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懺悔》:一代人對文革的反思

向「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必須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8月20日，陳毅之子陳小魯公開反思自己文革中的行為。

這個夏天，抄過老師家的山東文化局退休幹部劉伯勤，因舉報而致使母親被槍斃的安徽人張紅兵，打過老師的河北邯鄲退休宣傳幹部宋繼超……先後向文革中傷害過的人道歉懺悔。他們代表了很多經歷那個年代的人的想法，只是一些人還未走出這一步，因為勇氣或其他原因。

而更早前，北京一群老知青則自發去推動一些文革親歷者撰寫文革經歷，再結集出版，無奈進展遲緩。但發起人王克明始終希望，能藉此讓懺悔的觀念得到更廣泛的認同，解開一代人的死結。

為什麼沒問為什麼

沒人說的清，「懺悔」的概念何時出現在這群當年曾插過隊的知青的腦海中。對於北京學者王克明來說，公開懺悔文革中自己的作為，源自對知青經歷的思考和痛苦反思。

1970年，文革中的王克明在陝北余家溝插隊，在一次批鬥會上，他曾「狠狠一拳」打向當時定為「階級敵人」被免職的大隊書記谷志有。其後8年，這位山溝溝里的農民未再提挨打一事，反倒盡己所能照顧這個來自遠方的年輕人，令王克明羞愧不已。

「為了讓自己覺得打一個被批鬥者沒錯兒，我曾經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警惕他，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疏遠他，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不敢面對他。」回憶錄中，王克明這樣剖析自己，文革中的「那一拳」，成為他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其實在返城后，王克明曾幾十次回到余家溝，並為村裡做了不少事情，「想以此減輕心底的負罪感。」

但王克明的努力，並沒有讓他更好受些，罪惡感如一塊巨石，隨著時光不斷膨脹，壓得他透不過氣。

2004年，作為陝北文化研究學者的王克明，再一次去余家溝的時候，幾經猶豫，他鼓足勇氣走進谷志有家的窯洞，將凝聚了30多年的沉痛思緒，化作他無數次涌到嘴邊卻又強忍著咽下肚去的三個字，「對不起」。   

沒有責怪，沒有斥罵，74歲的老漢只是憨厚一笑：「嗨！運動嘛！你們那則會兒娃娃家，解下（懂）個甚！」

重負似乎卸下，但另一個問題很快佔據了王克明心頭：「為什麼幾十年來我都不願認錯，為什麼幾十年後我才想起道歉？」

他決定繼續清算自己，並有了新想法，就是忠實記錄自己年輕時的惡行，「公開懺悔道歉。」  

很快，王克明以「我打穀志有」的直白標題，開始寫一篇「懺悔式」的回憶錄。

這時他對文革懺悔也越想越深，「為什麼文革參與作惡的人那麼多，公開站出來道歉的人卻那麼少？」直到2007年底，在與同做過知青的兩位好友宋小明、伍嘉冀討論時，他豁然開朗：個體的懺悔力量有限，應該做一本「懺悔文集」，「由參與過文革的這代人，反思懺悔自己年輕時盲從狂熱的行為及惡果。」

王克明說，懺悔只能是個人行為，只有參與者真正正視並忠實記錄內心最深處的那些隱秘，才可能生出懺悔之心。

經過與岳建一等幾位好友商議，文集的名字被確定下來，而且同樣直截了當——《我們懺悔》。

2008年4月，集中了朋友們意見的王克明，寫信開始約稿，受約者多曾下鄉插隊。

約稿信中，王克明寫道，對於那個「同樣是人，我們分出三六九等；同樣是友，我們撕裂成對立陣營」的時代，「我們為什麼沒問為什麼？」人過中年的王克明，已經不止一次對自己說：「沒有敵人。」

而在每封約稿信的結尾，他總要附上這樣一句話：「讓我們對孩子說：不要放棄對災難的記憶，否則災難會降臨於你。」

平庸的惡

定下做這本書的計劃后，王克明很快又找來好友，工人出版社的編輯岳建一，後者也是知青出身，並編輯出版過多部有影響力的知青文學作品。

其實自文革結束后，對這場浩劫的反思就從沒停過。但無論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還是知青文學，多是對自己受到傷害進行指責、控訴，「受害者」印記明顯，獨獨缺乏對文革中自身行為的「懺悔」。

岳建一則在不同場合呼籲，參與過文革的知青一代，應該為自己當年的行為公開道歉懺悔，為此，還多次被不同意見者轟下講台。

「這些人認為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不同意道歉。」王克明說。

儘管贊成者不多，憑藉在北京知青圈的影響力，岳建一還是很快組建起了52人的編委會。這些編委們都曾作為時代主角，在文革中滿懷「革命」信念上山下鄉，如今卻大多生活在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的邊緣，但仍未淡忘內心背負的巨大創傷。    8月27日下午，60多歲的退休幹部張華告訴記者，她偶然跟岳建一認識，岳就選她做編委，原因很簡單，「他知道我有知青經歷，而且贊同對文革懺悔。」

8月29日晚，編委之一、曾為媒體人的吳琰回憶，2008年年底，編委會第一次開會並很快達成共識：「應該道歉。」因為所有人對那段荒誕而激蕩的歲月都有著「痛徹骨髓」的體悟。

「文革裹挾了所有的人，從某種角度講，每個人都是參與者，可以稱之為『平庸的惡』。」吳琰認為，正因如此，對於那段歷史，所有置身其中者，都脫不開干係。

也是從2008年起，《我們懺悔》一書的編委之一、《炎黃春秋》雜誌總編輯吳思在自己的雜誌上，開闢了「懺悔錄」專欄，不定期刊登文革懺悔的文章，王克明的《我打穀志有》則成為開篇之作。

正是受該雜誌上的懺悔文章的影響，山東文化局退休幹部劉伯勤最終決定在2013年《炎黃春秋》第六期上登出一則文革「道歉廣告」。

其中那句「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也成為緊隨他而公開道歉的文革懺悔者們的共識。   

公開其實很殘酷

王克明陸續收到了一批高質量的稿件，這讓文革中一條條被掩蓋的傷疤，開始一點點顯露出來。

2010年，吳琰向插隊老友王冀豫約來的稿件也被發表在《炎黃春秋》上，取名《背負殺人的自責》。

為了這篇稿件，吳琰前後催了王冀豫數次，等了一年多稿件才到她手裡。吳琰坦言，當時她並不知道老同學曾在文革中殺過人，「對於文革中犯下罪責的人來說，要把那段歷史公開寫出來，其實很殘酷。」吳琰說，但如實記述就是懺悔的基本前提。

然而很多約稿都石沉大海。吳琰告訴本報記者，通過交談、電話、郵件等形式，她曾向十幾個親友約稿，但最終收到的「懺悔稿件」，只有4篇，這樣經過痛苦掙扎才寫成的稿件，實屬難得。

「親身經歷過這場歷史巨變的絕大多數人還健在，可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普通人的話語中，幾乎聽不到關於它的深入的討論，我們只能說它仍處於心理創傷的壓抑之中。」2005年，山東青島心理學者蘇永生就如此警示，幾年過去了，很多人依然選擇了迴避。

「其實就連我最親近的一些朋友，都認為他們在文革中沒錯或犯的錯很小，根本不值得懺悔。」吳琰說，而另外一些人，在開始時答應的很痛快，但最後卻交不上稿子來。「他們的壓力很大，包括自己的顧慮，家人的乃至親戚朋友的壓力，都很大。」經歷過文革的她，對此「感同身受。」

正因如此，對那些寫出稿子誠心懺悔的作者們，吳琰「由衷佩服」。而她四處碰壁的遭遇，幾乎每位編委也都會遇到。因此，5年來，「這本書的推進過程非常緩慢。」王克明告訴本報記者。

受害者也懺悔

在收到約稿邀請之前，女作家盧曉蓉從未想過將「懺悔」和自己聯繫起來。

民國知名實業家盧作孚孫女的身份，讓盧曉蓉在文革前就歷經坎坷：先是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冊，備受歧視和屈辱。而後，高中畢業即被大學拒之門外，隨後就到農村插隊。

盧曉蓉說，文革期間，她既沒有參與對老師的批鬥，也沒有欺負過農民，更沒有出手打過任何人，她應該「有一千條理由不懺悔。」

但是，隨著不斷內省，盧曉蓉記憶中的一些東西逐漸清晰起來：文革中年紀不大的她，對自己祖父的個人經歷還一無所知，就一味兒跟風「深挖」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

「正是我這樣的無知，愚昧，狂熱而不假思索的迷信盲從，才釀成了文革災難性的後果。」8月28日晚，回想當年情形，67歲的盧曉蓉語調不禁高了起來。

「如果人皆如我，同樣的災難必定再度加害於我的子孫後代。」在懺悔文章中，盧曉蓉寫道，在檢討「我不說話」帶來的禍害時，她分明看到「我不說話」的巨大慣性還在這塊土地上盤桓：現實世界的假貨泛濫、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貧富分化等等，豈不都與「我不說話」有關？

在她提供給《我們懺悔》一書的文稿結尾處，盧曉蓉寫下一句話：「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從那頭蒙著眼只知拉磨的『驢』變回人，這樣就有資格去天堂見我的祖父了。」

「這本書中收錄的，不完全是文革暴力的參與者。」王克明認為，但他們都是文革迷信盲從和擁戴的一部分，他們在向歷史道歉，值得尊重。

「我們這個群體很齊心，」盧曉蓉說，他們的想法非常一致，就是要在剩下的年月中，盡量多做一些「有益於這個民族未來的事情。」她坦言，到了這個年齡，沒有人會再浪費時間，因為這代人，已經在文革中「浪費了太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