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偏執狂的心理

讀歷史，要懂點心理學，用點心理學。

歷史學家Peter Gay說過，專業的歷史學家總是心理學家——業餘的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的觀察分析和把自己放進去的分析（參與分析）合起來叫做自動分析（auto analysis）。自動分析的好處是可以避免假的結論。

一個歷史學家對他的材料要有想象和轉移。想象就是想如果我是斯大林，我會怎麼做。轉移是去想，把那時斯大林的情況放在我父親身上，放在我老闆身上，他們會怎麼做？歷史學家最好意識到此，並利用它作為研究的一個肯定的工具。

研究斯大林的學者，假如沒有這種轉移，那就不會接觸到斯大林做決定時他內心的不自覺的思維過程。他就不能理解斯大林。

70年代，Robert Tucker寫斯大林傳時，他也進入斯大林的時代，很苦痛，他家裡人說他是斯大林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中國寫毛澤東傳的人，有的是拿了工資去歌功頌德的，當然不需要去進入角色的心理狀態。有的是羅列材料罵毛澤東的，還沒有到用心理學的程度。

有過傳說，毛澤東和上海的某電影明星上過床。有人已經把它寫在書里，有會面的證據，對此你信不信？

用點心理學你就知道不會。毛澤東內心深處有很敏感的自卑感。試想，毛澤東口臭的嘴要去親一個洋派女演員的嘴，那演員眼神里有一絲的厭惡或者頭一扭。對毛澤東來說，他沒有做之前，想到這點就興趣缺缺了，他寧可找個文工團里的小姑娘，主席壓上來時幸福興奮極了的。交往女人，毛澤東愛挑文化水平低的，就是出於他的心理。

可以這麼很合理的想象：童年的毛澤東吃飯吃得慢了，父親一個巴掌打到頭上來。過幾天，吃飯吃得快了，「吃相這麼難看」，又是一個巴掌上來。這在1900年的中國家庭里是很普通的事。毛澤東的父親是個在家裡一不稱心就發脾氣的人。童年的毛澤東心裡是很氣很怨恨的。到毛澤東青少年時，他心裡的恨和怨發展到了當著父親的面要跳到池塘自殺的程度。毛澤東後來一直宣稱他以自殺威脅父親的勝利，其實是雙方妥協，父親不打他，毛澤東單膝下跪請罪。毛澤東後來告訴斯諾，他恨他的父親，這一段在斯諾的書里被刪掉了。毛澤東很小就嘗到了鬥爭的甜頭，也懂得了妥協的必要。

毛澤東童年少年成長的過程，不是世界一片美好人人給他笑臉看，連父親都是隨時會不講道理地打巴掌過來的。學校里教美術的教數理的老師也不喜歡他，他一定給戒尺打過罰跪過（10歲時他逃學過）。讀得入迷的水滸傳，講的多是殺人報仇的故事，除了點義氣外是沒有愛的。毛澤東沒有愛上過個同年的姑娘，倒是相當膽大的搞過了（至少）一個村婦。毛澤東離家出走流浪過，看到的是悲慘社會，聽到的是殺人不眨眼的故事。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事時，對來圖書館的名人，很想發表些他的看法，他自認他的看法別具一格高人一等的。可名人們聽不懂他的湖南話，不屑和圖書館的小職員多啰嗦，跟本不睬毛澤東。毛澤東對此是記恨一輩子的。毛澤東坐了龍椅后，有人建議給他當年的圖書館館長，好像姓張的安排個好一點點的位置，毛澤東回答說：「我對他不薄了，他當年跟本不理我」。

從客觀的歷史來看，小職員毛澤東走近名人，「名人先生，我有個問題問你」，名人哪有空有興趣來回答一個鄉下年輕人的問題。小職員毛澤東心裡想說的是，「名人先生，你在報上的文章是錯的！」可是毛澤東是懂世故的人，他要裝出一副謙虛好學的樣子，中國的文化也不允許毛澤東說「名人先生你錯了」。假如毛澤東這樣說了，名人聽了一驚，我錯在哪裡？倒有了聽取和辯論乃至賞識的可能。這就是中國的文化決定了中國的走勢：毛澤東憋了一肚子的氣，後來的事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你們這些名人先生們，吃了點洋麵包，有什麼了不起！我報仇，三十年不遲！

參加革命后，他有很多正確的看法，可是別人不聽他，聽蘇聯的話，聽蘇聯回來的人的話，「我沒有發言權」。毛澤東也只好強忍著，他有超強的忍受力。他不喜歡張聞天，看到張聞天對女戰士劉英有好感，就想法把劉英調到張聞天身邊。毛澤東後來對師哲說的：「我忍著極大的痛苦接近張聞天」。毛澤東終於把張聞天變成了他的同盟，後來成了挾張聞天以令諸侯的局面。

恨是從小就進入毛澤東骨髓的並在他以後的歲月里發展成長。與此相伴生的是極度敏感於別人對他的想法，隨時隨地猜疑別人的動機。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跟本出發點。愛是很少的，毛澤東對世界是很冷漠的。下面的真實歷史一幕就說明了這點。

有一次毛澤東在上海看雜技。是在一個舞廳里演出的。舞池的邊上放有幾個桌子。毛坐在桌旁和人談話，雜技進行著：在表演人上面站人，突然站在最高的一位十歲左右的小雜技演員砰的一下跌了下來。他的媽媽也是雜技演員，驚叫起來，雜技團里的人也馬上趕上去搶救。此時也有雜技團里的人冷眼觀察到，毛澤東無動於衷地仍然在和旁邊的人說話。

斯大林也有一個很兇的父親，斯大林從小就反抗權威，這一點和毛澤東很像。斯大林唱歌唱得很好，在唱詩班裡受歡迎。進神學院讀書成績出色，東正教教會的裝潢排場也許影響到他後來講究儀錶，出席波茨坦會議時一身雪白的元帥服。斯大林小時候崇拜殺富救貧的Koba，革命后崇拜列寧。毛澤東沒有崇拜對象，不在乎儀錶，在現實世界里恨得比斯大林更深，愛得比斯大林更少。斯大林還自己種點東西，看看植物生命的成長；毛澤東在少樹少草的延安還叫人把他門口的一棵樹砍掉。斯大林對不直接影響到他權力的文人，比毛澤東要容忍得多了！Mikhail Bulgakov(1892-1940自然死)是個不接受革命的小說家，斯大林也不在乎，還說他寫的劇本好。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和恨，在他的原版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里可以看得很請楚。發展到文革，到他死，都沒有變。這和希特勒很像，希特勒在1919年寫的文章，和1945年臨自殺前寫的，一樣的恨猶太人。

赫魯曉夫在回憶斯大林開除鐵托那段歷史時，說「我們製造出了在南斯拉夫發生的那些可怕事情的故事，我們把這些故事講得多了，到後來我們自己也相信了」。毛澤東的心理也就是這樣。蘇聯衛星上天時，實際上紅旗並未落地。毛澤東說，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說的多了，他越來越相信了，對蘇聯什麼都看不順眼了，也忘記了他自己標榜的一分為二了。對劉少奇也大概是這樣。

毛澤東（1）求生存不求改進地發展；(2)求生存絕不講原則和信用；(3)別人對他說的話，他先從錯的角度來看，你地位越高越獨立，毛澤東越是首先想你的錯。你是個小人物，他的這種心理狀態解除，就按事實來聽你的話。他求立異，出去散步都不肯走原路回來的。

從心理來說，毛澤東求異不求同。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叫別人捉摸不了，別人有不同意見，他不僅是先想人家的錯，而且還海闊天空地懷疑。其結果是失去了大家。只好用個人迷信加周期地發動運動無情整人來維持領袖地位。

但現實比毛澤東強。毛澤東不稱心得忍著，不能發作。為了他的權位，他還得讓步，儘管心裡恨得要死。心裡很偏執地想，我將來偏偏要這樣做。比如幹部的供給制改為薪給制，毛澤東是反對的，但現實要改，改是很有道理非做不可的，劉少奇改了，毛澤東對此偏執到文革後期，近20年之後。毛澤東不喜歡周恩來，用陳毅替代了周恩來的外交部長來推行革命外交，陳毅沒有獨當外交的能力，還得讓周恩來指導。文革初，紅衛兵去燒了英國代辦處，毛澤東心裡也許想，對外國在北京的辦事處造個反有無不可，動它一動也許有好影響。他沒有想到，英國也有對付你的手段，把中國在香港的帳戶凍結。中國沒有外匯不行啊！大使們沒有錢付不出房租大叫了，反饋回來，毛澤東得對外國人陪不是，他心裡難過啊。林彪出走，毛澤東開始一喜，我隨便怎麼處置林彪那伙人都可以了。高興之餘，他太自信了，以為中國人民都好騙的，把林彪兒子的五七一當罪行公布。過後，毛澤東知道自己做了蠢事，於是他「其性格變得歇斯底里，大病一場，甚至休克過去」。

長期處在那種現實和願望對立，好做白日夢的毛澤東沒有精神病也都會憋出精神病來。更何況他原先就有點精神病的。這是多有記載的事。

毛澤東年輕時是個「怪人」；遇到生人會緊張，發抖說不出話，這直到延安時期；整風運動時，毛主席講話用語之辛辣，諷刺之深刻，情緒之激動，都是許多同志在此之前從未感受過的（胡喬木）；在重慶和談時以及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好端端的毛澤東會突然大出冷汗虛脫過去；50年代害過腦貧血。

政治行為，實質上是「私人」關心的外延實現。獨裁者不局限其心理需要於他的私生活而在公眾的政治生活里做得「正常」。可以這麼說，獨裁者在政治意識和活動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權利給了政治家玩出他個人動機和願望的機會。

斯大林把私人的動機和他幻想的陰謀，移到了公眾的目標——共產黨，國內的，國際的關係上。他並且從大眾的利益，俄國的福利和安全里找出他做的道理。

現在好多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因為他的權力旁落，要奪回權。我想還應當看到。毛澤東要在政治意識和活動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權利給了他玩出他個人動機和願望的機會。

毛澤東在文革前跟本沒有失去權力。他說過，我只要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劉少奇打倒了。

文革前，打倒羅瑞卿的會在上海開。劉少奇到了會上，還不知道開的是什麼會。通知劉少奇來開會，不告訴劉這個二號人物開什麼會，劉少奇都不敢問。毛澤東的權和威大到這個程度，還沒有權？

毛澤東不是被架空了的。他是自己騰空了的。他假的退居二線，是替自己造個他可管可不管，可進可退，隨心所欲的局面。他的不管，任意得很。今天說叫你管，你彙報管的做法，他說好好，過不久，他會當面賴賬，說都是你的錯，可以打倒你。

他的不管，給他騰出時間，做他喜歡做的事，女人，歷史，典故等等，給他時間躲在暗處，聽小報告，由此及彼地胡猜亂想。

毛澤東在意識上是癱瘓了一切幹部。藝術學院為教學需要畫人體素描，這樣一個簡單問題，高教部中宣部沒有人敢說可否。要報到毛澤東那裡，由他批了一段話，事情才結束。

毛澤東在軍事上，連調動一個連都要他的批准。他是寧可過分也不會疏忽的。羅瑞卿是對他百分之百的忠誠的。就是因為羅瑞卿靠近了劉少奇和賀龍，毛澤東不放心，為了拉林彪，就打倒羅瑞卿

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部門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其實，劉少奇根本沒有政變的想法，也沒有去做的基礎和能力。

這證明了毛澤東精神有病，需要這麼一個出口。毛澤東到列寧格勒去參觀，被帶到一處看景色，俄方好意告訴他，他現在站在河中央的冰上。毛澤東聽后，馬上拔步往回走了。為什麼？他心裡想，假如冰破裂了，我跌下去了，這麼冷的河水，我馬上沒有命了。這是偏執心態，越想越危險，跟本不會去想，那河上的冰厚得可以開汽車了，怎麼會破。也不會想，就是冰破裂了，我站在一塊大冰上，也掉不進水裡。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突然晚上要換住的地方，汽車都不敢發動，怕林彪聽見，叫衛兵們推著走。也是他越想越危險的做法。

姚文元在文匯報評歷史劇，含糊地說了毛澤東的恨，事先故意不讓北京知道，毛澤東躲在後面，天天等著看《文匯報》北京記者站的負責人艾玲空運送來的情況，看誰反對。毛澤東還大怒，因為北京報紙不登。其實後來周恩來一打招呼，不馬上登了嗎？這完全是心理家說的，毛澤東在政治意識和活動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權利給了他玩出他個人動機和願望的機會。

毛澤東的心理需要斗。與天斗，大躍進已經敗下來了，差些下了台，他不敢再在經濟上造次了。實際上毛澤東蠢得很，他不認識到中國勞動力那麼便宜那麼多，他不懂去賺外國人的錢。他想與蘇修斗，沒有實力，只好罵。等人家要當真了，他慌了。最後的，也是唯一的出口，那就是把他的看不順眼的奴才們當作了敵人，越看越恨越想越恨，恨得發火，寧可傾家蕩產，也要教訓你們幹掉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