也為他修了「迎澤賓館」、「迎澤公園」、「迎澤大街」和「迎澤大橋」，隨時準備他巡幸、並迎接他的恩澤。在人煙稀少、經濟落後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給他砌了別墅。昆明別墅的圖樣也設計好了，派專人送請毛過目是否合適，他認為設計得很好，那又是個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因海拔較高，沒有去，這才為多災多難的骨肉同胞省下一大筆銀兩。

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田家英奉命帶了一些人去湖南農村調查人民公社的生產和「共產主義大食堂」等生活情況。他首先看到了幾乎與滴水洞別墅同時落成的省委賓館大樓，十分驚訝。他避開省里的陪同者在調查組的同志們面前撇撇嘴悄聲說：「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麼、住的是什麼，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愛享受了！」此後就有人說：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帝王或總統、國家元首，都沒有毛澤東的「行宮」、別墅多。

所有這些「行宮」和別墅，都像毛澤東垂青任何地方或家庭時接觸的桌椅板凳、茶杯茶壺等物一樣，都被當作聖物一樣珍護。每個別墅都有成連成排的武裝部隊日夜守護，所有的管理人員、廚師、服務員都原封不動，所有的房屋與設施每天都打掃整理得一塵不染，隨時準備著「偉大領袖」突然幸臨。即便毛已仙逝，這些「行宮」和別墅有的還被當作歷史文物保留著。這又無形地耗費著國家的一筆巨額財產。

外國元首光顧較多的杭州劉庄別墅（現稱「西湖國賓館」）一直維護得相當好。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元帥說：他看過很多國家元首的行宮別墅，其豪華龐大、設備周全、環境優美，都比不上劉庄別墅。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住進這座別墅留戀忘返，陪同人員經過請示只得臨時為其改變行程，讓其夫婦在那兒多享受了一天。

「偉大領袖」和夫人江青如何也無須多費筆墨，只要看看近年《百年潮》雜誌刊發的當年奉命給江青當秘書的楊銀懷寫的《我給江青當秘書》就一清二楚了。其中單是《江青的『女皇』生活》一章，就活脫脫再現了這位「女皇」比慈禧太后還太后。其實，在那些權力暴發戶眼裡，「鬥私批修」，都是懵人的！只要嘴頭兒上「突出政治」，「誓死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即便是男盜女娼，也是「生活小節」，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不僅有「林副統帥」的「小節無害論」作護身符，更早有「偉大領袖」的一席話作後盾——1957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幹部會議上提到一些黨員幹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傾向時說：「這些同志，你說他有沒有道理？我看也是相當有道理。民主黨派有什麼資格監督共產黨？究竟江山是誰打下來的呀！所以聽他們的話是有不少道理的。」雖然後來出《毛選》五卷時把這段話刪去了，但「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們卻代代相傳地銘記不忘，並且想方設法地維護他們的個人權威與既得利益，堅決不允許他人「說三道四」。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不得不發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在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然而，想根治這個病，很難。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甚至在全面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仍不斷發表這樣一些文章、評論和讀者來信：《大吃大喝可恥，艱苦奮鬥光榮——記黑龍江省集賢縣委堅決抵制大吃大喝風》（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通訊）、《大吃大喝可恥，艱苦奮鬥光榮》（1977年11月7日人民日報專欄大標題），《對『溜派』、『風派』、『震派』人物提出批判與忠告》（1978年1月27日解放軍報讀者來信），《堅決反對搞特權》（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改造社會風氣是全黨的任務》（1979年6月8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等等。可見腐敗風之深重！

與此相對照，則是大批農民失所流離，到處乞討。即使在得天獨厚的首都北京城，也都隨時可見這些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幼。這正如左拉在其《饕餮的巴黎》中所描述的那樣：一邊是荒淫無恥，揮霍無度；一邊是饑寒交迫，身無分文！從不顧國情地強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直到孤注一擲的「文化大革命」，全國農村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困頓？據在新華社搞了多年農村報道後去《瞭望》周刊當了副總編輯、總編輯的陳大斌在其近著《飢餓引發的變革》一書中（19頁－20頁）說：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指土改後到公社化前的那些年，農民們說那是他們的黃金歲月、太平盛世）的約佔三分之二，具體地說，就是有五億三千萬農民不如二十年前。再往深一層說，公社化二十年使三分之二的中國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抗日戰爭前的三十年代（指1936年，農民吃糧水平並沒有當時的統計資料，是根據當時全國糧食總產和人口總數計算出來的）！

再看看農民的現金收入：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一億一千二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一角一分錢，有一億九千萬人每天掙到一角三分，有二億七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一角四分。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六分錢。所以有些農民哀嘆：「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干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幣，於是嘆道：「這一彎腰比干一晌活掙的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