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界認識一個盜賊型政權——《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的意義 ...

1月21日，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雖然該報告在中國大陸被封殺，但其意義之重大，遠遠超出某些海外中文媒體鎖定成焦點的「權力鬥爭產物」的範圍。因為《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向世界揭示了中共政治集團的盜賊型面目，嚴重削弱了中共執政集團的合法性。

關於「外媒淪為中國權斗的工具」之說是謬見

西方世界對《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所起的巨大「扒糞」作用都高度認同，但中文世界對資料來源的一種看法卻妨礙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認識這份報告的意義。

《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公布了習近平、鄧小平、李鵬、溫家寶等五位中共領導人家屬的資料，因此受到一些海外中文媒體與評論者的質疑：為何獨缺江澤民、曾慶紅與周永康這三位政治局常委家屬子女的資料？並據此認為這些信息是周永康系勢力提供的，外國記者被誘導而淪為中國權力鬥爭的工具。

國際新聞行業對於消息來源有一個重要行規，只要新聞源提供的資料是真實的，提供者的動機是否高尚一般不在考慮範圍內。中國政府將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所有信息都視為「國家機密」，如果不是因為高層內部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根本不可能出現2012年以來各種相關信息外泄給國際媒體之事。因此，在獲得相關新聞線索后，記者的責任一是保護新聞來源的安全，二是做必要的資料核實工作。

《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對資料源生地闡述如下：「所有小資料庫來自兩個較大的獨立資料庫，分別包含兩間離岸中介公司——總部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譽通（Portcullis Trust Net）和總部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英聯邦信託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過去三十多年的內部資料。它們幫助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公司註冊離岸實體、設立隱蔽銀行賬戶」。這些信息被載於一個硬碟上，交給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某人或者某幾人，誰是硬碟的提供者，以及提供者如何獲得這些信息，報告並未涉及，但這完全符合保護新聞源安全的媒體倫理。

以下筆者嘗試回答為何獨缺江、曾、周這三家的資料。我認為這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代理註冊離岸金融公司的中介公司有許多家，保得利信譽通與英聯邦信託有限公司不可能壟斷所有的中國業務，讓每一家紅色家族成員必須將業務交由上述兩家公司代為辦理，更何況這兩家公司代理的是全球業務，非止中國一國。因此，無論誰是信息截獲者，這些資料到記者手裡都是原生態。

第二種可能是：這兩家公司因某種短處被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特工拿捏，不得不在威脅下交出資料。有了李東生為彭博社提供有關習近平親屬相關資料的「前科」，外界可以將周永康系勢力提供信息源作為一種假定，因為相對於其他部門，國安部門與公安部門獲得這些信息的可能性較大。於是周永康等有辦法做點手腳，刪除江澤民、曾慶紅等家族成員的相關資訊，再將資料外泄出去。

按《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我們如何進行報道》中提供的時間，這群記者應該是在2013年7月左右得到這個含有250萬份離岸金融秘密文件的硬碟。其時，審薄的時間表已公布，十八屆三中全會行將召開，這個硬碟的提供者與其說是為了影響中國高層的人事安排，不如說是出於另一種考慮，即打擊政治對手。

那麼，《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對習、胡、溫、鄧、李等五家的金融資料分析，是否冤枉了他們？至少當事人未出來就此喊冤，外部評論者有什麼理由對這種泄密抱著這樣一種機會主義的實用態度，即是自己鍾情的政治領導人，腐敗就算是事實也不能曝光；不是自己喜歡的政治領導人，曝光其腐敗才是合理的。這種態度，是政治鬥爭中常見手法，但不符合媒體倫理，更不是學術研究應秉持的態度。

綜上所述，我的結論是：就算ICIJ得到的資料硬碟真是周永康派系有意放出來的料，並且刪除了與江、周有關的資訊，但只要其餘的資料是真實的，就絲毫不影響這項研究的重大意義，即讓世界看到中共就是個赤裸裸的盜賊型政權，從權貴到普通官吏，均採用一切手段掠奪公共財產，然後將巨額資產轉移國外。

如果北京為了報復周永康，大可以將這些「被刪除」的資料復原並公佈於世，以補現有資料之不足。

ICIJ做了中國該做卻不做的事情

調查記者聯盟拿到的資料涉及世界多國，但只有中國項目遇到的難題特別多，有關中國當局的政治恐嚇、阻撓等不算，項目組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數據分析本身。報告如此闡述，「如何跳出常規，從37，000多名離岸公司所有者中找到關切公眾利益的新聞？我們做的第一步是列出與中國公眾人物有關的詳盡名單，如政治局委員、部隊軍官、各大城市的市長、俗稱『太子黨』的中共領導人親屬以及《福布斯》和胡潤富豪榜上有名的富豪們。」

我在中國既從事過新聞調查，更積多年研究中國之經驗，自然知道幾十位調查記者們在這份報告上花費的巨大心血及付出的辛苦勞作，當然更理解他們所受到的來自中國的壓力。這也是中國記者為何要退出的原因。因此，我謹向他們表示一位前同行的敬意，因為他們完成了一項中國政府與中國記者本應完成卻未完成之事。

中國的資本外逃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軍所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一文（《改革》雜誌1996年第5期），我在《現代化的陷阱》（1998年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一書的第五章專列一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將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這一中國問題帶入中國公眾視野。此後中國媒體有關這一話題的報道甚多，但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則由於嚴苛的政治限制，不是中國任何媒體團隊能夠完成的，對這一點，我充分理解。但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對此進行研究，這是責任所系，因為了解中國資金外流動向，是制訂相關政策的依據。

在中國，關於資本外逃的研究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發布其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的相關信息，據當時媒體報道，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一部分」，結論是「4千貪官捲走5百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儘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此後，這份報告的內容成為中國媒體報道反覆徵引的權威內容。但奇怪之極的是，6年之後，梅新育於2010年4月27日發表博文「4000貪官捲走500億美元謠言始末」，說那是有關記者造謠。當時我專門寫過一篇《貪官外逃話題的是是非非〉，對資本外逃的研究與相關報道做了一番詳細考證。

如果說梅新育的否定經過了6年時間，另外一份署名為「中國金融學會研究報告」的《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就沒這麼幸運，2011年6月份網上流傳出來才兩三天，就被中國金融學會出面否定，說該報告所言並非事實。但三個月之後，中紀委、監察部宣布啟動「省級防逃追逃協調機制試點工作」，等於再次承認官員外逃現象嚴重。

《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發布后，聯想到這個話題在中國的前世今生，或許可以知道這項工作為什麼只能由國際調查記者聯盟來完成，這是由這項工作的兩個特點所決定：一是工作繁重，需要一個獲得足夠經費資助的專業機構來承擔這一項目；二是承擔者必須能夠抗拒來自中國政府的種種壓力。

中國人應該感謝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因為這份報告揭示了中共這一盜賊型政權的本質，這份報告被中國當局在網上嚴厲封殺這一事實，還讓世界再次了解到習近平反腐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