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1945年9月3日，重慶。勝利日歡慶晚宴上，蔣介石親自向中共首領毛澤東敬酒，毛則高呼蔣介石萬歲。

◎寫在前面

將來獲准公布的史料一定會證明，台灣的總統李登輝在他任期的后兩年，在非常脆弱、極須所有中國人悉心呵護的兩岸政局裡，處心積慮地做了什麼。作為局外觀察者，我們只感到，在1999年，本來有著很令人鼓舞前景的兩岸關係走向，怎麼突然顯得有點蹊蹺、也有點似曾相識——與那過去並不太久（1920-1966）的兩黨間的合合分分與恩恩怨怨。正是在這樣的疑惑中，冒昧提筆為一家電台寫下一系列有關這段歷史的故事，供與我有著同樣的疑惑與擔憂的同胞對照、思索。筆者記者出身，雖然有過書寫「歷史紀實」的經歷，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準確可靠，但那敘事的方式卻是夾敘夾議「話說」式的。也就是說，在這從頭至尾覆蓋約半個世紀的敘述中，雖然沒有主觀虛構，但也沒有如學術文章般博引旁證、孤證存疑和出處註釋。

之所以斗膽將中國現代化路途上這最重要的一段以說故事的辦法匆匆講來，主要因為近年來發表的文章對我從小接受的灌輸發生極為巨大的衝擊——那套我們在膩煩透頂的同時，也無處不懷著疑慮的灌輸。當零星出現的文章終於使那積年疑慮一點點豁然開朗時，那醒悟的快樂真是無以言喻。接著忍不住想做的，就是與同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邊的朋友轉述，然後，電台的聽眾。

故事是興緻勃勃地講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來「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這裡可以懇切奉告的是，無論有多少麻煩，那史實，我敢說不會有太大出入。當然這都是對大量沒有時間翻閱學者專著和原始材料，只隨便聽聽而得出一個粗略概念的聽眾而言。願意在這一領地扎紮實實作點文章的人，這裡的「話說」只能算術開個頭，有意進一步研究的讀者可讀楊天石、楊奎松、高華、林孟熹等專門家的文章。而筆者的「話說」，也正是讀他們和大批別的親歷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結果。說對了，謝謝他們卓有成效的勞動；說的不對的地方，屬於筆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讓我們共同借瞭然「史實」而獲得「史識」，從而對如今政客們的表演多幾分「冷眼」，以撫慰無緒與無助的「焦心」。

◎◎國共紛爭的往事

在20世紀，國民黨與共產黨，作為中國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兩股主導政治勢力，你死我活地或對罵、或對打、或暗中較勁，整整鬥了七十多年——佔了這漫長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紀就要過去，兩大勢力依舊積不相能。如果僅就意識形態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罷了，但兩邊都在給外國軍火販子大送其錢，購買無疑正是針對對方的殺傷力極大的武器。

因為斗的時間太長了，中國人幾乎已經忘記問一問，這「國共」是誰呀？憑什麼我交稅供他們鬥來鬥去？他們怎麼斗和鬥成什麼結果，和我有什麼關聯？他們或打或和，我有沒有權利過問和怎麼過問？

國共並非生來就是死對頭。在推翻軍閥專制、重建民主共和國，即所謂「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還曾是並肩戰鬥、不分彼此的兄弟。就兩黨的終極目標而言，似乎也都沒有離開過中國的現代化、造福中國民眾之類。無庸諱言，「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念，近十年來已經遭到相當多的人的擯棄，但「中共」不但是中國土地上的一個客觀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來，隨著「同志」二字在社會上越來越「背時」，很多本屬於它的命根子的東西，如階級與階級鬥爭；禁絕私有財產與資本；不準僱工「剝削」等，也已經快要成為歷史遺跡。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共還有什麼好鬥的呢？或者換句話說，還有什麼談不攏的呢？

現在國共新的一輪會談又已經開始：平平和和地開了場，正緩緩地向縱深和高潮推進。在「非我族類」的老外、或相當一批不諳世故的年輕一代看來，他們又碰杯又聽戲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與F—16都不是買到家裡供著好看的。

十幾年前，當台灣《自立晚報》記者第一次到大陸採訪時，海峽兩邊的同行相互間諄諄告誡的，是「萬不可使兩岸民眾的平安幸福，變成政客爭鬥的籌碼」——更況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時，永遠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國人來調停的中國也失去了大國的威儀與底蘊。不必說年年有貧民與災民等待國際救援，就說數十萬有幸到世界各處走走住住的幸運兒，還有誰拿得出不說漢唐、哪怕明代中國人面對「蠻夷」時那樣的尊嚴、那樣的氣概？

在未來的世紀里，中國的這兩大勢力——它們目前還對平民百姓的生存禍福起著主導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勢態，甩脫沉重歷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於「繼承毛主席或蔣總統的遺志」之類，開拓出一個具有新思路、新視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並不僅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國共」究竟怎麼回事，明了他們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爭鬥的原委，明了這爭鬥裡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無謂的可避免與可調和的糾紛；以及，在哪些關鍵時刻，由於什麼樣的失誤，使中國人喪失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又在哪些歷史關頭，發生了什麼樣的力量上、甚至情緒上的失衡，使得本來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轉直下又落到令國人百姓膽戰心驚、萬念俱灰的境地……。

國共紛爭的故事已經過了好幾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發黃的案卷，聽聽當年密藏著不可對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後兩黨會談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橫眉對罵里，早已將政客們的行止瞭然於胸聽眾朋友會說，瞧瞧，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樣么？

01、毛澤東的自由觀

據報載，毛澤東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國《新聞周刊》列為本世紀具有最大影響的兩名中國人。這實在非常有趣。因為，如果不問所謂「豐功偉績」，只就內心所崇奉的政治與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權等等而言，這兩位所代表的，恰成兩端——以強權剝奪個體的尊嚴和自由；或者，為保有內心的尊嚴與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澤東對中國的大影響，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國人會承認——當然不會是「大救星」、「締造者」等等。那麼，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某些至關重要的內心理念，一旦掌了權，會不會在具體決策上發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說，毛澤東到底是怎麼看待自由？非常幸運的是，他年輕時和一個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對話留了下來。1921年的中國，「共產主義」並不如後來那樣，成了寫進法令章程、並不時掛在穿著藍制服的億萬中國人嘴邊的八股。那時候，「共產主義」還是一種紙面上的美麗述說。當時，毛澤東有一個好朋友，即與他聯手創辦「新民學會」的蕭瑜。毛勸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並通過革命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蕭瑜當時對俄國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間於是有了一場爭辯——

蕭認為，革命如一輛兩個輪子的車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輪子，車子就會倒下並且寸步難移。這兩個輪子就是自由與共產主義。蕭瑜說他「反對資本主義，並且完全同意共產主義的原則；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產主義的統治，這輛車就失去自由之輪」；當時尚不滿三十歲的毛認為靠「提倡自由而達成理想」無非痴人說夢，他說，即使只有一隻輪子，只要有足夠的力，照樣能使革命的車子向前：「這種維持一個輪子的力，正是政治鬥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這種力量，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實力就是不斷地保持這種力量。」蕭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最應珍惜的，是「經過幾百年的鬥爭流血，中國人所獲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認為「如此辛勤得來的寶貝東西，必須加以悉心守衛。」毛反駁他說，「實行共產主義，並不是說人民就沒有自由啦。」但蕭當時好象就預見到了1949年之後的「毛澤東時代」，他說：「自由有好多種。人類所嚮往的自由與豬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豬也有自由，只限於豬欄之內，直到被宰殺。共產主義國家所給予人民的自由，只是豬的自由。」毛當即舉出「法」這一利器。他爭辯說：「群眾必須受法律控制，每一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必須自我犧牲以成全國家利益。」

我們可以看到，就在他不過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時候，「法」在他的心目中，並不是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約，已經定型為「上而治人者」的「籠頭與鞭子」。蕭瑜反對他的這一見解，雖然他那時不可能預見到「解放戰爭」、大躍進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據原理，對沒有限制的權力作出了解釋：「國家的權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個人只是蒼蠅或螞蟻。如果國家命令某些人去殺死國內的另一些人，他們必須照辦。如果國家要人民吃少一點，人民就必須吃少點。如果國家要人民死，就死。與國家相比，個人就根本不成為東西。」毛認為國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爭辯說，「共產主義國家必須實行一種新民主。」蕭當時不可能想象出這「新民主」就是後來毛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國為例：「以俄國的共產主義來說，與其說是新民主，不如說是新極權更為恰當！今天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比中國歷代最暴虐的皇帝還不如。」毛爭辯道：「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問題，而是身為領袖者是否有魄力的問題。」接著抒發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領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就不可能推行他們的計劃。領袖的權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計劃實現。為了改革國家，有一些人必須犧牲。」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他後來確實就是這麼作的，不必說政治對手和底層百姓，就連他的戰友們，也一個個給犧牲掉了。蕭說：「我不同意犧牲某一部分人以幫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則。更不同意犧牲每一個人以使未來的世代獲得一種虛無飄渺的遠景。」毛反駁說：「如果我們斤斤計較這些小事情，社會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會實現的！」蕭說：「如果我們能在一千年內進入理想的社會，就應該心滿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則說：「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達到目的。」

三十年之後，他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但給中國百姓帶來的又是什麼呢？

02、老漁洋里2號——從根上就不正

論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澤東、張國燾、陳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開的那次「全國一大」作為共產黨的初創。似乎是，一批先進的、覺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綱領章程，選出了自己的總書記。

要真是這樣倒好了。

中國這株千年老樹不是抽不出枝椏，但自由、人權、民主等絢爛之花，起碼自那時以來，不過是從外邊摘下，擺在那裡或讚嘆不已、或評頭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一大」，應該說，聚到一起的青年，還沒有像它已經奪得全國政權、特別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樣，明著暗著、或多或少出於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時，中共目前最要命的問題，比如政黨與國家的關係、執政黨與它治下的百姓的關係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歲的中共，剛剛召開了它的十五大。每次會議，包括萬分緊急的「八七會議」，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這不過是做給外人和普通黨員看的。實際上，次次代表大會，在正式宣布開會的那一刻，所有棘手問題早已經在下邊爭論完畢；種種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經作出；連「即將選出」的人都已經坐在了主席台適當的地方。比如共產黨歷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籌備」了好些年頭，直到毛澤東認為他有了足夠把握絕對控制一切的時候。

那麼「一大」是由誰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來，學者們一直在探討，清末民初以來，好好的一場思想啟蒙，也就是常說的「五•四」運動，怎麼剛剛開了一個頭，教育普及、產業開發都還處於極其艱難的開創階段，一個不僅紀律嚴苛、思想統一，還以階級鬥爭為號召的黨就建起來了。這個中國千年宗法社會全套家當的承接者宣稱信奉共產主義、以馬列為師，算是站到了當時潮頭之上。但組建共產黨究竟為什麼？若說為了中國最為迫切的均貧富和現代化，換句話說，為促進社會安定繁榮、培育社會成員的自由精神與獨立意志等等，考察共產黨的宗旨和後來的作為，似乎一條條都與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馳，怎麼回事呢？

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再往前從根子上作點探究。

「一大」召開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說法，已經有若干個「共產主義小組」分別在北方和南方活動，鼓動者是當時具有相當威望的學者李大釗和陳獨秀。一直處於中央集權與儒家思想雙重桎梏下的中國究竟要什麼，李陳二位不會一無所知；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起了作用，使他們脫出了當時相當活躍的思想學術界，作出成立中國共產黨這一偏狹激烈、卻看來「能成大事」的抉擇？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一次不大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發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漁洋里2號聚會。

「五四」運動之後，遭到逮捕又被保釋出獄的陳獨秀，於1920年2月間避難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漁洋里2號的公館里。常常去那裡談天的，是當時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後來的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而後脫黨又慘遭軍閥殺害的李漢俊；正在上海編輯著當時中國最活躍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張東蓀；還有後來在「新中國」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為當漢奸而被處決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墳、至今仍是謎一樣的「大少爺」沈玄盧等。這一批後來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漁洋里，正如中國任何時代（當然不包括中共統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不過在熱切地討論問題：有爭論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論。

就在這時，俄國人維金斯基夫婦到來了。

他是拿了李大釗的介紹信去見陳獨秀的，名義是蘇聯《生活報》記者。他先是觀察大家，而後介入討論，提出關於整合三大報(《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等等設想。當時沒有人特別注意，只是後來回想起來才弄清楚的是：這名蘇共黨員一直在作無形引導，並逐漸把「自己」的意見談了出來。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新思潮，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遂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作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卻一點都沒有。這樣是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的。他的結論是：必須組黨，具體說，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想法一出，大家幾乎一致贊同。後來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當時很激動，說干就干，立即幫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他的這一態度事後被孫中山罵了一頓，戴只好表示以後「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贊助，現在暫時退出」。）《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是當時唯一一名堅決反對者。這位後來先是成了毛澤東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階下囚的哲學家堅持認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學術研究；他反對組黨，更反對在工業落後的中國實行階級鬥爭。這種「消極撤火」的態度在當時的那個場合無疑於背叛，當然沒人理他。老漁洋里2號這一聚談場所從此讓給了堅定分子，後來乾脆轉租給共產國際遠東部——這時大家才弄清維金斯基的真實身份：他是攜帶著第三國際的命令和經費，到中國來組建支部的。

這次聚會之後，《共產黨》月刊開始秘密發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成立，毛澤東等摸索改造舊中國的青年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中國共產黨，從根上就不正，恐怕難於諱言吧。

03、兩個主義

已經離任的最後一屆港督彭定康說到亞洲危機與中國改革的關係時，有一番精彩論述。他認為，中國如果再不進行政治改革、讓民眾有機會「透透氣」的話，經濟改革已經很難再上一個台階。他說：「我就不信列寧主義與資本主義能那麼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聽到這話，我們會聯想到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之後一片肅殺中，為挽救他瀕危的改革，說的另外一句與肥彭的意見相反的話。他說：「只要維持經濟增長，管它姓『資』還是姓『社』。」（後來又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這兩句話，1992年之後，一片片農田被開發商「圈」起；一座座豪華大廈拔地而起；鄧家的和別家的共產黨員們也都不失時機地富了起來……，終於到了今天——貧富懸殊、環境破壞、貪贓橫行、道德淪喪。它們姓「資」還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義與信仰本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與一個社區的——這是人類自共同生存、相互影響與相互制約以來，最主要的經驗與教訓。這並存是有條件的，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由主義精神：它不僅是一切制度與規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與遵守這些制度規章的人們的生活態度。於是我們知道，原來老鄧的「先富起來」和「姓『資』姓『社』」裡邊少了東西：他的「資」是只有由社會主義權力轉化出來的資本，而沒有監督資本發生、維持資本運作的自由與法制精神。也正是在這裡，肥彭給出了他否定的結論。

這又使我們想到了1924—27年間，理想與信念不同的國共兩黨的合與分——它們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利用對方、壯大自己（這無可非議）；但在它們決定分的時候，缺乏現代社會與現代政黨意識、一味置對方於死地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了。

孫中山去世不久，一批從一開始就與共產主義積不相能、被史家稱為國民黨中「極右派」的人，曾繼「彈劾共產黨」之後，再提出召開會議，由多數決議，將共產黨清除出去。無論他們如何事先密謀、如何「總理屍骨未寒」就動起手來，其做法平心而論都沒有什麼不正當；甚至可以說，雖然脫胎於同一個中國社會，卻比較懂得，共存於世的兩黨，無論合作還是競爭，包括最後破裂，都要有規矩。可惜當時共產黨和國際代表運用計謀，使「費厄潑賴」(fairplay，魯迅譯詞)會議沒有開成——光明正大地解決紛爭遂成泡影。

接著，戴季陶開始發表被說成是「總理去世之後跳出來從理論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等在今天看來，固然算不上什麼著作，但他「有話公開說」的做法是光明的。共產黨在當時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寶「打倒土豪劣紳」論證為「三民主義」的組成部分，並為兩黨所採納，也能服人，包括令後人欽佩——可惜未見嚴肅的、達到學術水準的討論。也可以說，以知識人為主體的共產黨，並沒有將自己當時最擅長的理論探討發揮出來。緊接著，中山艦事件爆發。這本來是一件算不上策劃周密的事端製造，可惜兩黨內部的主要派系，對那類「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流氓（蔣介石）同樣敬畏，都不敢不引為同盟軍，不但裝作視而不見，還繼續加強對他的支持來討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變成檯面上不作爭論（理論探討），台底下倒動作起來。我們後來一直奉為瑰寶的「痞子運動」經策動，在農村迅猛發展起來。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見有學者對澎湃、韋昌輝、？？？等進行比較研究。

回想「大革命」時期兩黨合作的歷史，共產黨究竟作了什麼，使得國民黨不但非把它排擠出去，還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呢？從新發掘出的歷史案卷里，我們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從領導」、高喊萬歲，都是權謀。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列寧主義，即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在中華民族處在最危機的1938年，被說成太右傾、太靠攏國民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王明，心裡真實的念頭，仍舊是「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將來的國共關係破裂，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裂，使國民黨內革命分子到我們領導下，使右派最後滾出去。」

看來，如果並存的、共赴大業的政治勢力領袖人物如此不具現代政黨的風範，任何屬於權宜之計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好合惡分

人們一般以為，國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識形態——在一系列政治觀念上的根本衝突。這其實是官方史家的欽定說法。不管這一說法可以舉出多少以後的紛爭加以認定，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在1926年，在親密合作了五年之後，這兩個名聲不相上下的激進革命黨突然反目。

原因其實很簡單：到了1926年，國民黨已不再需要共產黨員為他打場子、做苦工了。這個一直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黨，不但規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軍隊，還與北方強國蘇聯有了正式和穩當的政府間的聯絡。不過，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里僅僅做苦工也就罷了；事實是，這批激進學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對國民黨的介入不僅越來越深，掌管的部門也越來越多，影響與威望快要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國民黨內的左派進一步與共產黨聯手，恐怕就沒有以軍事領袖為頭目的蔣介石「右派」們什麼事了。

蔣介石日本武備學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對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與我們後來所熟知的「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那樣：製造一個事端，然後對當事者栽贓——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有了「證據」，將共產黨排擠出去的「整理黨務案」順理成章出台，蔣介石從此大權獨攬。蔣在國民黨內的反對派當然不會完全同意——我們以後會看到，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隨著兩黨內部的不同意見——作為鞏固他的獨裁統治的一部分，他沒有對自己的「同志」讓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絕，以達到同時剷除內憂與外患的目的。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堪與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殺：蔣介石槍口對著的，不是對方的槍口，而是天真地幫他、信賴他、歡迎他的人（筆者在這裡想特彆強調的，此類場合的犧牲者極少政治領袖）。此時與共產黨決裂的，不過是國民黨中的右派。左派由於痛恨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繼續與共產黨合作。小說家茅盾對這一時期作了生動的描繪：浪漫的革命黨人——他們多半都在共產黨里，國民黨人反倒顯得務實和服從——前程渺茫與彷徨無依，不知該死還是該活，該愛還是該恨。

好在這樣的日子只延續了三個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頭目是汪精衛——也公開宣布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汪精衛雖然後來以「漢奸」之名被釘牢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他確曾是孫中山最信賴的助手，在當時也極孚眾望。但剛剛和陳獨秀作了「聯合宣言」，怎麼說翻臉就翻臉？此外，共產黨就那麼沒有腦子么？給人家幫忙就那麼死心塌地，連同伴的鮮血都不能讓他們醒悟？

當然不是這樣。所有這些變故的根子都在兩黨（特別是共產黨的）的太上皇：第三國際。

共產黨的成立，來自國際命令；表面給國民黨打工，藉機發展壯大自己，也來自國際命令；大屠殺之後，與國民黨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樣是國際的命令——當時共產黨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連最後的幾支學生隊的槍都交出去了。為了爭取最後一個「友好軍閥」吳佩孚的同情，在那裡當秘書的共產黨員鄧小平可是一點後來的氣派都不敢有……但所有這些委曲求全在國際的又一個命令里化為灰燼。7月14日，莫斯科突然來了訓令：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右傾投降的機會主義作鬥爭，自己成立五萬紅軍，並設立革命法庭審判反動的國民黨。更為奇特的是，這個本來對黨內的訓令，竟糊裡糊塗地交到了汪精衛手上。

所有這些，加上左派將領唐生智、張發奎的最終掉頭而去，共產黨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斷，被後世史家讚美為「歷史上光輝一頁」的「八一」南昌起義，絕沒有那麼豪邁從容。待到兩黨都有了軍隊之後，投入150萬兵力的「中央蘇區圍剿反圍剿」登場，終於把宋代昌盛繁華的江西，殺得半個世紀都緩不過來。

05、南昌起義

近年來，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談論毛澤東的功過。不少人持這樣的觀點：老毛再禍國殃民，敢於和洋老闆第三國際頂一頂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戰爭；比如後來的連珠炮般的《十評》……。這樣說未嘗不可，但忽略了一個史實：在1927年7月底緊急時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違抗」第三國際命令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後來以威望高權勢大、卻表現得特別謙和忍讓的周恩來。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義。

御用史家有時候也真夠可憐的：既要討好當前大權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敵和盟友按「既定方針」塗抹；又要照顧到當時實際發生的事情，太離譜總說不過去。「八一」南昌起義就讓他們為難了好幾十年。

當時中共的領導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緊急時刻由國際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這是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沒有了以學識和膽識而居於領袖地位的「老頭子」陳獨秀。接著，曾經嚴厲斥責「極右派蔣介石」，並且還開除了他的國民黨黨籍的汪精衛，最後宣布分共——中國的所謂「大革命」宣告失敗。後人或許以為，道不同不相與謀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繼續努力不就得了？但我們從史料上知道，政客們並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後，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當時國際的原則作出決定：對國民黨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納；以當時手裡僅有的部隊，暴動。

所謂手中僅有的堪稱正式部隊者，其實就是張發奎第四軍下邊的一個師——葉挺師。師長葉挺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剛從北伐途中緊急調回保衛武漢。作為具有常識的軍人，葉挺是不同意這麼乾的。剩下的所謂賀龍部隊，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是一支很難說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湊起來的雜牌軍。正是這樣的根底，決定了賀龍對南昌暴動的態度：堅定積極地支持。他從而榮任總指揮。

南昌暴動的領導者是領受了國際指示的共產黨，即周恩來為首領的「前敵委員會」。它成立於7月26日，即起義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揮者已經潛入南昌、起義總指揮部已經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張國燾）又帶來國際命令：「不要蠻幹，停止一切行動。」三十歲的周恩來再有涵養、再知道國際的利害，這命令也難於服從了。終於，到了8月1日，所謂「全殲國民黨守敵，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南昌起義爆發。

後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詞語再輝煌；後世御用藝術家對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們都記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著灰軍衣、臂系紅布條的青年軍人圍著馬燈策劃的油畫）；後來發展起來的百萬大軍再為自己的這「第一槍」而驕傲，都無法掩蓋以流血的方式來解決意識形態紛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事實上，對生命的無視立刻就開始了：南昌起義軍一路南行，戰士和下級指揮官幾乎犧牲殆盡，高級指揮官活了下來的四處逃遁，最後，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同時發動的幾個暴動的殘存人馬，以當時盤踞在井岡山的山大王為依靠，鐵下心來以武裝割據的辦法求得政治上的發展。

從此，曾經是親密革命戰友的國共雙方，成了各自「鋼槍在手」的夙敵。中國也開始了史家所稱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時期，雙方動用的兵力是150萬，到了所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有了飛機和大炮的情況下，雙方動員了800萬兵力。如今海峽兩岸已經各自有了導彈、原子彈乃至中子彈，我們平民百姓所面對的究竟是死傷無算並徒遭外人恥笑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還是高水準的、以國計民生為前提的「第三次國共和談」呢？

06、八一建軍節

建軍節又要到了。據說目前軍營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則有一支長唱不衰的「主打」歌，開頭的一句就是「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當年所有的人都跟著唱，包括筆者本人，卻沒有人想到問一問，井岡山時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樣么？「八一」與井岡山究竟什麼關係？文革時候的紅衛兵為什麼打出「滅八一、樹井岡」的口號，最終沒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麼？

槍杆子是共產黨的命——這是我們早已熟悉的命題。但一開始並不是這樣，有文字記載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處巴黎的蔡和森寫來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澤東都主張並身體力行漸進的社會改革；抗戰勝利前夕，這位有了百萬正規武裝的革命領袖仍公開宣稱，共產黨希望通過對掌權的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來改造社會——這不是百分之百的謊話，因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確曾打算先幫國民黨反帝反封建。至於收拾資產階級，那是以後的事——至於「以後」到什麼年月，倒是從來沒有說清過（已經知道的事實是，50年代把正牌資產階級收拾了一陣之後，90年代正忙著從共黨權力圈子中分櫱出土造資產階級來。）但在槍杆子上，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安徽秀才陳獨秀，和湖南學生毛澤東一開始是玩不過上海青皮出身的蔣介石的，何況還有共產國際為了蘇聯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身為政黨而拿起槍，本不合現代社會規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發言權的近代中國，共產黨被逼到了「我不殺你一準被你殺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這就是幾乎已經叨念爛了的1927年「八一起義」的故事。從那時起（其實用不著從那時，中國自有民國幾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一直攪成一團，從沒有分清楚過，只看1949年開國時，「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們怎麼一攬子全進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先是拿到軍權，然後才是黨權和他頂不在行的行政權——而那命根子軍權，1935年之後就沒有放過。以開明和開放著稱的鄧小平「退休」了好幾次，最後遲遲讓出的位置，正是黨中央軍委主席。總之，正如眼下國人所說的：「什麼時候黨指揮過槍？從來都是槍指揮黨——而後是指揮國家」。今日江澤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沒有軍人（也沒有軍人出身的和與軍隊有著深厚淵源的人），不知這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現。

不可否認的是，繼承了宗法社會全部觀念，且民族危難頻乃的近代中國，軍人，從本質上看，那大致的兩類還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職業軍人和暴動領袖。前者如蔡鍔、葉挺、劉伯承；後者如張作霖、高崗、王震。職業軍人最基本的條件是現代軍校出身，絕無終生干政的愛好；後者則尊奉中國數千年來天經地義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讀《資治通鑒》的毛澤東，玩弄起僚臣來，可謂遊刃有餘。與當年廉坡藺相如故事如出一輒，50年代初，高崗口口聲聲「咱們老紅軍受壓」，對劉、周、鄧一幫讀書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毛不念陝北收留的舊恩，為迫在眉睫的經濟建設，迎頭給他一棒。但讀書人，特別動不動就強調民主、法制與現代化的同志們，對毛澤東骨子裡以共產為名義而行的集權統治而言，其實是比高崗輩危險得多的敵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批評「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氣息從鐵幕後透出。多年追附驥尾的中共該怎麼辦？不說幾十年來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帶著全部中國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現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個自己就「修」起來了！毛澤東的應對策略是「以蘇為鑒」，把延安整風時候的文件再拿出來學習——後來發展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傾」。對政權的強大支柱軍隊呢？是絕不觸動，還是藉機修理一番？

作為標準的職業軍人，劉伯承1949年以來，雖然名義上也有黨內的位置，但他顯然沒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還是軍隊建設。具體說，就是軍隊的專業化與現代化。而專業化與現代化，並不是單單裝備上「鳥槍換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軍原則、條例條令，包括與「支部建在連上」等井岡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單一首長制」、「軍內政治機構壓縮和政工人員的改行」等等。

始於1956年，到1958年終於推到前台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表面上看沒有反右反右傾等那麼轟轟烈烈——甚至至今沒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為史家提起，但從原理上、從打擊的對象上分析，對中國未來的損害，則不在其他政治運動之下。因為，這個持續了大約三年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打擊的實際上是劉伯承、蕭克、李達等具有職業軍人傾向的高級將領，從而使得「槍/黨集權」到了和平時期仍可一如既往。鬥爭總要有口實，這不難，沿用延安時打擊讀書人的「照搬教科書、馬列教條和軍事學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於此道的康生無此威望，靠誰呢？

當時彭德懷正在國防部長任上。從井岡山時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黨內共識。所以，責無旁貸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軍內教條主義」給解決了，罪名是「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這種工作對立起來，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

建軍節仍定在八月一日，這無甚大礙，因為中共內部南昌起義派職業軍人，在與「打江山坐江山」暴動領袖並肩戰鬥數十年後，心中殘存的一點點現代化正規化意念，在迎頭棒喝之下已抬不起頭。其結局是，一批軍校包括黃埔軍校出身的上將受到嚴厲批判；蕭克李達調離軍隊；劉伯承辭去職務，從此三緘其口。

雖然也進過軍校、但不屬於八一南昌起義群的彭德懷出頭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於對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現代意識。直到被折磨至死，這位以正派敢言、關心民瘼而贏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懷，看來依舊沒有弄清老毛讓他下手這件事的要害。因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來的他誠懇地請他的侄子所轉達的對他整過的蕭克的道歉，說的不過是：「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沒有人敢、也沒有人有可能把話說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籠

一般人都以為，1936年的聖誕節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端，因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趕往西安的蔣宋美齡得到了她的聖誕禮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總司令蔣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楊貴妃「侍兒扶起嬌無力」的華清池已有兩個禮拜。這就是在當時就已經震驚中外，直到今天仍舊是一個歷史大謎的「西安事變」。

這件聖誕禮物好歸好，卻是附有條件的，即「禮物」本人對「停戰議和、聯合抗日、釋放政治犯」的允諾——也就是說，自1927年對共產黨開了殺戒之後，蔣總裁不曾間斷的圍剿與追殲，此時須告一段落，大家先聯手對付日本侵略者。

這樁事變由於經過詭秘、主人公命運多蹇，加之各方當事人長達半個世紀的三緘其口，特別是國共雙方而今又處於新一輪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數十年來各路史家全力追蹤的一個重頭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歐洲崛起，日本在中國也步步進逼。奉行「先攘內而後安外」的蔣介石，苦纏7年，小小的共產黨依然沒有滅掉，而華北眼看著快成為第二個東北。在當時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說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強，可以有三種選擇：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

從共產黨方面說，當然希望是第一種。1935年11月剛到陝北，就發出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吞併華北和蔣介石出賣中國》的宣言，「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蔣介石而血戰」。但希望歸希望，具體如何操作，還要相機行事。1936年他們遇到的機會是，東北軍和西北軍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幾乎就在同時，自己的上司「第三國際」所附著的蘇聯當局也決不願意失掉已經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這樣一個同盟軍。無論從什麼角度考慮，共產黨都難於再「死硬」下去。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這一年裡，共產黨「靈活地」轉向，走完了反蔣、逼蔣和聯蔣抗日這三大步。

蔣介石呢？難道在1936年前後，作為全國「領袖」的他就那麼固執、簡單，完全不懂平息國內紛爭、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會給自己帶來的好處？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一講的，幾乎與西安事變同時發生的另一樁促使國共合作的努力。

原來，在1927年因「清共」而與蘇聯鬧翻的國民黨，由於「九一八」侵華事變的發生，已經在1932年與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到了1935年，隨著日本對華入侵一步步緊逼，再投入大股軍隊「安內」已難以為繼。國民政府不得不調整策略，作出「政治解決紅軍」的決定。怎麼政治解決？蔣介石想走一條便捷的路，於1935年底請蘇聯出面幫忙。

他不知道的是，蘇聯在那時，與正艱難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紅軍早就失去了聯繫；更不知道（或者說，雖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蘇聯的「兄弟黨聯絡部」的第三國際，此時已經更換了領導、改變了自己在中國的策略：這就是，中共必須收斂階級鬥爭鋒芒，努力靠攏蔣介石政府，開闢反法西斯的中國戰場，以牽制日本對自己（蘇聯）的威脅。

由於失去了與境內中共的聯絡，這一「新精神」的執行者只能是設在莫斯科的、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了。沒和國內聯絡，也沒有開會，王明，和三十年代初無條件執行國際極「左」命令一樣，立即向右轉，按照國際精神起草了那份後來名聲大躁的共產黨《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對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細節」，而只將「偉大意義」寫進教科書。似乎是：長征途中，共產黨不計較國軍的圍追堵截，一心積極呼籲抗日。

王明的這份宣言比他失了聯絡的陝北同志那份大罵蔣介石的宣言其實還早三個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時候，正乒乒乓乓放槍打炮的國共雙方都沒有注意到它。

08、共產黨的兩條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發表之後，被鄧文儀在共產國際的文件中看到了。他是國民政府駐蘇聯武官，王明中山大學時代的老同學。帶著這個關於共產黨重大轉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報告。蔣看到機會來了，提出兩項要求，試探蘇聯：①有沒有可能簽訂中蘇軍事互助協定；②有沒有可能協助中國政府實現國家統一，也就是說，解決共產黨問題。

試探氣球發出之後，第二年一月，鄧文儀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學，要求會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請中間人轉話：「經開會研究並取得國際同意」，決定由「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的潘漢年出面見他。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潘漢年的故事，這位綽號「小開」，看上去文質彬彬、風流蘊籍的書生，其實是一位忠勇堅強、機智練達的共產理想主義者，最後——在七十年代末——慘死在自己為之貢獻終生的政權的監獄中。那時，他正在莫斯科，是遵義會議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裝販賣大煙土，轉道香港來到莫斯科與國際建立聯絡的。

1936年1月，潘鄧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見了面。雙方表示了共同抗戰的願望，並決定不提歷史舊賬。王明接著出場，鄧文儀向他進一步說明「中國需要80個師抗日，但軍隊都集中在圍剿紅軍上，怎麼行」；疑心重重的王明問的是：日本宣傳「佔領中國領土其實為了反蘇反共，蔣也一直巴望日蘇戰爭爆發」，對此怎麼理解？還有，我們共產黨如何相信國民黨會不打我們而抗日呢？

後世論者雖然對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譏評，但他那時的猜測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就在鄧文儀與他商談的同時，蔣介石已經直接致信蘇聯政府，要求由蘇聯向共產黨施加壓力，使朱毛紅軍服從政府，交換條件是「蘇聯即可得到國民黨政府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鄧文儀發回電報說「準備與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一同回南京，聯絡國內的中共中央，最後進行正式談判」時，蔣的態度突然變了，原來他所做的試探有了迴音，蘇聯對國共紛爭的表態是：「這是中國內政，蔣介石應按照這意思自己去同紅軍談判。」顯然不打算幫這個忙。蔣介石不僅大失所望而且頓生猜忌，剿共於是繼續緊鑼密鼓進行。我們從教科書裡邊熟知的陝北英雄劉志丹就是在這時候戰死的。

1936年8月，潘漢年回到了保安（那時候還沒有「革命聖地延安」），向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全盤彙報，包括與陳立夫的接觸。張少帥在那個時候有所不知的是，就在9月間他與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談判、真心相信共產黨會幫他，甚至打算改信共產主義的前後，毛澤東已有「親筆信與密碼」帶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變前一、兩個月，一紙《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也被秘密帶到上海，通過宋慶齡、救國會，轉張沖、陳立夫，與政府進行「初步談判」。

幸而當時因為國民黨的「條件過高」，談判沒有成功。否則背著政府與共軍有了如此秘密往來的張學良，等不到他發動西安事變，就會給拘禁起來了。

09、瓦窯堡會議

西安事變的所謂「和平解決」，並沒有使當權的國民政府下決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軍上。為了維持「九一八」之後日中雙方暫時穩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當局甚至不惜對要求抗戰的「七君子」以「危害國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樣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這時，在「西安事變」大約半年之後，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對蔣介石說來，共產黨的篡權無疑比異族入侵嚴重得多，但「先安內后攘外」已完全沒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戰——當然，與此同時，還有對共產黨說來最為要緊的：釋放政治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承認陝甘寧邊區。

三十五年之後，到了1973年，當日本緊隨美國恢復對中國的正式邦交，並就侵華戰爭表示歉意時，八十歲的毛澤東居然回答說：「要感謝日本的侵略，否則還有中國共產黨嗎」。

我們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變，日軍是以「尋找失蹤士兵」為借口而炮轟蘆溝橋的。這不是偶然的處置失當，而是和「皇姑屯炸彈」、「九一八」一樣，是一庄經過精心策劃而挑起的事端。問題於是變成，日軍本部為什麼要這麼作：為什麼不早不晚，單單選在1937年7月把中國戰事擴大。

在毛澤東表示了感謝之後，根據當時的報道，日方相當拘謹，不知這「偉大領袖」是在開玩笑還是當真，根本沒敢接話頭。直到今天，也沒有誰就新公布的史料，對這一個關乎數千萬人生命的大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不過，對毛澤東這一說法加以證實的辦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就是，以一個行動完成之後誰人從中獲益，來判斷行動的初始目的。按照共產黨自己給出的數字，1936年10月，紅軍結束長征、三大主力會師時，人員不足4萬人；到了1940年，已是50萬；1945年時，80萬；待到1946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增加到了120萬——「全面抗戰」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產黨，還給了它發展壯大的機會與極為珍貴的政治「合法性」——毛澤東沒有說錯。

讀者朋友這時可能感到不解：戰爭，按照一般常識，是要消耗、減員的，八年抗戰下來，人馬怎麼反倒多了？對此，共產黨歷來有它的解釋：「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而正義的事業：得道多助！」——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們翻開歷史檔案，就會找到比這類「響亮口號」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

原來，在1935年12月，紅軍到達陝北不久，曾召開後來史稱「瓦窯堡會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的政治口號是：「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與陝北中共恢復了已經斷了將近兩年的電訊聯繫。那時，第三國際自己剛剛開過「結成廣泛反法西斯戰線」的會，得知這一口號后大吃一驚，立即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產黨必須廢止公開反蔣的口號，應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蔣派當作自己的統戰對象。

但那時陝北的共軍正與前來圍剿他們的東北軍（非嫡系）秘密拉關係，這命令究竟是服從呢還是不服從？幸虧當時電訊聯絡雖然恢復，但其功效和今日的電話、電傳、網際網路全不可比擬，「執不執行」和「怎麼執行」就那麼拖了下來，直到「西安事變」發生。

「西安事變」的後果之一，是擁護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唯一領袖：紅軍被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了國軍的指揮體系。這時候，擺在剛剛獲贈一座延安城、驚魂初定的共產黨面前的，是怎麼服從這個明知是「死敵」但確實已經認頭了的「領袖」。

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閃著不大願意深入討論的「洛川會議」。

10、洛川會議前的周恩來

在中國，人們習慣將周恩來看作「總理」。雖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黃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將他與職業軍人聯繫到一起。

其實在國共破裂、重打鼓另開張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軍事問題的報告就是周恩來作的。六大之後，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主管軍事（軍委書記）。1920年代末，朱德、毛澤東在江西鬧得不可開交，在陳毅彙報之後，主持上海中共中央軍事聯席會議、起草「八月指示」以解決紅四軍問題的，也是周恩來——這又是後世御用史家們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為按照當時周恩來、陳毅的意見，紅軍的指揮應該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黨不要直接指揮軍隊，軍事工作交給軍部指揮即可。至於黨么，「只能通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這顯然與毛澤東首創、八十年來當作中共法寶的「黨指揮槍」的理論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黨史說的「『左傾』機會主義對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時期，周依舊作為常委主持軍事。後來共產黨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準備遷往根據地，周恩來一到蘇區就取代毛作了紅一軍的總政委，在後來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初期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三人組」，周都是主要負責人。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謂「挽救了黨和紅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所剝奪的，當然可以如黨史範本所說，總書記博古和奧地利人李德的權力。但這兩人在中共黨內並無根基，真正失了實權的是周恩來——他不但讓出指揮權，當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後張國燾的位置難於安排時，他又立即讓出紅一軍總政委。他一點都沒有抵抗，由此可見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過人處。但他並不好過，證據就是，幾乎從不生病的周恩來大病一場，病到幾乎喪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沒吃沒喝、環境過於惡劣，而是精神上的打擊——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這是他看得比護養身體重要得多的事。

到陝西之後，發生過一件不大為史家「大書特書」的事，就是周恩來指揮的抗日東征。在他的主持下，對蔣介石的指稱，已策略地由賣國賊改為「蔣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諸公」。但這不過牛刀小試，周恩來真正活了起來並找到自己的價值，是與張學良共謀的「西安事變」。雖然最後出現了張被扣押那樣一個結果，使得周恩來在20多年之後談起時，還「禁不住潸然淚下」，但他實際上已經活了過來，找到了自己在毛澤東的共產黨裡邊的位置。

因為我們後邊要談的「洛川會議」還沒有召開，外人仍以為他軍權在握。比如1936年4月，當潘漢年奉國際之命回國與國民黨談判時，陳立夫說的就是：「你我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面談。」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閻錫山不記一年前進攻自己防地之仇，請周恩來為第二戰區寫「作戰計劃」，周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後，他奉派駐武漢、重慶時，則「身穿一身半新草綠色軍裝，佩戴中將軍銜……常常是全副披掛，有時還佩劍。」不僅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職業軍人，也都相當興奮，覺得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報國了——「洛川會議」正是在這樣形勢和氣氛下召開的。

11、洛川會議

聽眾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廬山會議。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與周小舟等五個人談話時，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話。當時，毛剛剛收到彭德懷的《萬言書》，他相當不平靜地講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發生在陝北的那檔子事——史書上記載的洛川會議。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懷的「歷史賬」。他說：在中共性命交關的歷史時刻，彭德懷所領導的「華北軍分會，不同意中央的游擊戰方針」。毛的用意，是要讓周小舟他們知道，彭在歷史上是反過自己的，不要站到這人一邊。

在中共黨內，誰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會議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變」，開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局面——國民黨不可再打共產黨，而是和共產黨一起打日本。這一局面，不僅使共產黨免去遭國軍軍事圍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穩了。但這「戰」究竟怎麼抗法，怎麼才能使得共產黨既得一個愛國好名聲，又不至於把自己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一點點力量在戰場上拼掉？共產黨將領們的意見，就相當不一致了。

當時，延安向「蔣委員長」呈報抗戰力量四萬八千人，其實實際作戰部隊不過三萬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認兩萬。那時正值「七七事變」剛剛發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前線，接受閻錫山指揮。作為中共代表，周恩來也一次次從南京來電，代為催促。

雖然到了1959年，堅持有話就直說的張聞天也被打入「彭德懷集團」，但在1937年，這位當時的總書記，與毛澤東的意見是一致的，也認為應當立足於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自己坐收「抗日成果」。於是，對於政府的「電令」，總以種種借口推託。

但形勢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已經無法再拖。怎麼辦？大家都記得毛澤東那時候有兩頂軍帽：八路軍的一頂；紅軍的一頂，那頂有著紅五星的灰帽子卻是無論如何捨不得丟下的。雖然口口聲聲「擁護蔣委員長」，八路軍三個師的指揮權，也是絕不能輕易交出的。他提議將各地將領召回，舉行黨的會議，確定軍隊開赴前線的對策。地點就選在紅軍指揮部所在地洛川縣南90里的一個村莊——此時是1937年8月22日。

這是一次為期四天、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歷史上並不像對遵義會議那樣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將它翻檢出來細細審視，實在因為我們中國再度面臨國共兩大黨談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被雙方或掩蓋、或改寫的史實一一剝出，分清是非曲直，作為今後的借鑒。類似這樣的剝離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說，我們大家都熟悉周恩來在1950年代初所說過的那段話。當時，他為了幫同推動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極為誠懇地談到「革命如何選擇了」「在重大歷史關頭總是正確的」毛澤東。當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都已經具有非常高的聲望的周總理，在說這一段話時，不知有沒有將洛川會議包括進去。因為，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不但在這次會議之前的數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澤東；在長征后的這個洛川會議上，作為「長征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的周，最後失掉了他「軍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由於為人的清正和後來所遭受的磨難，張聞天今天已被奉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等等。惟獨這份報告，不見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編者認為無關緊要，還是有意為賢者諱。

在他的形勢報告里，不乏對於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義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這都是我們在日後的史書里讀過無數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後提出的一個的議案。他建議，在這樣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鵰」：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具體到中國么，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澤東接著發言，支持張聞天見解，提出「實際策略」；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通過這樣的辦法「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至於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雖然不可以完全不理會，但要「維持絕對獨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報告延安聽候處置。凡不利於八路軍的，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託。」

但那時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戰剛剛爆發的當口，到會的22個人，多不同意這兩位領袖的意見。特別是周恩來，他當時不但依舊是最高「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更是共產黨派到南京、處理種種與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後對毛澤東唯唯諾諾、奉若神明不同，周恩來當時明白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游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面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即使在黨內，毛澤東「偉大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意圖也只能意會，如果大家在會上公開擺道理，對「自保中求發展而自保第一」派顯然不利。毛於是建議休會三天。在這三天一里，周恩來被請到一旁「休息」，毛則堅守崗位，親自對帶兵打仗的將領們苦勸——想來，彭德懷就是在那時候發表他「與中央不同」的意見的。工作做通之後，正式發布了很看得過去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接受改編。

會後，新當選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安排八路軍的三個師循不同路線先後開往前線。他當時最擔心的是周恩來（他這回當選為軍委副主席），擔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動作；以及將領們一不小心去充當抗日英雄。還好大家黨性都很強，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個師都穩在游擊狀態。

周恩來沒有返回南京——以洛川會議的精神，他是無法回去面對的——他去了山西。丟下一句話：「去前線看看，幫八路軍幹部辦點外交」，實際一呆三個月。對此，毛很不滿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動，還在9月底主持策劃了平型關大捷。這場簡直成了日後共產黨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讓意志堅定的毛改主意。他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後世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頌揚中，有一條「在危機的時刻挽救了黨」。正是洛川會議策略，使共產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期間，從三萬人發展到了近一百萬，使得毛澤東的理想：「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得以實現。

12、張學良申請入黨

我們已經知道，尚在人世的張少帥，已經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不知在這份由主（GOD）指點他「說出該說的話，而不說不該說的話」的珍貴史料中，有沒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間通過當時延安方面的聯絡員劉鼎向中共和第三國際表達的「加入共產黨」、「接受中共訓練」的要求。

這一說法在大陸的「中共黨史圈」其實已經流傳多年，只因種種「統戰考慮」，而使御用史家們不得秉筆直書，於是大家也多把它歸入「危言聳聽」之類。近年來，由於大量蘇共檔案解秘，中共這邊也在無形之中鬆了一點口。本來只覺神秘詭譎、險象迭起的西安事變，由於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諸於世，終於漸漸離開了對峙雙方的叱罵，離開了當代武俠迷們的「連本說部」，離開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後人、特別是後世政治家們應當瞭然、並從中獲得「史實與史識」的原本面目中。

張少帥的要求入黨，著實把半年前還罵他「賣國將軍」（見毛澤東1935年底致楊虎城信），接著又力促他「反蔣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領導人嚇了一跳。但經過慎重的、特別是反覆的利害權衡之後，還是由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親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請示的密電（1936年7月2日）——歷史要告訴我們的，恰恰就在這裡。

人們早已熟知的是，張少帥瞞著「大老闆」蔣介石（張自己用語）與中共「勾搭」，始於事變前一年彭德懷攻心術：在對少帥的69軍攻堅不下之際，改變策略，圍城斷糧的同時，開始向那些失了家園的東北老少哥們兒喊話。早有聯共特別是聯蘇之心的少帥（當然雙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這一攻心戰當作試探氣球接上了手。隨後，越來越貼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場，雙方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聯繫。最終的高潮當然要到年底才發生，但為這高潮推波助瀾，也就是說，令少帥下了決心、定了方向、還要「大膽地往前走」的，則是半年以前這個嚇人的媚眼——要求參加共產黨。

悲劇式地從顛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張少帥六十年來已經成為重情義的兩岸國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和毛澤東、蔣介石、周恩來一樣，他也是軍閥、也是政客，無論個性上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與我們百姓，即有著基本權利的自然法人有關的，只是他們的政治行為。於是，我們不得不深究一番，張少帥的想入共產黨，恐怕不是如劉鼎報告所稱：他「不僅深覺人類的善惡，深覺人群中孰優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會有極良好之制度」這種「優美的共產天性」；也不僅僅出於此地官方史家常拿來當靈丹妙藥使的「周恩來的個人魅力」；也不全因為他在歐洲的時候心儀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產黨與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觀當時國內外局勢：兩廣事變發生；大批非蔣門嫡系者正躍躍欲試；中共更明白許諾他以「國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聯軍總司令」……這都不錯，然而最重要的，是當時出現的另一個情況：外蒙古居然不顧什麼中國不中國，單獨與蘇聯簽了約。

張少帥1929年在中東路問題上曾表現得很有氣節（那次共產黨可是大丟其人），後來又與法西斯交好，實在相當開罪老蘇；蘇聯對他也曾假以辭色，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對少帥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麼依舊擁戴「大老闆」，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終還要靠蘇聯。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第一次與周恩來在延安天主會堂作徹夜長談時，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蘇聯的態度。

想來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勢的鼓舞下，這名按照大陸今日標準尚屬「青年俊傑」的少帥，是太過相信中共對他的許諾，也太過相信中共、蘇共間的「鐵」交情了。最後的結果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他渴想並且具體籌劃了好幾年、關乎他一生大業的舉措，為蘇共給中共一紙沒商量的電報擊個粉碎。除此而外，近年來北京這邊其實還流傳著的另一則有待證實的傳聞：

「少帥伴同後來將他監禁終生的蔣介石登上飛機旋梯。匆匆趕到機場的周恩來跑上前去喊道：『就這麼走么？蔣這人可是從來不講信義的！』張回頭望了望這位八個月來與他一直『感情極好』，『初次見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張本人語）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說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講信義的是中共。』」

令我們後人不禁感傷的是，他在講這句話時，怕還不知道幾乎就在同時進行的另一場「勾搭」：就在他與中共關係最熱最鐵的8月間，毛澤東把正在西安與政府談判的代表潘漢年召回，將自己的「親筆信與密電碼」送到南京，緊接著還起草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如果此情他在當就已獲知，還會有4個月後的西安事變么？

在軍閥與政客間，除了冷冷的實力較量和利益交換，有什麼信義可講？這本是世界有史以來，每一頁上都書寫著的血淋淋的事實。而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與政客，種種惡行之上，還加上極具實利主義的對外國強權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為民族英雄的蔣、毛輩（他們的故事以後還會再講）。

13、「片面抗戰」和「全面抗戰」

洛川會議之後，就在共產黨的將領們對毛澤東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時，王明帶著國際的命令「從天而降」——乘著當時延安沒有多少人見過的蘇聯飛機，轉道新疆回來了。

那時的局勢是，國際迫切希望開闢中國戰場，以牽制日軍北進，打破法西斯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局面。更具體地說，在王明這位中共駐國際代表回國前，斯大林曾親自約見他，明確提出「共產黨人不要害怕會被淹沒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汪洋大海里」；國際還明確指示，與政府的合作，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簡直句句與毛在洛川會議之後勉強推行的既定方針——「抗日打政治仗，軍事上保存實力」相矛盾。

但自己同志相見，總有一番親熱。在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張聞天首先介紹了這名「青年俊傑」對黨的貢獻，毛澤東接著致歡迎詞《引水思源》——歡迎那個無論過去、還是當時都令他切齒的傢伙：「歡迎從昆崙山上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機組），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即王明夫婦、康生夫婦和陳雲）。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今天陳紹禹同志乘飛機從天上回來，豈不就是『喜從天降』？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做『引水思源』，今天統一戰線的成就，其本源是什麼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統一戰線的長流。《八一宣言》的源泉有是誰掘出來的呢？那正是我們今晚熱烈歡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引水思源』，今日統一戰線的成就，王明同志應居首功。」

以這種語氣與格調說話，在毛澤東是十分罕見的，可能出於對國際支持的感戴，也可能出於當時對自己地位的估量。王明則意氣飛揚，在傳達了國際「聖旨」之餘，以「熟悉莫斯科意圖」之姿態，對黨內政策以及全國政策提出了批評。據那時既擁戴毛、又想努力抗日殺敵的彭德懷回憶：「會議時間很長，好象是快天明才散會。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

會後，王明志得意滿地率中共代表團到武漢，發表熱情洋溢的「時局宣言」。對洛川會議消極怠工的周恩來，此時態度積極起來，弄得後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為他寫上這樣一筆：對抗日與民主的關係，周恩來「一度有過不正確的認識，附和過王明對中央的批評；對保衛武漢和發展華中游擊隊問題，與王明看法接近……」。

對王明喬模喬樣靠攏政府奉命抗戰，毛澤東是如此形容的：「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一個耳光打出來』」。此話與事實接近的程度，後人各有評說，但毛澤東的又恨又酸，並非沒有緣故。王明乘著有國際又有政府勢頭，要求召開沒有將領們列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史稱「十二月會議」。在這次「反洛川會議精神」的會議上，「多數領導人都檢討了過去『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誇大了右傾的危險』，認為『王明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很好』」等等。張聞天甚至承認說：這些錯誤，我與毛是要負責的。」

據李維漢回憶，從王明歸來算起，「約半年時間內，毛澤東又處在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毛自己也說：「當時，我是孤立的。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對此等「原則問題」的堅持，確實「在危機時刻挽救了黨」，只是國與共之間的仇恨，卻是結得更緊了。

14、毛澤東與美帝

「美中兩大國」聯手共榮，並對世界事務發生影響。這類前景，是毛澤東當年在夢裡都在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幾年，這美夢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繼任」手裡實現了。當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關係今天究竟會是什麼樣也還難說。

生活在共產黨治下的普通中國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幾乎沒有通過自己的感受認識美國和美國政府的餘地。從1948年一連數篇聲色具厲的「新華社發言人」（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起，美國政府（或稱「華爾街大老闆」）就已經被釘在了「中國人民的死敵」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為什麼會是如此呢？

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一貫以強硬的反帝姿態著稱。這一姿態在抗日戰爭期間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場。珍珠港事件后，國人見到的多是政府方面與盟軍的交好；至於中共，百姓們的感覺，似乎小日本剛給打跑，大規模的反美浪潮已經在其地下黨的策動下成功展開，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斥罵：「山姆大叔」、「紙老虎」……不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於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相異，一向積不相能、勢同水火。毛澤東則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的立場上，對其口誅筆伐。

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毛澤東成了共產黨領袖之後，曾經有交過兩名美國朋友：斯諾與斯特朗（他們是傳達他的聲音的記者，屬於「美國人民」）；那麼，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潛入北京之前，他與美國政府方面的人有沒有過火氣不是那麼大的交往呢？

有過，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還沒有發生，赫爾利大使也還沒有到任，盟國希望儘快結束戰爭，美軍第一次派了一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毛澤東於是平生第一次有機會與觀察組中一名年輕的外交官、史迪威將軍參謀部的顧問謝偉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長談。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當時距日本無條件投降還有一年。雖然毛與謝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彈的投放會產生那樣速決的效果，但對法西斯必敗、盟國必勝，都已看作不爭的事實。於是，勝利之後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格局，美國在這一格局中將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毛澤東考慮的頭號問題。

在我們閱讀謝偉思當年就他與毛澤東數次會晤而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時，簡直不敢相信，毛這位「寧折不彎」的革命家曾有過如此明智靈活的姿態；更為可驚的是，如果今天中國地下民運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據地，外加一批因下崗、受氣而聚集到他們身邊的工農隊伍的話，毛主席當年的這番言辭，是可以原封不動地為他們所用的。

由於是第一次與美國官方人士接觸，毛「擔心（對方）對中國問題不感興趣」，特別想弄清「美國的對華政策究竟怎樣」，具體說，「美國是否真正關心民主？關心世界前途？關心（一黨專制的）中國政府（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對謝偉思說，「蔣介石處於必須聽命於美國的境地」，「對付他的唯一辦法就是強硬到底」，「對待蔣，只能根據你們自己的條件和他講友好。他必定會屈服於持續的、強大的和統一的壓力。不要放鬆你們的目的，要不斷敲打他」——這姿態、這語氣，與當前中國流亡民運領袖們的談話簡直如出一轍。

毛澤東當時最關心的，是美國究竟怎麼看待自己，「共產黨是不是積極抗日？是不是爭取民主？美國有沒有可能支持中共？」，並「曆數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與不得人心」，質問「難道美國將繼續承認並支持一個只能與過去北洋政府相比的、無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嗎？」當謝偉思解釋「背著被承認的政府，進行支持反對黨的活動不可取」，還會觸到「干涉另一個國家內部事務的敏感問題」時，毛認為，「促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這不是干涉。它將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歡迎，因為他們要求民主。」

最後，談話落到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這名後來以「最具民族氣節」而著稱於世的領袖「擔心，一旦日本投降，蔣介石就會打進來，問（美國）能否在延安設領事館；如果不行，美軍觀察組能否不撤離。」。

毛澤東所取的這一向「帝國主義」靠攏的姿態，在當時，並不像後來江青彈鋼琴、鄧小平戴牛仔帽、江澤民唱《我的心肝兒肉（MyTenderLove）》那麼具有順應政治大氣候的瀟灑。為取得全黨諒解，「偉大領袖」一面親自動筆為《解放日報》社論定調：《歡迎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戰友們》；一面發出一份題為《關於外事工作》的黨內文件，展望將來與美國進行軍事、政治、文化、宗教、經濟上的全面合作——因為與後來所唱調子的絕然不同，這份文件至今未見在中國公開宣揚；甚至不惜在一段時間將延安對外英文廣播稿中Chinese Communist Party改為kongchantang這種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的稱謂。

謝偉思當時就看出，這一明白無誤的靠攏美國傾向是出於「十分現實的種種原因」，而當後來的現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期望發展的時候，以上姿態霎時間雲消霧散，換成了對蘇聯的「一面倒」，再後來就是韓戰越戰、「頭號敵人」不離口，直到三十年後在護士的攙扶下與尼克松會面。

在中美關係經過半個世紀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納入正軌的時刻，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當時的言行，看一名政客對「原則」的玩弄，從而研究一下意識形態衝突與現實利益考慮如何此起彼伏，或許不失為一件有意思的事。

15、重慶談判

據稱，八十高齡的汪道涵先生在訪問歐洲之後，如果身體精神俱佳，會在今年春末夏初的時候，到台灣作實質性訪問。沒有人敢於預言這次訪問的成果——倒是有分析家說過「不會有什麼成果」。因為在中國，兵刃相見的雙方，歷來只看重實力，「協議」之類紙面上的東西，不過暫時穩住局面的謀略，只有傻蛋和獃子才把它看成對自己的行為的約束。更不要說眼下兩邊正在實力上較勁：就算不看外交上的互挖牆角、圍追堵截，購置置對方於死地的武器——戰鬥機呀、核潛艇呀——也正做得紅火。

這樣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謙謙長者能談什麼呢？或許有人會說，實力人物就在他們背後。而且，就世界大勢而言，除了軍火商和在大國之間撈好處毫無信義可言的芝麻小國，也都希望中國人能坐下來談。

其實，假若「談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為百姓著想，而是為事態所逼不得不談，但心裡想的仍是自己怎麼佔便宜然後滅了對方，就算是實力人物親自出場，就算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就算有更大的勢力在後邊推動，依舊不會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蔣介石毛澤東重慶談判，就是最好的說明。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放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就在14日這一天，以及接下來的一個多禮拜之內，蔣介石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去作「和平談判」。

局面變得如此之快，毛澤東完全沒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產黨召開的將毛奉為絕對權威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還在分析中國戰場的形勢，打算以東北為依託，在對日作戰敵後大反攻的最後一年裡求它個紮實的大發展。他沒想到日本人投降得這麼快；更沒有想到，已經掌握著100萬軍隊的朱德總司令，於蘇軍出兵第二天對自己地盤所發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蔣介石粗暴否定，說中共軍隊只能「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而美國總統杜魯門也發布受降日本的第一號總命令，公開支持蔣介石。

雖然蔣介石發來了「和談」電報，毛澤東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開號召：「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通告全黨：蔣介石請毛主席前往重慶，「完全是欺騙」；這位七大新當選的主席，還以黨中央的名義，批准了一項華中局報來的「奪取上海」的起義計劃。在這項計劃里，他提議「發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內數百萬農民武裝策應，並調派新四軍部隊入城援助」。不僅如此，他還發電報到華北，要他們效仿華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配合軍隊奪取這些大城市——而當時美國正幫助國民黨運兵、運武器，打算搶先佔領。

他當時之所以如此作，寶是押在蘇聯身上，認定蘇聯會與美國在中國劃分勢力，分別支持共產黨與國民黨——正像他常說的那樣：「國共反映美蘇」。對於《雅爾塔協議》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還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為他作如是想，到了8月20日，在蔣介石已經發出了兩封電報的情況下，還打算據蘇軍進展情況，從華北、熱河等地抽調武裝力量，限期開赴東北，「乘紅軍進佔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慶——在接到23日那封邀請電報的第三天，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保證與陪伴下——這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重慶和平談判。

16、談判失敗

後世御用史家給毛的這一決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辭：高瞻遠矚、寬宏大量、智勇雙全、以大局為重等等，卻一直沒有提及毛澤東硬著頭皮上陣去會他的死對頭的難言之隱：原來是斯大林按照他剛剛簽了字的《雅爾塔協議》和《中蘇友好條約》，對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發了令，異乎尋常地使用嚴肅冷漠的『俄共（布）』的名義，堅持要他到重慶去會蔣介石。

畢竟是毛澤東——越是困局越冷靜，順局反而忘乎所以。臨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黨內同志開會，決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說，「我們只能承認這個現實」。又說，出於無奈，看樣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國共產黨的路」了，即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大家「到那邊去作官」。而他心裡的夢，《將革命進行到底》說得清清楚楚，依舊是通過武力，百分之百地奪權、掌權。

在這樣的心態與文化慣力之下，有可能和談么？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還有共產黨內最擅長外事的周恩來、王若飛等三人，在一再聲言保證他們的安全的美國駐華大赫爾利的陪同下，飛到了重慶。

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次談到，毛澤東如何在抗戰的初期就說服了他的同志，通過抗日這一大形勢，把自己的力量擴大了100倍。而國民黨，據何應欽統計：「在八年抗戰期間，與日軍大規模的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戰鬥38931次，斃傷日軍276280人……」；話是這麼說了，但在美國人眼中，幾乎被美國所提供的大量槍炮「壓趴下」的國民黨軍隊，同樣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盡量少同日本人交戰，以留待戰爭結束后對付中共。

現在，雙方要坐下「和談」了。

被政府起碼圍剿了十五年的「共匪頭目」的到達，在重慶引起極大的轟動。雖然依舊對蔣介石不懷一絲信任，不認為和談會有任何成果，但對自己的文才頗為自信的毛澤東，樂得順水推舟，藉此機會包裝、宣傳自己，並作上層統戰——事實也證明了他的成功。因為自此之後，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當然是在他的這些新交的朋友的幫助下、並且具有用到今天還不見褪色的共產黨特色），「專制獨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對手蔣介石的頭上。

他在重慶呆了五十天，據說跟蔣介石討論和平、民主、團結，討論公民的言論、信仰與集會結社自由，也討論將來聯合政府的構成——直到最後一天，在歡送會上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這五十天，毛澤東真可說是費盡了心力，因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著實病得不輕。但和談的實際成果差不多等於零，因為這是被美蘇兩強按著腦袋談的，心中「武裝解決」的疙瘩沒有絲毫鬆動，一碰到軍事問題立刻就崩。

當時民社黨在重慶的領導人蔣勻田先生記述了他與毛澤東在重慶的一次見面。

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慶之後的一個月。在他的心目中，與國民黨內政學系有相當淵源的二張（張君勱、張東蓀）還有分量。毛澤東鄭重向蔣勻田通報說：「和國民黨的談判已經失敗了」。蔣問他失敗在什麼地方，毛澤東回答說：「與國民黨相約彼此保守秘密，不過蔣先生既然代表一個有歷史的政黨，我不應當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們共同保守秘密。」

原來，在幾省幾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的人選分配上，以及軍隊數量比例、受降地區劃分上，「談來談去談不通，現在已成僵局。」蔣勻田當即問毛澤東，「有沒有談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說沒有。蔣反問道，「毛先生剛剛下飛機的時候，不是明說要和當局談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嗎，怎麼不談這一正題，反而商量起地盤分配、軍隊比例來了？」毛回答說這是「當局要先從小處入手」。聽到這裡，作為在野黨的領袖人物蔣勻田說：「從我們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談『成功』了，反倒是失敗。這是因為，和談而只見兩黨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麼呢？」

令我們閱讀史料的人感到驚奇的是，蔣勻田這樣說了，毛居然不以為忤，反倒很鄭重地問：「依民社黨的意見如何才是呀？」蔣勻田鄭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解決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憲法之下進行政治上的競爭，安排並存的勢力。否則，今天表面談妥，明天一個小紛爭又打了起來，遭殃的還是百姓。」

果然，兩位大人物這廂談著，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沒有停：9月17日，蔣介石秘密發出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剿匪手冊》；10月17日，毛澤東返回延安不久，據解放軍總部宣稱，國民黨在日本投降后已經搶去為共軍搶先佔領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為血腥：圍剿解放區的「閻西山進犯軍」35000人被共軍殲滅。

這就是半個世紀前兩邊實力人物的「和談」。

17、軍隊國家化

1999年春天，大陸的代表已經到了台灣。看來，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變化，已是指日可待。對於與中共政權修好，台灣開出的條件是「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可謂情理具在、擲地有聲。但說到這三項標準的達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為，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個過程，可以說，自鄧小平改革以來，中國就在不斷地在「化」著，只不過時快時慢、時冷時熱，還沒有「化」到火候罷了。惟獨「軍隊國家化」是硬指標，可以說，「化」了就是「化」了，沒什麼可討價還價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對從屠殺的血泊中站起來，開始握住槍稈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揚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說來，這一「化」可是性命攸關、非同小可。

但這並不是說，在這七十年間，中共軍隊就絲毫沒有過被「國家化」掉的可能。那機遇出現在1946年，在抗戰結束之後、在國民政府為獲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國建議推進「政治民主化」的當口。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就在毛澤東為蘇聯所迫，頭戴那頂剛剛借來的遮陽帽，懷著「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慶與蔣介石作「和平談判」的時候，就已經說：看樣子中共只有「走法國共產黨的路」，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大家「到那邊去作官」。所謂走法國共產黨的路，也即蘇聯當時期望於中共的「學習法共的經驗」，關鍵的關鍵就是照法國那樣軍隊國家化。這條道路，根據當時周恩來向自己的黨內同志所介紹的，就是：法國共產黨當時認為，如果堅持與資產階級打內戰，必敗無疑，已有的政治資本也要賠掉。從而同意將本黨掌管的軍隊交出，編入國防軍。法共依舊存在，以在野黨資格進入政府。

毛說這話的時間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後他回到延安。在暫時休戰基礎上、由全國各黨派、各勢力共同協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國綱領》於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經發生，這就是為什麼與此同時還進行著那場有名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主持的雙方「停戰談判」。到了政協綱領出台之時，全國範圍內的停戰也達成了。這真是我們中國人一百年來見到的最好的、沒有戰事的日子。當時不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以為多年盼望的和平與民主終於到來，就是在共產黨內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勢下，接受已有現實的準備。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布的一則指示——當然，是在「毛澤東同志生病期間，劉少奇主持工作」的時候發出的。

在這則指示里，共產黨宣布：「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我黨即將參加政府」，我們的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命令。」

歷史研究本來忌說「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產黨，這個一向以「小米加步槍，打出人民的天下」為傲的黨，還曾有過這樣的考慮，不禁令讀史的人一再想說「如果」：如果當年軍隊國家化諸項真的實現了，就不會有緊接著的「東北民主聯軍」（其實就是共產黨緊急集結到那裡的部隊）進佔秀水河之戰；不會有國民黨大怒，決心在東北開仗；不會有中共接下來的大反攻和長達四年、枉死數百萬人的內戰；也不會有後來的「新中國」，包括它對「階級異己份子」的壓迫、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剿滅、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過歷次戰爭的「天災」了——當然也不會有今天再起的海峽兩岸重開談判與軍備競賽。

當然，如果不是專門的黨史研究者，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則指示，不知道在形勢逼迫下、在當權的一方以和緩的態度對待在野政治力量時，有可能出現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後人所知道的——從而也被教導著與熏染著的——永遠是政客的空頭許諾，以及「槍稈子裡邊出政權」，「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18、校場口

中共確曾有過的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考慮，可惜只是「歷史之一瞬」。因為，不過十天之後，在毛澤東的病勢稍稍緩解，能勉力扶杖參加中央的會議之後，雖然不十分明確，但顯然於心不甘地表達了他這樣的一個見解：「我們與法國不同」；「美蔣要以統一消滅我們，我們要逃脫」。

參加會的人不置可否。因為，促使作出這一決定的，除了毛澤東本人那常人難以企及的堅忍，以及大獨裁者所獨有的那類除了自己的目標，一切都可以不顧的寡情鮮恥之外，當時的局面和政治氣氛也占著很大比重。也就是說，毛澤東再固執，如果「造英雄」的局勢不給他提供機會，他也只有空懷一腔激憤。

這機會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還是由他的夙敵：國民黨中的強硬派白送給他的。

原來，當時在國民黨里，也和任何政黨一樣，大致有態度比較溫和、主張民主建國、願意與民間勢力包括共產黨談判的鴿派（政學系）；和堅決反共、主張以強硬手段解決對方的鷹派（以中統系統為主）。當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推動下，與在野各黨、共產黨及無黨派人士，就戰後局勢進行政治協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後，鷹派恐慌起來，很怕自己的黨內對手在未來的聯合政府里佔上風。

就在政協閉幕不久，當共產黨正猶豫著，打算交出軍隊、進入聯合政府的當口，陳立夫等忽然借「蘇聯在東北的利益」作文章，攪起一場反蘇——當然同時也反共——的事端，即史稱「校場口事件」。這位CC頭目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在他的指揮下，只在重慶街頭打傷幾個文化人，燒掉幾間房子，卻將美、蘇、國、共數方共同艱難維護著的脆弱平衡驟然打破。其時間與空間上的影響力實在是那批街頭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來，有《雅爾塔協議》和與國民政府簽定的《中蘇友好條約》的約束，在東北的蘇聯紅軍，雖然就其政治傾向而言，願意幫共產黨，但在實際做法上，還是很有顧忌，從而也就相當克制。「校場口事件」和這一事件之後關內的大規模反蘇運動，再加上美英單方面公布了原本為秘約的《雅爾塔協議》，使得蘇聯的態度一下子強硬起來。它一反過去處處約制八路軍的姿態，反過來催促中共將更多的主力部隊速速調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機，將政權交給中共。

令人難於想象的是，就在周恩來和劉少奇這樣的共產黨頭面人物——他們一個在重慶一線談判，一個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認為在東北只要通過調停和談判，使共產黨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適可而止的時候，蘇聯卻一再催促增兵，質問「為什麼對美國如此客氣」，鼓勵中共放手大打，答應將已在自己手裡包括萬挺以上的輕、重機關槍和上千門各種火炮的日本倉庫過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東北。

蘇聯的這一態度，對抱病參加東北局勢策劃的毛澤東說來，不啻一劑強心針。類似「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越多越好，不惜重大傷亡」等指示，一一飛向東北前線。

戰爭絞肉機轉動起來，中國的資源損耗在血海之中。在這過程中，也曾有過毛澤東力不從心，從而重提停戰、要求談判的時候，卻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決拒絕——這寧波人和他的湘潭敵手一樣剛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贏，最後幾乎全輸。

剿滅「共匪」就那麼義正詞嚴么？不過兩個月前，在政協會議上，燕大教授張東蓀在談到軍隊國家化的時候說：「人民太苦了。抗戰結束了，要這些軍隊幹什麼？我們要大裁軍，全國軍隊同時公平整編，以後軍隊要成為國防軍，不能再有黨軍。」但國防軍只屬於民主政府，只有黨軍才如此有興趣於意識形態戰。這話毛是不聽的，蔣當然也不聽。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黨軍和派軍，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日戰爭期間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紀，還要隔著海峽打么？

19、毛澤東為什麼和在什麼時候決定向蘇聯「一面倒」

眼下四十歲左右的大陸中國人，對「蘇聯老大哥」和「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恐怕都還有相當深的印象。總的說來，由共產國際動議、具體策劃創建、並一直受到它的資助的中共，自然而然應該「一面倒」。但我們又知道，由於國民政府當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對它的認可（並非由於辛亥暴動而在於它與清廷的議和），1949年以前，蘇聯並不希望中共公開這一親密關係。從中共的一方講，也絕對夠不上請旌表水準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當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時，毛澤東就曾熱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攏。那麼，從「傾心相與」的1944年，到罵不絕口的1948年，究竟什麼因素起了變化？

應該說，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中共核心對美國與蘇聯的好惡或許尚在伯仲之間，這是因為，表面上看來，這二強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國不可打內戰，而中共原本對自己人蘇聯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場口事件之後，蘇聯雖然與國府交惡，對中共和已經取得黨內權威的毛澤東也沒有太熱乎。這是因為，第一它自己在歐洲和南斯拉夫問題上正焦頭爛額；第二它不願意讓西方和國民黨覺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對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視與戒心（「農民起義頭目」、「游擊隊長」，不能讀原著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聽計從）並沒有消除。這就是為什麼從1947年中共準備和國民黨決一死戰（並確認一定打贏）之後，毛澤東三次熱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軍事、經濟等重要問題向聯共（布）中央同志請教」，而三次遭到拒絕。在這期間，中共雖然軍事上節節獲勝，但心裡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準怎麼對付曾經幫同合作反蔣的資產階級外，對自己反覆蠻幹過的「土地國有化」和完全沒門的工業與金融管理，也想當面請教（起碼探出口風），而首要中之首要，則是蘇聯的物資支援，特別是那三億美圓貸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經丟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時，南京政府又搖起橄欖枝，即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戰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擔一次「不許（中共）革命」的埋怨（讀者應該記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慶去談判），終於於該年一月底派要員米高揚到西柏坡去見「中國同志」。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當坦率的意見交換之後（如米問中共，斯大林這回給他們出的破壞和談的陰招兒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問米，為什麼在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靜觀局勢發展未採取行動時，唯蘇聯大使館跟隨國民政府搬到廣州），毛澤東在兩個日夜折磨他的問題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對共產黨在中國武裝奪權的肯定；第二對他本人是中國革命領袖的肯定。有了這兩條在胸，雖比終日揣揣然（這樣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從他不管形勢多緊急險惡，都絕對親自控制對「遠方」的聯絡即可知）要好得多，但還不足以使他在戰後世界新格局建立的過程中，走上「一邊倒」這類成熟政治家原則上不取的地步。

後來發生了什麼，讓他下了這樣的決心？

當時，更具體說，在南京攻克之後的五、六月間，有兩個人物——兩個處在對立的營壘卻都不希望見到中國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來和司徒雷登（我們都知道他那時雖然已經不是駐華大使，但仍是桃李滿「國共」的傳教士教育家）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不使中美間遊絲般的聯絡一下子斷個乾淨，周恩來幾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黃華進駐這前國都，還安了個「中共南京軍管會外僑事物處主任」的名目，以便與恩師正式聯絡；而司徒也正通過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還有一個主動請纓的陳銘樞等，努力了解新政權對中美關係的態度和高層接觸的可能。

事實上，在積極地活動著的雙方的後邊，都有著強大的、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制約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滅資喊了幾十年的「左」；美國方面是在國會很有勢力的麥卡錫潮流。雙方數渠道幾經接觸，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詢、解釋、預測和討價還價，最後找到一個好借口：6月24日，請這位燕京創始人像往年那樣回北平學校過生日。

這確實是一個借口，因為黃華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轉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訊息：如果司徒希望訪問燕京大學，則毛、周歡迎他來北平」時候，已經是那生日之後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這時，一個令中共意外的局面發生：本來取主動態度的美國突然躊躇不前、司徒對這個他所盼望的結果的回應也相當低調。他回答說：他「雖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無可能。而且像他那樣的『衰弱老人』長途乘坐火車太過勞累。」但正如我們今天通過閱讀歷史文獻已經瞭然的，這並不是他本人的態度，因為在他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中，他說的是：「此行定能推進相互之間的更好了解，並增強中共內自由派反蘇分子的力量。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唯一的機會與中共首腦進行非正式的談話。此種機會可能從此不再。這將是一個富有想象力和冒險精神的象徵，顯示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的開明姿態，並使今後中美關係獲益。」

和後來中共常常表現出的強硬態度不同，為挽回局面，黃華再一次表示誠意，說「所有鐵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飛機，也可以安排——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所盡的最大的努力。

當時最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書身份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涇波（傅出身滿族破落貴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學兼優的窮學生，對澱積千年的中國高層政治運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黃華答覆后，勸司徒雷登先斬後奏、立即動身。耿介的司徒罵他「小玩鬧」，隨即按部就班報告請示。他心裡有數：會見周恩來的指示本來自美國。他沒有考慮到政局的瞬息萬變。如果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不是艾奇遜，而是別的有擔當的勢力人物，批複可能會如司徒所期待地適時到達。無奈艾奇遜不敢擅自做主，將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國會去討論，回復到達：乾乾脆脆的「不許可」，並命令他立返華盛頓。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熱臉貼到冷屁股上」，這是放到誰身上都覺萬分屈辱與惱火的事，何況正經歷著「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經拿穩了蘇聯不會換馬、對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裡記在心裡、好不容易有條件地向黨內溫和派讓了一小步的毛澤東。用不著等到7月2日傅涇波將美國的這一決定正式轉告黃華，毛澤東已於三天前在他載入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決絕地為新中國外交定了向：「必須一邊倒」，「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當美國一個月後發布了那份《中美關係白皮書》之後，由偉大領袖親自撰寫的氣勢恢弘的「五評」隨即出台。中美關係降到有史以來最低點。兩年後，朝鮮戰爭爆發；二十年後——越戰。二十三年後——尼克松訪華。毛澤東那時連路都走不穩了，卻迫不及待地要親自到機場去接。

雖然他的子女都說俄文，毛澤東終生學英文而不碰俄文，並堅持用西方訓練的私人醫生（即後來寫了回憶錄的李志綏）。「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在他心裡究竟是怎樣的呢？

20、專制腐敗

「柯林頓即將訪華，中美關係將開始新篇章」，成了20世紀末中共的的口頭禪。因為與頭號強國老美聯袂而特別感到風光，對中國首腦人物說來，這不是第一次。對史料作過稍微瀏覽的人可能都記得那張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蔣介石微笑著，作為四大強國領袖之一，與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並排坐在陽光下。當然，以人口和埋在地底下的資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燦爛文明而論，中國當仁不讓。但以實際國力、特別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質量而論，老蔣當時不會不心虛吧？

其實當時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頂桂冠是羅斯福力排眾議，硬送給蔣介石的。他之所以要這麼做，倒不在於美麗的蔣夫人有多麼大的魅力，而在於當年的這位美國總統真心誠意期望二戰儘快結束，而後，一個親美的、由穩定負責的民主政府治理的中國出現在東方。問題是，怎麼統一，和統一成什麼樣子。

用中共當時的話說，「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堅持著華北、華中和華南三條戰線。他們已經建立起15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了9000萬居民。130萬在華日、偽軍中，我們正抗擊著110萬（佔六分之五），國民黨軍隊只對抗20萬人（六分之一）」。這一數字固然帶有我們相當熟悉的宣傳味道，但中共作為抗日的一支力量，卻是不容忽視的。

如何迫使日軍早日徹底投降，即使在美國總部，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將武器裝備分別提供給國共雙方；一是只給政府，由政府決定給不給它轄下的中共軍隊。前一種意見從邏輯上看本來不錯，無奈當時世界正處在兩大意識形態瓜分全球和恐共反共勃興期，很少有人會對扶持共產黨的軍隊投贊成票。羅斯福於是召回謝偉思、召回史迪威，並以蒙古、東北等利益換得了蘇聯不支持中共的許諾，把寶押在了「國父傳人」蔣介石身上。蔣這方面，當然也信誓旦旦，許諾改革開放、許諾反腐倡廉、許諾結束一黨專制建立民主政體……。

如果一切都像設想的那樣，當然皆大歡喜，美國總統為中國安排的美好前景也即刻可告實現。不料事情的發展竟完全成了另一個樣子：沒有得到美國裝備、還被蘇聯貶為「並不是組織嚴密的無產階級政黨，只是一群心懷不滿的農民」的中共，從此大發奮，不但從蔣介石手裡奪走了美國禮物、還逼蘇聯認了錯，並在以一己之力將中國統一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獲得曾經無視它並背棄它的「老大哥」在軍事和工業上「慷慨」援助。不過五年，一切都與不能說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羅斯福總統當年的設想相違。

問題出在哪裡？

歷史本來不興說「如果當時……」，但若「從史實求史識」（陳寅恪語）角度看，如果當時羅斯福沒有順應「把共產主義扼殺在搖籃里」這一勢頭，而是採納了謝偉思和幾乎全體駐華使館外交官的建議，與中共保持交往，使中共的軍事實力大到在蔣介石看來不敢貿然發動內戰的地步；然後由於雙方力量——特別與外界交往的機會——不那麼懸殊，真正的、容納了各派政治勢力的民主聯合政府說不定有希望誕生，中美關係不會落到五十年代初的地步，韓戰越戰或許根本不會發生……

今天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已經證明共產主義並不適合二十世紀的人類。但當時連一座稍稍象樣的城市都沒有的中共怎麼就沒被扼殺掉；相反，不但獲得了美援、還接收了幾乎全部日偽物資的國民黨政府，怎麼竟在頃刻間垮掉，快得連想扶它一把都沒有地方下手。

沒有得到美國支持的中共得到了中國。其主要原因，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勝利，而是蔣介石政權的腐敗，以及使這腐敗一茬茬滋生卻得不到扼制的獨裁政體。一個政權的獨裁與腐敗，不但與「主義」沒有多大幹系，也難於得救於外部資助。毋寧說，如果一個機體不慎而結上了獨裁這樣的毒瘤，營養越盛，滋長越快，直到整個徹底毀掉。

與羅斯福相比，柯林頓今天面對的中國，就專制與腐敗而言，與四十年前相比，有沒有質的不同呢？

21、解放台灣

柯林頓來中國，最感失落的，想來莫過於台灣當局了。北京的觥籌交錯、握手言歡倒還在其次，口口聲聲恪守三協定，大陸對台灣動手屬於內部事務，即使有幾個F-16戰鬥飛行隊在手，其內心之惶然恐怕也不下於1950年。

中共直到今天也不放棄動武之說；而且，和台灣當局一樣，也真的在給外國軍火販子送錢。究竟是出於那放不下來的大架勢，還是軍方想乘機多得撥款，或者別的什麼，包括「拯救海峽那邊的民眾於水深火熱之中」，都是表面上政客們玩的「花活」。到底打還是不打，應該說，和50年前一樣，最終還是實力與世界政治格局起作用。

50年前的今天，正是被正宗的國民政府稱為「土共」的人民解放軍，認為戰略決戰時機已經成熟，準備開始數百萬國人相互大殘殺的時刻。然後，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滾雪球般地滾進了數百萬「翻身農民」和「投誠義軍」的「人民武裝」，在戰火和劫掠之下變為赤貧萬里的大地上揮戈南下，終於被擋在了大海邊，包括那支操著綿軟的山西話、準備派往台灣接收、而最終擱淺在福建的工作隊。

與老蔣有著深仇大恨，並自認為代表了正義與民眾的毛澤東，真想一傢伙打過去呀！不僅想，當時還真的伸著手指頭在福建的金門島和浙江登步島試了一下。慘重的損失終於使毛明白，道義上不堪一擊的老蔣得到了大海的庇護；而戰勝大海，光靠宣傳隊編歌騙農民已經不夠，要靠實打實的艦艇飛機；而艦艇飛機後面的是技術與錢；技術與錢從哪裡來？只有蘇聯老大哥；這個忙老大哥肯不肯幫？幫與不幫取決於什麼？這正是近年才昭彰於世的、半個世紀前的那場政客交易。

由於歷史文獻，特別是前蘇聯文獻解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當時社會主義大家庭在亞洲有大小兩個兄弟，中國和北朝鮮。它們的領袖毛澤東和金日成，就成為本民族之雄主而言，是絕對不落人後的——二人用的居然也是同樣的名義「被壓迫人民盼望統一」。當時二人實力都不夠，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海軍與空軍；北朝鮮更糟，罈子罐子加在一起，也不過三個勉強拼湊的步兵師，還沒怎麼打過大仗。

條件雖差，雄心不減，而且雙方都知道斯大林世界格局的野心，於是也就把後援、包括外交、資金技術乃至實際參戰的期望寄托在大哥蘇聯身上。中共這邊，「百萬雄師過大江」不過兩個月，已經派劉少奇秘密訪蘇，向斯大林稟報自己1950年進攻台灣的計劃，要求支持200架飛機並培訓飛行員，還試探著問能否在作戰時直接派遣蘇聯空軍和海軍。斯大林只答應了第一項，對第二項則堅決回絕。除了買賣上的考慮之外，最主要的顧忌是《雅爾塔協定》，也就是說，如果自己首先毀約，美國定將介入，從而「誘發美蘇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

幾乎就在同時，金日成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得到的回答也幾乎一樣。只不過這名對蘇聯更為依賴、更為惟命是從、討要起來也更為直接的前游擊隊員，還有一個二哥中共——可以仗著大哥之命，也可以仗著中國人即使褲帶緊到最後一個洞眼也要保住面子與「前宗主國」驕傲稟性，死乞活討，做為依靠的後備方案。

如果不是美國在1950年初突然宣布它「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包括建立軍事基地」；「美國的安全線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朝鮮」；斯大林是不會同意中共享他提供給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億美元貸款中的一半，來購買海軍設備的；也不可能主動會知金日成，批准他那個既莽撞又野心勃勃，而且還迫在眉睫的「統一朝鮮三階段計劃」的。

金日成極度興奮。開戰前6周，他按照大哥蘇聯的要求親赴北京，來向二哥通報。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灣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蹺，立刻中斷會面，直接向蘇聯大使館求證。得到肯定的答覆后，由於受到經濟與意識形態雙重製約，沮喪又氣悶的毛不敢也沒可能說聲「不」，中國就這樣卷進了朝鮮戰爭。

事情的結局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戰禍，急需恢復生息的中國，掏空了國力在朝鮮與聯合國軍作戰，以維持直到今天還是家族統治與糧食定量供應的北朝鮮政權。與「紙老虎」美帝打了個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毛的虛榮心，可台灣呢？1953年，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斯大林死後，毛終於可以恨恨地罵他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的錯了」；而他一生中兩件大事中做夢做得最長的一件——解放台灣耽誤掉，則直到臨終輾轉病榻之際，還在念念不忘。（沒有被「解放」掉的台灣，二十世紀末期實現了繁榮，二十一世紀開頭實現了民主，讀史的人怎能不說「幸虧當初……」——作者2000年6月補記）

歷史螺旋式重複，將不僅海峽兩邊、還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人，又推到一個與半個世紀前何其相似的時刻。雖然江澤民就集數職一身而言，絕類毛澤東，但五十年後的今天，雙方拼打，用的已經不再是三八大蓋和手榴彈。希望「不放棄武力」的說道，只不過是這位毛鄧之後第三代領袖繼承衣缽的一個擺設，一時還找不到地方扔。至於借了錢中國人互打，還要靠掙了錢的外國人來協調與說合，怎麼說也是民族大恥辱，切盼台上政客們明鑒。」

22、國共秘密談判（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國共雙方有沒有過通過和談解決爭端的努力呢？

我們通過前面的故事已經知道，國共雙方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固然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緣故，更主要的，還是雙方背後「洋後台」的態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經令美國朝野完全失望的情況下，杜魯門發表「公開拋棄台灣」的聲明。毛澤東大為鼓舞，一方面鼓勵張治中「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努力工作、刻意經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7月對台灣用兵。不料既野心勃勃又膽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顧地挑起了韓戰，迫使美國再度介入。在麥帥發布了《在亞洲遏止共產黨擴張的戰略計劃》之後，毛澤東也扔掉了他溫文爾雅的那一手，聲稱為了「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這年秋天，北京開始炮擊金門，兩邊關係徹底鬧僵。

在中國經歷了「建國初期」相對說來比較好的日子之後，不但以斡旋和談判見長，與對方政要更有著盤根錯節的袍澤關係的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試著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條件是「美國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後來給無數人上了當的「知識分子的春天」里，不但周恩來頻頻傳話給過去的「老人兒」：「省親會友、參觀學習、投向祖國……一律歡迎」；毛澤東也大度地表示：「愛國不分先後」、「來去自由」。為了方便與台灣當局作具體商談，中共中央設立了對台辦公室，由周恩來負責。

1956年7月，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一位當時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先生。周主動提出，國共「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繼而，在9月間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里正式發表：「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了之後。」並在以後會見記者時，一再說「蔣是有貢獻的。若回來，會安排高於部長的職位。」

應該說，此時國共雙方後邊，都沒有「更多地想著自己的利益與標準」的洋大人，中國人自己解決自己事情的時刻，正要到來。更為湊巧的是，就在當了總理的周恩來稱讚他二十年代的校長的時候，蔣介石不知是出於他軍事家「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或是什麼人的勸說，也正派人到大陸探風。他選的是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宋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軍的戰犯囚徒，他的湖南老鄉李維漢正身任統戰要職，另一名老鄉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簡直就為了和國民黨拉關係而在北京養著。

1957年4月，宋委員先由香港到廣州，然後乘火車到北京。他當天就和只剩下「美食家」頭銜的唐生明吃了飯，第三天見了政府總理和統戰部長。這回雙方已經沒有棘手的軍隊和地盤問題。北京於是從政治角度提出「五條」：（1）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3）台灣地區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往干預；（4）國民黨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5）外國軍事力量必須撤離台灣海峽。

簡直就是四十年後香港回歸和眼下兩岸談判的藍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此行可能達成的成就。在餘下的幾天里，他在北京參觀、遊覽、探望已經特赦的弟弟——感受到中國大陸毛澤東時代僅有的那幾個月寬鬆活躍的氣氛。

國共秘密談判（二）

不但蔣介石派到大陸的立法委員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負此行，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同樣的估計。在四月間歡迎蘇聯主席伏羅希洛夫的宴會上，毛澤東毫無避諱地談到了「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沒有如此簡單。五月份，在宋宜山興沖沖回到香港，就自己這次「受命大陸行」寫出一份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報告，並立即呈送蔣介石之後，萬萬想不到的是，主動派他前去的老總統閱后竟然大不悅：不但對北京方面的「五項」完全不做回應，更傳話叫宋不必再回台灣了。更為不巧的是，幾乎在同時，北京開始了那場被後人稱為「荒謬絕倫、形同自殺行為」的「反右」，氣氛已經完全不對。

但政治對手的這次失誤，卻給了蔣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蔣介石在國民黨八大上言之鑿鑿，全部否定北京這回對他回應的誠意，說是：「統戰陰謀」，重新提出「反攻大陸、光復國土、消滅匪寇、完成革命大計」，並立即與美國在海峽舉行軍事演習。

人類的經驗證明，無論是人與人，還是黨與黨，抑或國與國之間，禮讓固然能換得禮讓，衝動更容易激起衝動。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國援助的F-100型戰鬥機抵達台灣，台灣軍隊集結金門馬祖，拉開佔據大陸的架勢。北京立即回應：從8月到10月炮擊金門，共發炮彈四十七萬五千發——「海峽危機」時期開始。打炮之後，毛澤東再作姿態，甩開他聲情並茂之筆，撰寫《國防部長一告、再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和為上」，提醒對方「提防美國人」。到了這年秋末，美國和台灣在隆隆炮聲中放棄了以武力保衛金馬政策，國民黨通過《策動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案》，提出「以主義光復大陸」。

毛澤東在晚年曾經說，他一生有兩個夢，一是文革；一是解放台灣。事實確實如他所說：「海峽危機」沒過去兩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綱四目」的對台政策。所謂一綱，即「和平統一」之綱；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項」，更接近毛澤東的性格特色：（1）台灣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都尊重蔣介石的意見；（2）所有軍政費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撥付；（3）台灣的社會改造可以從緩，一定等到時機成熟后，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后實行；（4）雙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員，不做破壞雙方團結的事情。

對此，蔣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為毛澤東「尊重的同鄉兼老友」、自1949年以來一直都在共產黨手裡封存著，要到時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釗，兩度赴香港主動聯絡，甚至老死是地，蔣介石都沒有搭理。

這年，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已年屆古稀。作為同樣懷著獨霸中國、從而得以比肩於中國歷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領袖，不可能不懷著同樣心病，無時不將「統一大業」放在心上。雖然有此共同之處，四十年的積怨畢竟太深。這一命題，或許要留給他們各自的接班人了。

國共秘密談判（三）

到了60年代中期，蔣經國在台灣已經實際執掌政務，而1965年7月，原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落葉歸根般地回到大陸。也許他傳過去了什麼信息，也許他的行止觸動了海峽那邊一班人的什麼情懷，總之，就在這年夏天，據說，十年前曾經受周恩來之託向台灣傳話，卻一直沒有得到迴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蔣經國由香港秘密接到了台灣。

曹先生當時也已經不年輕了。據文章說，他見過蔣經國后，於10月間趕到了北京。當時北京雖然正熱熱鬧鬧地開著全運會，討論著國民經濟長遠規劃，政治火藥的味道其實已經從幾個文人的筆端散發出來。而毛澤東也已經在會上問出「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這種咄咄逼人的問題。

曹聚仁並不知道這些。據說他先在北京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返回台灣復命。三天後，在蔣經國的陪伴下，蔣介石秘密接見了曹。據一位名叫陳敦德的作者披露，這次會見只有三人在場，曹傳達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後，與蔣氏父子共同擬出一份似乎是綜合了雙方意見的「六項條件」——應該說，這六條相當荒謬，無論口氣、用語，包括條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們共同審視兩岸和談的可能性的當口，權且把這份可能最後由曹先生本人或後人轉述的內情開列出來，供諸位參考鑒別。這1965年的「六條」是這樣的：（1）蔣介石協同舊部回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湯沐邑」三個字的使用太不倫不類，蔣介石似乎不至於將自己認作受毛澤東賜予的前朝遺族）。（2）蔣經國任台灣省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之後再行磋商。（其實那時，台灣完成土地改革已經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若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大陸當時剛剛由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恢復過來，似無此能力，更況且台灣並未出現財政困難）（4）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守台灣。（5）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利伯維爾，並為雙方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人選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6）台灣現任文武官員官階、待遇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提高、不降低。

據文章披露，會見之後，曹聚仁老先生很是興奮，只等北京認可后，即正式派人北上赴大陸了。不料1966年6月，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北京對台工作停頓。而對台灣方面說來，似乎又是一次「以主義光復大陸」的機會。似曾相識的強大政治攻勢再度發起：「大陸政權分崩離析」、「反毛力量聯合起來共同討逆」……。海峽兩岸進入新的一輪冷戰與抗衡。

待到緩和的聲音重新發出時，已是1980年代初。從葉劍英委員長發布九條《告台灣同胞書》，又是20年過去了。在大陸的改革已經快把共產黨弄得空俱其名，而台灣的國民黨也已經不再能夠獨裁的情況下，這延續了七十多年國共仇恨，難道還解不開嗎？過去結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難道還要向毛澤東、蔣介石那樣，把兩邊中國人的性命、財富、安寧、尊嚴，當作自己的籌碼來耍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