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梅貽琦先生

梅貽琦先生寬厚溫良，雖然寡言，但一言九鼎，萬事都有主意。或許是因為篤信基督教，所以行為克己，接近苦行僧，連吃的餅中肉餡太多，也會覺得靡費。

梅貽琦先生在清華校史中被提得並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華在任最久的校長，刻意淡化了是他讓清華在風雨飄搖中存活且壯大。

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時期，學者與政客奪著年輕人，一個要把他們變成「真理的孩子」，一個要把他們變成「黨的孩子」，梅貽琦硬生生搭起學術象牙塔，抗逆政治對學術的強暴。

抗日戰爭時期，清華淪陷、北大淪陷、南開大學被夷為平地，為保住中國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種，三校南遷，實際工作幾乎落在梅貽琦一人的肩上，在雲南建起西南聯大，一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國共內戰時期，1949，天地玄黃，舊時代將沉沒，新時代還未卜，國共兩黨爭奪知識分子，他離開了大陸，成為了被「搶救」的知識分子，在台灣復校，成立了後來的新竹清華。

由於他的出走，讓他在教育史中的評價一直是曖昧的。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喜歡用站隊和姿勢來評價人，認為留下的必然是忠貞之臣。可實際上，出走的並非是出於覺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於對新社會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隱忍。

例如沈從文早就意識到新時代的「來者不善」，且自己很難有容身之地，但舊的時代將要沉沒，自己與之或纏綿或纏鬥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沒的責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舊時代文人殉葬的心態。

梅貽琦離開大陸，當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支撐學校運轉的庚子賠款當時在美國，如果不走，那錢也就沒了。可是很多年後，傳說在一次與朋友的對談中，他說自己如果留下，那要麼被打成反革命，要麼成為傀儡，兩者都是不是他所願意的。

梅貽琦把清華帶去了台灣。而留在大陸的清華，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華另外一個值得一書的校長就是蔣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長時期的清華學生，那時就曾經寫下「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他在任期間，清華從與政治靜默對抗的力量，忽然成為了時代中呼風喚雨的弄潮兒。兩個校長是相反的兩個極端：梅貽琦從不明顯表示黨派色彩，唯一的原則是保護參與政治運動的大學生，讓他們免於牢獄。蔣南翔則在反右鬥爭中親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貽琦與黨化教育抗爭，堅持「教授治校」，蔣南翔則要求清華里「黨的組織，不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動中發揮作用，而且必須在經常的教學工作中發揮作用。」

買辦的清華與革命的清華，教授的清華和革命領袖的清華，通才教育清華和「又紅又專」的清華。

我在清華呆了四年，時常感受到一種矛盾與分裂。它時而是學者的，是不爭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時而又是屬於政治家的，革命的，指點江山的，預備統領和主導社會進程的。我想，這種矛盾，大概就源於梅貽琦校長和蔣南翔校長的區別，舊時代和新中國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