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殘忍與弱智，是如何煉成的？

1951年11月30日，中國大陸執政黨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發動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隨即，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

思想改造運動採用強制學習、坦白、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等手段，重演中國大陸執政黨延安整風運動，至1952年9月，中國大陸執政黨對全國90%左右的高等學校教職員和70%左右的中等學校教職員完成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學者表示，思想改造運動是以集中過關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對知識分子思想進行強制改造，並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相結合的一場完全的政治運動。中國大陸執政黨思想改造運動讓中國知識分子子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逐步磨滅知識分子的個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成了為執政黨政治服務的工具。從此以後，「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最集中體現在1940年代他在延安的兩次講話中。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中說：「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分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評價知識分子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幹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幹凈，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了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7年底，毛澤東籌劃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時，他極為關切民主黨派在中國未來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問題，因為中國的民主黨派大體上是知識分子群體。為此他特向斯大林發出一份絕密電報，對斯大林陳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我們對這種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時利用他們為革命服務。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47條中就已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

學者謝泳表示，從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中可以看出，他對知識分子是沒有好感的。在毛澤東眼裡，知識分子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他從沒有把他們看成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體。謝泳認為，這個評價，不僅是毛澤東個人，也可以從中共的體制化行為中看得很清楚。毛澤東及中共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後來的命運。「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個早晚、一個以什麼樣方式來完成的問題，改造是必然的。」

作為政治運動的「思想改造」的出現，與兩個人有直接關係，一個是馬寅初，另一個是周恩來。「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可以從1951年9月3日算起。這一天，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和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談話，聽他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恩來8月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並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

當時北大校長馬寅初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信中提到的「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馬寅初的信最後轉給了毛澤東。1951年9月11日，毛澤東在馬寅初給周恩來的那封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了一個報告，這就是有名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以後，全國各地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全國幾乎所有有名的知識分子都開始以接受記者採訪、單獨發表檢討文章，表示自己要和過去化清界線。

1951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說：「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說：「學校是培植幹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機關。黨和人民政府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因此，必須立即開始準備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於一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養幹部和積極分子，並在這些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即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12月9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思想改造是知識分子對人民祖國的責任》。社論中說：「這是思想領域中的階級鬥爭，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須經過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輕鬆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長期的，這是說，從一個階級的觀念形態的轉變，不是幾次會議，一個運動所能全部解決的，必須經過長期鬥爭的磨練。」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各地須做高、中、初等學校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綜合報告的通知》，稱「今年秋季開學以前，在全國90%左右的高等學校教職員和70%左右的中等學校教職員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至此，中國大陸執政黨在建政初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結束。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好院系調整工作，有效地培養國家建設班幹部》。文章說：「今天的院系調整工作，是在學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師的思想改造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和今年經過『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以後，各校教師進一步肅清了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加強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樣，就有條件與可能把院系調整工作做好了。」到1952年秋，華北、東北、華東的高校基本完成了預定的院系調整和設置專業的任務。

1949年後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可以從1940年代初的延安整風中找到源頭，無論是運動的指導思想，還是組織方式以及具體的工作作風。1952年在中國大陸執政黨政權當中，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完全是延安知識分子，特別是當年延安馬列學院的知識分子，如胡喬木、周揚、李維漢、艾思奇、范文瀾以及地位在他們以下的于光遠、胡繩、鄧力群等。由於他們當年都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審幹部運動，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把當年延安整風和審干那一套東西，用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作者唐勃在《中共與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中國大陸執政黨對知識分子改造的三個目標：（1）革除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通過「思想改造運動」，徹底根除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也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絕對平等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以及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學術和倫理思想，從根本上清除中共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讓知識分子為中國大陸執政黨政權服務。（2）打擊知識分子的不滿：思想改造有一個基本思路就是，不僅要徹底消滅一切階級異已，為社會主義革命鋪平道路，而且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迴曲折的欺騙手段，要使整個社會全部納入計劃經濟的體系。由於知識分子對此種措施至為不滿，所以要用思想改造來對待知識分子，迫使知識分子成為馴服聽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識到教師和教育工作人員都改變了過去的想法，以求達到整個社會思想領域的根本變革，利用知識分子的科學技術和專業知識，來從事經濟、文化教育各項建設。

思想改造通常要經歷如下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基本上是從延安整風中照搬過來的。一是學習；用政治學習、理論學習為名，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二是坦白；以會議上發言、寫作自傳或學習心得報告等方式，要知識分子檢查思想上非無產階級的存在成分，揭開思想反動的一面，從而強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並表明誠心誠意地接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評議之名，開展公開鬥爭，要知識分子先作自我批評，再由群眾來批評（如學生控訴老師、兒女控訴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鄰居等控訴），鼓勵掀起鬥爭高潮，以進行反覆的鬥爭，從而運用操縱群眾的方式，決定其是否進步與能否過關。四是改造；逼迫知識分子參加「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企圖徹底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如組織他們參加「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總結；要知識分子將自己學習、改造的過程，作出總結報告，把思想上的黑點和黑線肅清，搞清楚為誰服務的問題。如發現覺悟程度不夠，還需要再進行改造，強迫補課學習。

學者黃平在《有目的之行動與未預期之後果——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經歷探源》一文中說，思想改造運動第一階段是了解新式話語規則的階段，從著名學者到普通教師，都參加到了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的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分子開始被灌輸一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分子根據所學文件和著作去發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髒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進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最後一個階段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評批判階段，知識分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評批判文字並在不同規模的場合宣讀或發表，以求完成「洗澡」。

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在學校里進行，方式也是編小組，在小組裡個人檢討，別人批評。有重點的對象便到大會上作檢討，群眾再批評提意見。作思想檢討的人，就是把一生歷史活動報告出來，那種活動是什麼思想，並且為什麼有那種思想。思想改造不是一檢討批評就算了事。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所以有些教授雖然做了八九次檢討，以致痛哭流涕，還是過不了關。如果涉及政治問題，那就走到鎮反或其它帶有鎮壓性的運動範圍，這個人就有被逮捕法辦，或勞動改造的可能。

1950年代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朝鮮戰爭、隨後進行的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重疊的，所以顯得非常恐怖。土改運動鬥爭了地主。鎮壓反革命運動鬥爭了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的人。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關係和影響。三反五反鬥爭了工商界。這些運動都進行得極為激烈。

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詞句的偽裝下，參預這個運動的人面對著不可抵抗的暴力鎮壓。在知識分子心中，如果過不了思想改造的關，不僅自己吃飯的問題嚴重到不堪設想，而且性命隨時不保。在當時的社會裡，以出賣知識吃飯的知識分子，只能通過思想改造的恐怖蹂躪，才得以苟活。各種各樣的措施造成了強烈的心理壓力，其中包括強迫在小組中坦白和有數萬人參加的公審（並向幾百萬人廣播）。這也導致大批人自殺。從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分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評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體制知識分子之手。體制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發表的，主要是代表權威闡釋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例如胡喬木、周揚、艾思奇、郭沫若、范文瀾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諸如《學習》雜誌之類的報刊上發表了署名文章，論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則基本上是以著名社會賢達或民主黨派領袖的身份呼籲知識分子響應號召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去，這可以從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李濟深、鄧初民、譚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來。

真正作為改造對像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舊式的非體制知識分子；馮友蘭、梁漱溟、金岳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等。這些非體制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對自己或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從事的工作的檢討。例如「批判過去協和的一切」，「否定過去」，「從頭學起」，「肅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教育思想」，「檢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剝削思想」，「斬斷與舊協和的一切聯繫」，「進步包袱是思想的敵人」，「名譽地位給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傳」，「批判我的反動買辦思想」等等。

清華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兩個特殊的例子，一個是鬥爭華羅庚，一個是鬥爭潘光旦。華羅庚是國際聞名的數學家；從美國回來投奔祖國，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運動，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儘其所有交代清楚。但最後因為華羅庚還保留著原有的出國護照，未加焚毀，由此引起了對他的無窮的鬥爭，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為「留後路」的打算。華羅庚簡直成了「罪人」，在鬥爭會上有口難辨，他看見了這個無情無理不問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災難是無窮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還有什麼意義，於是進行了自殺。后被發現得早，保住了生命。因為華羅庚是民盟盟員，他的檢討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舉行，才算過了關。清華大學另一個鬥爭的對象潘光旦是全國有名的社會學學者，為人老實厚道，為民主運動奮鬥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務委員的職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他的檢討大體上是坦白、老實的，而且他的歷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麼隱藏；但卻被認為有「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還有隱藏的思想。這一追查，越檢討，越搞不清，潘光旦前後作了八次檢討，被鬥爭的痛哭流涕，最後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檢討之後過的關。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1951年7月9日日記中說：「此次學習，可怕者三：天正熱，不堪炎熱，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連不得安眠，二也。開會太多，無寫作自我批判之時間，三也。」在1952年7月13日日記中說：「思想改造，一定要寫文章，說過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於我真是一難題，以向日予自覺是一不做壞事的人也。」1952年9月12日日記中說：「予失眠自作檢討書起，至今亦月余矣。學習中終日開會，無寫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間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發愈劇，至近日而非服藥兩三次不可，『腦息定』至不生作用。」

學者劉青峰在《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淪喪》一文中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主要來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氣來源於內心；二是道德勇氣來源於文化知識，三是道德勇氣來源於對外在規範的熱忱。而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從上述三方面對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進行打擊。劉青峰說：「要摧垮知識分子道德勇氣最有效的辦法是，用否定傳統的道德勇氣三大來源的方法，使他們再也不能利用這些資源，於是傳統的道德勇氣就能藉助於人們下意識中存在的傳統思維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運動之所以在短短的時間內征服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正是採用了這種方式。」

學者周鯨文在《風暴十年》一書中表示，思想改造運動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不讓有超然物外之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另一面就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政權。「在大會鬥爭是嚴厲的，其瘋狂的程度，不亞於土改鬥地主，在鎮反中鎮壓反革命。通常坐在大會台下的是被鬥爭者的同事、教書先生；是群眾――自己教授的學生。他們指著鼻子罵你，說你骯髒。頑固、舊時代的走狗；你的舊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細菌，而你自己還恬不知恥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滿，看你的樣子，簡直都沒有人形。這樣的污辱對一個大學教授來說，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師們成了階下囚，學生成了審判員。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觀念被思想改造一掃而空。」

學者劉再復在《歷史角色的變形：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表示，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理性層面和社會實踐層面上，對農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種不必要的自我貶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題之後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這就使得自己進一步喪失知識分子的獨立本性，順理成章地變成革命王國的馴服臣民。他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改造，除了農民化過程之外，還有一個國有化過程。國有化是在經濟國有化的同時，要求精神文化的國有化和個體心靈的國有化。這種國有化的基本內容是通過對『個人主義』的批判，逐步磨滅知識分子的個性、個人生活空間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把他們變成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變成政治服務的工具。」

胡適給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寫序時，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檢查，他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胡適說：「許多我們的朋友公開否認北大的傳統；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我們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時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評；而且要所有群眾來批評『自我批評』。……所有這些公開否認『胡適思想』，檢討『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環境的生活中，被壓迫而這樣樣做的。我們應該基於深刻的同情，知道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所坦白的，絕不是他們心中要說的。」

學者謝泳在《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一文中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把自己的獨立性全部交了出去，從此以後，一個階層在社會上的獨特地位消失了，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文革」當中，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殘殺，不能說與思想改造運動的後果沒有關係。

就這樣，通過思想改造運動，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也百鍊成鋼，煉就了不通人性的殘忍和黨文化的弱智。所以，也就有了面對數千萬人餓死也要「高舉三面紅旗」的偉大、「畝產10萬斤稻穀」的正確以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正確。經過60年的造就，中國大陸，也就形成了一個殘忍而弱智的五毛黨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