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繁榮與沒落的區別

麻省理工大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是哪些因素決定了繁榮國家和因陷入破產而貧窮的國家的差異呢？歷史事實證明了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在當今世界上，伴隨著市場經濟，實現了廣泛政治參與、法律和秩序的確立、財產權保障等「一攬子制度」的歐美和日本在經濟方面最為富裕。另一方面，像朝鮮、埃及和很多非洲國家那樣，政治權力集中於部分人手中，並從多數國民手中剝奪財富的「掠奪型制度」國家由於無法激勵民眾積極參與儲蓄、投資和發明，處於貧窮姿態。

在以軍事獨裁為代表的「掠奪型制度」下，根據中央集權、來自海外的技術轉移、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移動等條件，像過去的巴西、墨西哥、蘇聯（現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那樣，也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水平比較高的經濟增長。

這裡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由於不能產生實現可持續增長不可或缺的創新，其繁榮無法長期持續。既得利益集團擔心創新引發的創造性破壞和新舊更替，他們的抵制阻礙了進一步增長的萌芽。

那麼，利用這個命題分析中國將會如何呢？與40年前相比，中國實現了顯著進步，但平常仍會出現政治上的不合理決定，同時腐敗橫行。巨大的國有企業和銀行的存在則扭曲了資源分配和機會均等。中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併發起足已追趕日本和韓國的創新？如果以20年左右的時間軸來看，中國經濟可能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富裕國家也面臨諸多問題。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阻礙了教育機會平等等包「一攬子制度」的維持。一部分人將過於富裕和強大，在稅制、金融管制和勞動行政等領域，將發揮其政治影響力，進而使消除貧富差距的政策舉步維艱。

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大規模信息收集、日本《特定秘密保護法》的制定等，國家利用信息化技術監視國民或壟斷信息的舉動也令人擔憂。因為這樣的社會將阻礙言論自由、創作和創新。

中世紀曾以地中海貿易而盛極一時的威尼斯，在掌權的精英階層加強壟斷政治權力的過程中，實施了創建警察組織等專制政治。由於將此前沒有財產的年輕人也能參加的貿易業務進行了國營化，結果導致增長陷入停頓，同時人口出現減少。這個過去的經濟大國如今已經淪為吸引全世界旅遊者的「博物館」。威尼斯走過的道路意味著，如果市場經濟的「一攬子制度」遭到顛覆，繁榮就可能急轉直下。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簡介

2005年榮獲被視為「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著有《國家為何衰落》等。土耳其出生。現年4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