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蕭---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我對毛澤東和他的私人生活知之甚少，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我對共產黨和它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真相了解到近乎匱乏的程度，那時的我和現在的許多年輕人一樣，盲目的崇拜和輕信某些東西，比如，黨的法定電台、刊物和報紙之類的宣傳物品，因此，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真實一面，我一無所知，而我接觸到美國之音、BBC和自由亞洲電台等這些自由媒體還是在我去北京很久以後的事情。

共產黨的教育、宣傳和它的審查制度在我身上發揮了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是作為一個封閉世界里的政治偶像，一種內在的、為大眾謀福祉的道德楷模的光輝影像呈現我的內心世界里，在當時，我沒有能力戳穿這個精心編造的謊言。而我現在則意識到，即使毛澤東和共產黨是為人民、為大眾的福祉服務的，一種壟斷了所有為他人而奉獻和努力的權力其實同樣可怕，它將個人的思考和行動排除在通往公共領域的所有路徑之外，它讓人類的存在看起來像一些庸庸碌碌的白蟻或螻蛄那樣渺小和不足掛齒，換句話說，個人存在的主體性失去了它的根基和意義，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東西有一種本能的抵觸心理，而這些東西往往都屬於他的理論的核心部分，比如，他對於私人財產（「資本」）的敵視，以及他對歷史進程的理論分析，我的認識僅僅來自於對現實生活的一些思考，而不是出於別的考慮，打個很現實的比方，我現在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寫作者，並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因此我並沒有多少錢，由於這個原因，我理所當然地屬於馬克思理論所認定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一份子，但是，我並不認為有一種超自然的歷史真理賦予我以力量去搶劫銀行或者去搶奪某位資本家、土地主的私人財產，以某種崇高的名義去獵殺或者羞辱他們，因為這樣的行為本能地會令我的良心不安，而在馬克思的眼裡這完全是正當的，它被稱之為「階級鬥爭」。

事情的荒謬之處在於，倘若有一天我的作品忽然之間獲得了成功，受到讀者的認同，我成為一名名作家，並籍此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和財富，顯然，由於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我成為一位有產者和所謂的「資產階級」大家庭中的一員，那麼，我是否應該心甘情願地將自已的財富和生命奉獻在共產主義的祭壇上，聽任和放縱無法阻擋的歷史進程及其規律的蹂躪和擺布？在現實生活中，就是接受那些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無情獵殺、搶劫和羞辱，而執行這項歷史使命的人物的心理、個人品行和道德如何，我無法作出準確的事實判斷，或者說這從根本上是不重要的，問題在於，沒有外在力量的監督和約束，作為「歷史」的最終和唯一的勝利者，誰能確保證他們拿著這些從「資本家」手頭搶奪來的財富不用於個人的消費、嫖妓、販毒、炫富，甚至用於非正義的戰爭——總之，以「歷史審判者」的名義去干他們先前所反對的那些壞事？依靠他們心中純潔的道德自律？我認為，這首先是一個道德和倫理上的問題，有些人類行為的底線是不能被逾越的，而並非從一開始就註定從屬於政治或者法律的技術範疇，相對來講，後者更容易獲得解決的途徑。

事實上，社會主義除了以暴力和強制的方式消滅了「資產階級」和它的私人財產制度，幾乎沒有解決人類面臨的其它任何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比馬克思生前所痛恨和鄙視的「資本主義社會」更為突出，比如，貧窮和官僚主義的泛濫，又比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是什麼以及人類生活的終極意義，社會主義同個人自由的關係，我認為，用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或者勞動者這些冠冕堂皇的簡單定義來概括人的本質是遠遠不夠的，那樣的話，我們同馬克思所描述的那些最原始社會的農奴甚至和「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一條流水生產線上的鋼製齒輪就相距不遠。

正如一位地位顯赫的共產黨權力精英之言，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建立在三千萬共產黨士兵的生命和犧牲之上，這也許接近於歷史的真相，雖然，這個數字或許有些誇張，但是，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它的穩定是建構在對千百萬私人財產擁有者的劫掠和羞辱的社會心理基礎之上，這同樣也是對的。通過崇尚和推行暴力主義的極端方式，它成功地摧毀了建立在傳統小農經濟和私人財產基礎上的社會心理結構，那些被裁定為「地主」、「富農」、「資本家」的精英人物在一夜之間淪為新興體制下的政治賤民，受到無情地清算和政治迫害，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則有機會上升成為新的社會官僚體制的基層管理者。通過對少數「壞人」的專政和充斥民粹主義的政治訛詐，「共產主義的幽靈」和「階級鬥爭」理論這樣一些深奧難懂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在中國大陸成為時髦和倍受尊崇的東西，在我看來，毛澤東和他一手推行的「文化大革命」是這種社會心理和哲學思維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體現。

顯然，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具有傳統社會主義的所有特徵，一方面，政府在有條不紊地營造意識形態、文化、政治上的恐怖氛圍，對指定的敵人進行羞辱、批判、鬥爭、獵殺，黨內陰謀、權力鬥爭和大清洗運動，聲勢浩大的遊行和政治集會，「大字報」，檢舉、揭發、告密，未經審判的逮捕、監禁和處決，另一方面，它還在一個更廣泛的領域引發了對黨的領袖的個人崇拜，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聲朗頌，將領袖的話語視作啟迪心智的《聖經》，成為亘古不變的金科玉律，一種生活的教條，佩戴革命袖章的紅衛兵們敏捷地上竄下跳，他們歡快的跳著「忠」字舞，在廣場上、在工地上、在食堂里、在火車上、在曠野中，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舞蹈在流行，將領袖的意志同自已的靈魂和血液合二為一，事實上，人們內心的信仰真空被一種人為拔高的叫做「毛澤東思想」的東西滿滿地填充著，這種盲目、輕率、抽象的意識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無政府主義的暴虐行為結合在一起，這是令人稱奇的，在這裡，除了施暴者和受害人，並沒有產生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社會的凈化運動同一種無法無天的社會景況達成一個內在的矛盾統一體。

我認為爭論毛澤東是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甚至於——「馬克思主義者」這一稱謂到現在看來都是不合時宜的，今天，很少有人再去重視馬克思當初寫的東西，歷史的真實終歸會恢復到客觀的存在狀態，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源於1958年—1961年向共產主義大躍進的試驗及其它的失敗，還有「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批判，後者被稱之為「修正主義」，毛澤東擔心自已去世以後他本人的政治聲望會受到來自黨內同僚的挑戰，以及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事業面臨背叛的危險，這至少應當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心理動機之一。

顯然，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大革命」對於整個社會的心理震懾作用是立竿見影的，即便是在毛澤東去世多年以後，「文化大革命」中呈現出來暴力和瘋狂的畫面仍然讓人們心有餘悸，噤若寒蟬，在對共產黨這樣一個軍事化的、自上而下的獨裁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本身存在的致命問題的反思中表現得中規中矩，謹小慎微，不敢跨越雷池半步，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成功了。

「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過去，但是如何面對這一糟糕的政治遺產，社會卻並沒有達成共識，許多人認為它是共產主義犯下的罪行之一，這是對的。然而，僅有這點認識是不夠的，不要忘記，人們都是歷史的親歷者，對於這樣一場覆蓋到社會各個角落的政治運動，對於自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視而不見，一味地將自已推到受害人的位置上，藉此來撫慰自已良心的不安，這是一種不成熟的政治態度，也許，我們中間很多人都曾經是它的施暴者、直接或間接的同謀者、共犯，因此，將「文化大革命」僅僅視作共產主義犯下的一樁罪行加以鞭笞，或者將它視作當初那些無辜的人們內心深處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疤，一個同自已漠不相干的歷史污點，將其淡化和表面化，在人們的腦海和內心深處輕輕地抹掉，這肯定不是一種負責任的處理方式。

無論如何，社會主義的獨裁、恐怖和它的強制性如何與個人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安全協調一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這是一個現代的斯芬克斯之謎，相信兩種完全對立的絕對價值最終可以和平共處，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想法，可悲的是，居然還有人以為這是一個值得去冒險的嘗試，認為共產主義的組織、紀律、輿論一致的生活方式可以為人類生活開創一個自由的典範，更可悲的是，他們認為人們昨天和今天付出的代價會在那一天的到來之時獲得豐厚的回報，就好像有人聲稱兩條平行的直線在未來前方的某一點上會彼此相交是不容質疑的真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