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希特勒死於二戰前 —— 成為暴君前，他們曾是偉人

從1933年就任總理到1945年飲彈地下室，希特勒一共統治了十二年。與吾國現代史近似的是，希特勒這短短十二年也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前六年（1933-1938）和后六年（1939-1945）。用德國歷史學家哈夫訥（Sebastian Haffner）在《解讀希特勒》一書中的說法，前六年是希特勒統治的黃金時代，「取得了一系列讓其敵人與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幾乎沒有人相信他會取得的成就」，而後六年呢，就是由「錯誤」、「失策」和「罪行」等貶義片語成。

看起來，希特勒的前六年是一個「偉人」，后六年則淪為了一個我們所熟知的「惡魔」。對此，另一位德國歷史學家費斯特(JoachimFest）曾在被譽為史上最佳的《希特勒傳》中做過一個非常不講政治的大膽猜想，如果希特勒1938年底死於一次刺殺的話，那麼只有少數德國人猶豫把他稱為最偉大的國家巨匠，或是德國歷史的完成者，「那些氣勢洶洶的演講與《我的奮鬥》、反猶主義以及統一世界的方案可能作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被遺忘」。但是，費斯特很「惋惜」的表示，「后六年」讓希特勒與「偉大」失之交臂。

對於這一段充滿克制的學術語言，翻譯成「人話」就是，希特勒曾在「前六年」創造過一個「盛世」，如果希特勒死於1938年底，他的歷史地位將超越俾斯麥和腓特烈大帝，成為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和政治家。

我猜，您看到這裡應該會挺震驚，因為我也曾經這麼想過。一個歷史上最著名的獨裁者和反人類惡魔，怎麼就成為了偉大領袖，看起來，希特勒這一生的唯一悲劇在於「死得太晚」，如果早死幾年，「Heil， Hitler」就將和愷撒那句著名的「VENI VIDI VICI」一樣名垂青史了。

事實上，希特勒自己對「前六年」也是躊躇滿志。他在1939年4月28日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講中大談：「我克服了德國的混亂，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們國民經濟所有領域的生產……我成功地將那些讓我們揪心的七百萬失業者一個不剩地推入有益的生產中去……我不僅在政治上統一了，而且在軍事上武裝了德意志民族，我還試圖將那個在其448個條款中包含著對民族與人們最惡意的強姦的條約一頁一頁地撕毀」。

順帶著，希特勒還闡發了自己從底層起家的「德國夢」：「我作為在21年前我們民族中的一位無名工人與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這些」。

我們先得看看，希特勒的前六年究竟「做到了哪些」？

首先，希特勒是在民意基礎上（雖然只有三分之一），在憲政框架內完成建國大業的，「用憲政終結了憲政」，對此，你可以在技術上指出很多他的違規之處，但「無損於大節」，沒有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也沒有宮廷政變。希特勒上台之初，曾殺氣騰騰的讓衝鋒隊逮捕了不少異見分子，德國民眾甚至已經做好了大屠殺的思想準備，但事實上後來什麼也沒有發生，絕大多數被關進集中營的異見分子甚至逐漸被釋放，讓當時許多預言「這僅僅是一個開端」的希特勒反對者顏面盡失。

其次，希特勒在處理經濟危機，解決失業問題上創造了「經濟奇迹」。希特勒在上述演講中自稱解決的「七百萬失業者」屬於誇大其詞，但他在1933年上台時，的確面對著六百萬失業大軍，而他僅僅用了三年，就基本實現了充分就業。希特勒上台五年後，德國GDP增長102%，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一躍成為資本主義第二經濟強國。更奇妙的是，從大蕭條到經濟繁榮的過程中完全沒有發生任何通貨膨脹，這一點，無論是德國二戰後的經濟奇迹，還是日本戰後的復興，或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奇迹都得無地自容。更別說，希特勒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從1933-1938年就修成了三千公里，至今還像隋煬帝的大運河一樣澤被後世；希特勒於1936年舉辦了在那個時代無與倫比的奧運會，用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的說法就是：「以前任何運動會都沒有過那麼出色的組織工作，也沒有過那麼不惜工本款待，戈林、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為外國客人舉行了豪華無比的宴會」。說到這裡，需要澄清的是，雖然我們這個時代對於1936年奧運會鄙夷有加，但這也就是后見之明罷了，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柏林奧運會絕對是納粹德國的絕佳的一次世界公關。

與經濟奇迹息息相關是，希特勒用獨裁鐵腕基本消滅了「勞資衝突」，工人固然被剝奪了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權利，但資本家也被迫接受了一定程度上的「計劃經濟」，利潤率和解僱工人都受到了嚴格控制。對此，威廉•夏伊勒曾打過一個恰如其分的比方：「到1936年夏天，人們可以聽到被剝奪了工會權利的工人們對著裝著豐盛午餐的飯盒，一邊吃著一邊開玩笑說，至少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已不再有挨餓的自由」。工人們顯然是「愛戴」希特勒的，他創造了全球最早的「全民帶薪旅遊」，專門設立了一個叫作「通過快樂獲取力量」的大眾旅遊計劃，向工人們提供有補貼的假日旅遊、展覽和音樂會。據說，當時一次為期兩周的德國全境游也不過才65馬克——甚至還不到工人的一個月工資；一次持續一周的提供所有裝備的阿爾卑斯山滑雪才20多馬克，一周多的工資就可以搞定；出國到義大利兩周的全境游也不過才100多馬克。當全世界都是德國旅遊者時，經濟奇迹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希特勒打破了「凡爾賽體系」，收復了大量在一戰後失去的領土，當然，作為前提的「不流血」甚至更為重要，用希特勒在之前演講中的話來說就是「我將1919年那些被奪走的省份重新回歸帝國，我把幾百萬從我們懷抱中奪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鄉，我重新統一了有著千年歷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間，我在做到所有這些的時候，盡量不流血，不給我的民族與其他民族帶來戰爭的災難。」1935年，希特勒通過全民公決收復薩爾區；1936年，希特勒收復實際上在法國控制之下的萊茵蘭；1938年3月，吞併「祖國」奧地利，千萬別讓《音樂之聲》中奧地利上校一家的反德情緒所誤導，大多數奧地利人在當時實際上是抱著回歸「日耳曼祖國」的激動情緒來著；1938年9月，在慕尼黑會議后，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這些，基本都是在和平談判框架之下「合法」得到的領土，在「前六年」那個時代，的確可以視為「和平統一」的豐功偉績。

對於希特勒輝煌的「前六年」，「做了哪些」固然重要，但我想，與「后六年」相比，希特勒「沒做哪些」才是關鍵所在。對於希特勒的指控，最重要的有兩點——發動二戰和屠殺猶太人，而正如之前剛剛提到的，「前六年」希特勒並未發動任何戰爭，充其量是個靠威脅與陰謀為生的外交談判高手；而對於屠殺猶太人這個決定希特勒是人是魔的反人類罪行，「前六年」基本上還停留於希特勒的理論和口頭之上，尚未來得及付諸實踐。正如克勞斯．費舍爾在《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中指出的，在1939年之前，希特勒的反猶主要是兩大手段：「合法歧視」和強迫移民。在1938年底爆發「水晶之夜」特別是1939年9月二戰爆發之後，大規模屠殺才漸而啟動，1941年侵蘇之後，「種族滅絕」政策才首次作為國策而執行。

暫且不管費斯特「早死六年，希特勒就成了偉人」的說法是否有道理，我們只需要對他那本史上最佳《希特勒傳》給予充分的敬意就是了。我想說的是，將費斯特這套理論推而廣之，你會發現，其實這並不新鮮。

比費斯特早了一千多年之前，白居易就曾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放言五首》）正如白樂天所說，王莽在篡漢之前，禮賢下士，朝野歸心，曾視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選，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如果王莽在公元8年就「及時」死去，他的一生評價將仍然是「周公再世」，「一生真偽復誰知？」

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不勝枚舉，秦檜早年也是勇闖金營，當年怒斥金軍統帥的勇士，如果那時就被金軍所殺；汪精衛早點曾刺殺攝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抗戰前也曾一度是主戰派首領，如果死於30年代初……；林彪就更不用說了，如果及時的死於「9.13」之前，特別是死於「文革」鼓吹個人崇拜之前，一生的評價絕不是現在的「反革命集團首腦」，而將作為一代名將存於青史；更不用說，青史之上還會記下一位「一貫正確」的偉人。

不過，白居易在詩中還說了一種相反的情況，所謂的「周公恐懼流言日」。有些人的歷史評價，還真不能「死得太早」。如果周公在篡位流言滿天之際死掉，歷史評價一定是個「野心家」，也就沒有了後來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如果楚莊王在花天酒地，「三年不飛，三年不鳴」的即位初期就死去，他就不可能是後來的「春秋五霸」，成語字典里更是少了「一鳴驚人」。

更合適的例子是蔣經國先生。如果蔣經國先生在1987年啟動「民主化」，開放黨禁報禁之前就逝世，他的歷史評價會怎樣？我想，充其量是一個創造了經濟奇迹的「獨裁者」罷了，遠遠不會在逝世20多年後，還為當下台灣民眾所懷念。

最後還是回到希特勒。對於費斯特的「希特勒偉人說」，哈夫訥顯然有不同意見。在哈夫訥看來，當德國人1938年秋得到希特勒死訊的時候，絕大多數德國人一定會有失去他們最偉大的國家領袖的感受。但這種感受只會持續幾周，因為，他們很快會驚恐地發現，希特勒已經摧毀了整個制度，「雄才大略」的元首在時，一切還顯現不出，他一死去，民眾就會發現，整個國家既沒有接班人制度，也沒有憲法，如戈林、希姆萊這樣的許多陰謀家正在磨刀霍霍準備武裝奪權，等待德國民眾的將是天下大亂……到那時，還會有人懷念希特勒，還會有人將他視為最偉大的領袖么？

至少，希特勒倘若早死幾年，雖然成為不了偉大的政治家，也基本上會和惡魔脫敏了。

不過，我們以上的頭腦風暴應當純屬多餘，因為，在希特勒自己的心目中，「后六年」應該才是他一生心血所系，「前六年」充其量只是大時代前的「前戲」罷了，他在《我的奮鬥》中已規劃好了一切，沒有「后六年」，希特勒就無法在自己的世界中將自己定義為「偉大領袖」。前六年是「術」，后六年是「道」；前六年是手段，后六年是目標；前六年是「卧薪嘗膽」，后六年是「圖窮匕見」。「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但後者分量顯然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