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德兩國面對恥辱的歷史是如此不同

轉貼隨筆：中共熱衷於將德國與日本面對二戰的恥辱歷史反思進行橫向比較，此舉固然無錯。但對於中國反右，文革，六四屠殺等一系列鐵血滴恥辱行徑和歷史，則儼然採用了日本社會右翼勢力的同樣的迴避，淡化的措施和手段，才會導致現今的學生將「四人幫」理解為「一人有難，四人相幫」的滑稽荒唐。

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留下的短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這位令人尊敬的牧師是二戰前德國的宗教領袖，因反對希特勒的猶太政策和對德國教會的控制，被希特勒親自下令送進集中營，最後在各方正義力量的協助下才逃脫納粹的迫害。儘管他為戰後德國社會的道德重建立下了非凡功勛，卻仍然在晚年時不停地懺悔自己當年的道德污點，這首詩就是在那時寫下的。它那深刻的懺悔意識，不朽的反思精神，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中，不知警醒鞭策了多少世人，使他們在深深自責的同時，能夠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現實。

德意志民族不愧是一個善於反思的民族，不獨個人如此，連政府也以大無畏的勇氣加入了這一行列。據2003年的《世界新聞報》報道，8月16日，位於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工程建設工地上，豎起了10塊深灰色的水泥碑，這依稀顯現出紀念碑工程建成后的模樣，因為整個紀念碑的主體工程，是由2751塊水泥碑構成的地面碑群。在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的有關建設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文件中，揭示了政府建設這座紀念碑的主旨和意義，「是為了向被屠殺的人致敬，是為了清醒地回憶德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同時警告後人，永不再踐踏人權，永遠維護民主的法制國家，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一切專政和暴力。」德國至今還像博物館一樣保存著「二戰」時期的集中營「大壕」，其中鐵絲網、煤氣房、監牢，猙獰地立著，一如恐怖的往昔。每年5月10日，是德國的一個特殊紀念日——「焚書日」，以紀念1933年5月10日為鎮壓「異端思想」而在德國柏林率先上演的一幕「焚書」鬧劇。在去年德國「焚書日」70周年大祭這一天，在柏林等各大城市，許多機構和組織都紛紛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在名為「火刑中的文學、烈焰里的精神」的大型紀念會上，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告誡人們要以史為鑒，不要重蹈覆轍。柏林70年前焚書的一個現場，人們透過與路面齊平的玻璃頂罩，可以看到下面陳列著幾個空空如也的書架——它告訴人們：書沒有了，書被焚燒了！這是對世人的一種無言的警示。在一個「焚書日」的朗讀會上，一位著名女演員朗讀了《安妮日記》和《戈培爾日記》的片斷，令在場的人都為之動容。

德國人是認真而勇敢的，面對自己歷史上的醜惡，他們非但不有意遺忘，還故意揭出「瘡疤」，讓整個民族都來反思，以引起「療救的必要」，這種面對恥辱的態度，簡直要讓我們這些龍的傳人嘆為觀止了。同樣是面對醜惡與恥辱，國人所表現出的德行，就讓人不敢恭維了。

提起「文化大革命」，可能又犯了一些人的忌諱了，難免又要招來「不弘揚正氣不高揚主旋律」的指責了，但我還是要說。據統計，「文革」中斃命者相當於八年抗日戰爭犧牲的人數，有3900萬之多。就是這一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結束至今，不過區區28年，但在人們記憶中似乎已成了一件遙遠的事情。雖然巴金這位「世紀老人」本著歷史的良心，曾提議建造「文革博物館」，以使之成為「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可惜應者寥寥，一些操縱輿論者不願重提「文革」，想讓這段恥辱的歷史從時間隧道中自行蒸發，於是世人便逐漸淡忘了。這有鐵的事實為證——前兩年，新聞媒介在辭舊迎新、滿懷豪情地「盤點」二十世紀「百年大事」時，無論是「權威機構」評選的「二十世紀中國二十件大事」，還是民意測定的「二十世紀二十七件大事」，都將「文革」排除在外。我不能不對中華民族的健忘表示佩服了。從時間上說，這段歷史佔了二十世紀的10%，國人大都是貴人，而「貴人多忘事」，說忘就忘了。更有趣的是，新編的《中華字典》把「大躍進」、「五七幹校」等詞，作為「比較陳舊的、左的辭彙而刪除」，認為這類「文革」辭彙「的確已沒有現實意義了」（《雜文選刊》2004年5月[上]）。按理說，「文革」已蓋棺論定，昔日的紅太陽也早不再照耀中華大地，我們為什麼還要捂著、蓋著這段歷史？日本政府對侵華罪行死不認帳，還用教科書來蓄意歪曲歷史，對此我們義憤填膺同仇敵愾堅決抗議是應該的，難道我們只會說別人，對自己的這段不光彩的歷史，為何就不敢正視、不敢反思了呢？

正因為我們對這段歷史拒絕反思、放棄批判，才導致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對「文革」歷史搞笑式的詮釋。先不說前些年此起彼伏的「文革飯店」，餐廳牆上滿眼是「文革」口號，服務員一律紅衛兵戎裝，菜名均是「文革」術語，什麼「鬥私批修」（炒土豆絲），「牛鬼蛇神」（甲魚清湯），「片面主義」（紅燒鯿魚），讓你吃得好似回到了二三十年前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單說今年報紙上傳來的一個「特大喜訊」：「今年年底，包括抗戰博物館、文革博物館在內的一個佔地500畝的大型博物館群將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面世。」正當我為中華民族忽然具有了反思精神而開始驕傲時，接下來的內容卻讓我沮喪萬分。原來此博物館並非反映「文革」那場大劫難的真實面目，從而達到防止「文革」悲劇重演的目的，而只是給人們看一批文革時期生產的「了不起」的瓷器。「文革瓷器有其獨到的氣質……從一定意義上講，它同唐詩、宋詞、漢文章一樣，成為幽遠的絕唱。」（《三湘都市報》2004年3月7日）上帝啊，那些瓷器不是拙劣的構思，粗糙的製作，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就是密密麻麻的語錄和荒唐可笑的政治口號，就這些破玩意兒，還想和唐詩、宋詞、漢文章一樣，不僅成為「絕唱」而且還「幽遠」嗎？如果真的這樣，創作出「絕唱」的唐宋大家假如活著的話，肯定會氣昏過去，而且一定死不暝目的。真不愧是新世紀了，一些人的說謊水平竟能夠「與時俱進」，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進步，鄙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然，我們也有活的「文革」博物館，只不過不引人注目罷了。據報上的消息說，在重慶市區的沙坪壩，有一片中國唯一的紅衛兵公墓，墓內碑狀，有的如利劍直插天空，有的似火炬象徵造反，墓誌銘上，「頭可斷，血可流，造反豪情不可丟」依稀可見，「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頭」清晰還在……長眠在這裡的，是當年武鬥中血濺山城的紅衛兵——昔日重慶，武鬥成災，兩派紅衛兵曾動用坦克、迫擊炮、登陸艇和各類輕重武器相互殘殺。最殘酷的一次武鬥，有六百多條年輕生命「英勇獻身」，一直到死，他們還以為是為「革命」而捐軀，為「理想」而犧牲。（《新民晚報》2003年10月12日。）假如這個「博物館」能留存下的話，這些年輕生命的悲劇，對於警示後人所起的作用還是很大的。但這個「博物館」在時下淡漠「文革」的時代，它能保存下來嗎？聽說「文革」中受迫害的老人，強烈地要求毀掉這個破敗的幽墓，因為一「看到它，眼前就一片眩暈」，連受害之人都持這種態度，那些忌諱「文革」健忘「文革」的人們何不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呢？尤其是在當前這個急功近利的商品經濟大潮中，這個「博物館」竟位於重慶市區，自然充滿了無限商機，那些垂涎三尺的開發商說不定早暗中下手了。但願，我的這些胡思亂想只是杞人憂天，不要成為現實。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了前些天看過的一幅漫畫，題目是《學生無錯》，內容是一個新世紀的女教師讓學生解釋「文革」、「四人幫」，一個可愛的學生竟這樣解釋「四人幫」——「四人幫，就是遇到困難會有四個人幫助。」嗚呼！健忘災難的後果僅僅是博得我們輕鬆一笑嗎？「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過去」，誰能保證，「文革」的幽靈在中華大地上永遠不會死灰復燃呢？