曖昧而危險的打擊謠言運動

 

　　在日常社會生活和個人道德方面，沒有人喜歡所謂「謠言」，即不實的言論，但儘管聲勢浩大，但仔細觀察本次的打擊謠言活動所呈現的實踐，人們不難發現其不僅在法理上、政治上與司法實踐方面有太多的問題，而且背後包含的治理理念與公權運行邏輯實在非常曖昧而危險。

 

　　首先，就法理上來說，除了涉及公共安全等極其有限的特殊法律規定情形，很難證明不實言論能帶來對公共利益及時而當下的危險，至於構成違法和犯罪行為要件的意圖等在網路環境下就更難一概而論。現代司法的基本精神是「法無規定公權不可為，而法無禁止私權即可為，」在明顯缺乏法制資源的情況下，既無界定謠言的法律標準，也沒有判定謠言的法律程序，大規模運動強制手段去禁絕大多屬於言論範疇的「造謠」和「傳謠」問題，相比執行者宣稱的正面社會效益，這樣做實際上對法制的踐踏危害實為不能小覷。尤其在薄王通過黒打「打黑」的新鮮教訓面前，這樣全國性的行動不可能僅憑執法者自我定義的正面意義去認知。

 

　　縱觀世界，警務部門並無解釋和界定法律的權力，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公權部門，人們常見的情形是，強力部門總是對於社會和輿論的監督本能地難以適應，也總是通過各種方法尋求擴張公權對社會生活和個體生活的強制權力。本次打擊謠言活動還有個現實的背景必須予以注意，那就是，雖然警方歷來在維護社會治安和秩序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總體來說，在現行社會生活中，警務部門作為公權強制力的直接實施者，作為槍杆子，他們受到的法律和監督約束是較小的，這也直接導致了警方公信力的危機，在此危機背景下執行這樣法理上曖昧而成問題的行動，實際上是沿用過去運動式司法的手段介入言論政策領域，這不僅無助於公信的提升，無疑只會導致本已受損的公信力進一步喪失。

 

　　央視不厭其煩播放的秦火火「謠言」炒作牟利，以及某微博名人違法被抓一事，嚴格說來，這兩起個案並不能邏輯地得到微博名人都在牟利或道德敗壞，有違法事實的結論。而就事件本身而言，在未經法定審判和程序的情況下，動用公器批鬥大會似地展覽他們的個人隱私，這本身即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也有悖於現代傳媒的公德準則，說到底，還是過去極左政治年代「批倒批臭」和形象謀殺的模式。這種模式在社交網路時代更多地只能損傷公權與公器的信用。

 

　　稍有網路經驗的人都知道，網路上不實言論甚多，絕不僅僅是因為商業炒作或言論者缺乏剛性約束所致。有炒作牟利者，有追求名聲者，有知識一知半解者，但造成不實言論傳播廣泛的根本社會原因並不是網路科技，而是社會本身公信的低下和事件信息的超級管控。除了極少數符合法律關於不實言論危害公共安全等利益的案例，絕大多數都屬於言論的範疇，即使其中傷害到個體的不實言論，現有法制也提供了足夠的司法調整渠道和平台，因而給這些言論扣上不無文革色彩的政治帽子，於國於民於執政黨並無絲毫利益可言，反而有為淵驅魚的邏輯後果。現實中的執法已經出現了很多荒唐的例證：關於車禍死亡人數的不準確微博導致發帖者被抓，而一句疑問事故的言論同樣導致抓人，怎麼能設想如此赤裸裸的濫用公權會促進公信、增加社會和諧？

 

　　更嚴重的是，對謠言的打擊很可能成為某些公權部門打壓網路公開舉報的工具。自有網路BBS以來，總能不時聽到很多人士關於網路太亂、網路需要嚴厲管起來的呼聲，在微博參與舉報反腐的風氣蔚為大觀之後，這種呼聲更加嚴厲。其實，要辨析這些理由冠冕堂皇的敵視網路公共言論的聲音很簡單，那就是看看誰是網路言論的最大「受害者」：貪腐官員，各級在重大公共事務責任中遮遮掩掩的公權部門，以及各種擁有非法特權的人士。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有實名的網上舉報者，以及其他過去有公共表達經歷而本次被「秋後算賬」的人士，更有疑似利用公權打謠報網路意見論爭一箭之仇的。這些可疑的案例都預示了像歷史上的運動式司法一樣，試圖超越法律去解決社會問題，只能是緣木求魚，而且後患多多。

 

　　最後，在那些為本次打擊造謠、傳謠活動歡呼的聲音中，有一種反知識分子的極左論調幾乎毫不隱晦了。有的評論者已經把個案的事件與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掛上鉤，進而論斷說這些常對公共問題發表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是外國豢養的「第五縱隊」。對於這種充滿極左政治色彩的攻擊，人們需要注意兩點，其一是，這些人大多是不久前為薄王重慶施政站台的人們；其二是，只要稍微回顧下過去「反右」與文革中「揪叛徒」的慘痛歷史，不難明白這些人歡呼背後的真實目標，以及可能的災難性社會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